英國作家大衛·索洛伊：我最關心的主題，是人的必死性與衰老

45 歲的英國作家大衛·索洛伊（David Szalay）對旅行體驗不會陌生。他在國內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說《人不過如此》（All That Man Is）講述的就是 9 組人因為形形色色的理由踏上旅程的故事，這本書入圍了 2016 年布克獎（The Man Booker Prize）的決選名單。他最近的一本小說《Turbulence》——其實是為 BBC 創作的一系列廣播劇——同樣和旅行相關，涉及的空間範圍更廣闊。

索洛伊將旅行稱為自己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不同於旅遊雜誌推廣的「生活方式」，索洛伊習慣的是被動地奔波。他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利爾，幼年隨家人搬到了黎巴嫩貝魯特，當黎巴嫩內戰爆發，又舉家遷往倫敦。最近幾年，他住在匈牙利——他父親的故鄉。

他用「游牧」（nomadic）來形容自己的生活，儘管他也不時渴望在一地終老的人生。這種游牧式的生活，如他所言，實際上是許多歐洲人的共同經驗。這也是他為什麼會想到寫一本以歐洲各個城市為背景的小說。他希望抓住當代歐洲人前所未有的行動自由，並從自由與變化中捕捉到一些共同的內在困境。

《人不過如此》的 9 個故事全部由男性領銜。他們分別處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從 17 歲到 73 歲，面臨不同的人生危機：慾望，地位，金錢，衰老與死亡……對於「全男主」設定是否不合時宜的質疑，索洛伊堅稱這更多是出於結構上的需要，他希望這 9 個故事能連貫、平穩地反映一個當代男性可能的成長與衰老過程，以及他們對此作出的反應。

「我覺得人性中的一些弱點很好玩，」去年接受《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索洛伊說，「名利、傲慢……我的意思是，我自己也深受這些弱點的困擾。這可能也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好玩的原因。它是種釋放的喜劇（comedy of release）。某種程度上，當我寫到書中人物的虛榮、自我（self-absorption）的時候，我覺得好像一直在嘲笑自己。」

獲得布克獎提名時，索洛伊 42 歲。他還被稱為年輕作家，但在這個快速消費、快速成名的時代談不上年輕。他在英國文學界的名氣很大程度上是由當年出版的《人不過如此》所奠定的。布克獎為 6 名入圍者準備了一場晚宴，索洛伊將其描述為「糟糕的體驗」：「我印象特別深刻——只有精神創傷才會留下如此清晰的烙印。」

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索洛伊學的是英語文學，也寫了些劇本。離開牛津後，他的生活一度與文學完全無關。他在倫敦繁華的市中心做了一段時間的銷售工作，後來又幫一家雜誌賣廣告位。按照他在接受採訪時所說的，這份工作基本是打電話給一個高盛員工，假裝是同齡人，隨意地聊聊市場，再在不經意間透露自己在一家財富雜誌工作。如果對方提出一起吃個便飯，他需要禮貌地拒絕，因為這會拆穿他的全套偽裝。

最後，索洛伊厭倦了這份工作。他接受了一位牛津好友的邀約，給 BBC 寫起了劇本。當時，他將近 30 歲。

鏡頭中的索洛伊總是不苟言笑，即便在獲獎、頒獎的場合也是。與他交談時，你能感覺到他在謹慎地推敲措辭，追加限定語。他對往事的回憶總是強調其偶然性，彷彿生活往往取決於機緣。他筆下的人物也是如此。

2017 年夏天，索洛伊受邀參加了英國諾維奇的一場論壇，遇到了世界各地的作家、編輯和出版人，包括文學刊物《單讀》的主編吳琦。吳琦後來在《單讀》上刊出了他的兩個短篇小說，並邀請他來杭州參加單向街書店新店的開幕式。這是他第一次來中國。直到在杭州住下的第一天，他都「完全無法預料會發生什麼」。

他和作家陳丹燕共同擔任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的頒獎嘉賓。三個小時的頒獎儀式上，索洛伊完全聽不懂台上的獲獎者在說什麼、觀眾為何頻頻鼓掌。

「獲得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獎的是：《孤獨星球》。」陳丹燕念道，接著用英文向索洛伊作了複述。

他彷彿恍然大悟，轉過頭，向觀眾再一次宣布獲獎者：「The Lonely Planet.」

圖片來源：Penguin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S：大衛·索洛伊

Q：我讀《人不過如此》的一個感覺是，其中人物的活動範圍非常廣，柏林、布拉格、倫敦、塞普勒斯、丹麥、俄羅斯、義大利，好像把歐洲各個地區都覆蓋到了。可不可以說，這本書代表了你對歐洲文化和歷史的理解？「歐洲」在你的生活中是什麼角色？

S：我有一個很強烈的興趣，就是寫一本反映當代歐洲之本質的書。今天的人們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頻繁地往來於歐洲各個地方，也許是因為這很容易實現。漫遊歐洲很便宜，許多航空公司都提供廉價的機票。歐洲大部分地區顯然已經實現了人員的自由流動，在這些地方旅行就像在一個國家旅行一樣方便。此外，歐盟公民也有權在其他成員國工作、生活，那種阻止人們四處遷居的官僚、行政制度上的壁壘已經不復存在了。

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住在匈牙利，但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英格蘭度過，和一個匈牙利表兄弟剛好倒了過來。我的姐姐在義大利住了一些年，我的爺爺住在法國。所以說，我的很多家人也在四處流動，而我知道這不過是反映了一種更普遍的現象。你知道，在倫敦這樣的地方，大量人口都來自其他國家；而在匈牙利這樣的地方，眾多年輕人選擇去其他地方，有些會回來，有些就不一定回來。我所感受到的就是這樣一種正在歐洲發生的、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而我還沒見到有人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寫作。所以，寫這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勾勒這種現象。並不是對這種現象是好是壞做一個判斷，而只是描繪現象，一種我認為非常重要、卻無人描繪過的現象。很明顯，我有意讓書中的人物在歐洲各地旅行，每一章的主人公都是出於種種理由從一個國家去往另一個國家。

Q：但自從這本書 2016 年出版之後，這幅圖景很顯然已經改變了，比如英國脫歐。如果你現在寫這本書，會不會很不一樣？

S：很明顯，歐洲的政治圖景在這本書出版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是在 2015 年左右寫完這本書的，2016 年初交付出版，我肯定沒有預見到後來發生的事情。英國脫歐完全是一個意外。如果我現在寫這本書，變化可能是，它所涉及的主題會變得更政治化，我猜。我原本持有的是一種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態度，只是想描述一種現象，而這在當下是無法做到的。這些主題變得如此政治化，以至於你不可能只是描述，而不表達任何政治觀點——至少不得不隱晦地表達一些觀點。 所以，確實會有些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不確定情況發生了多少本質性的變化。對英國來說，變化當然很大；但對歐洲其他地方而言，我並沒看到什麼本質性改變的跡象。我不知道你對歐洲政治了解多少，我想說的是，即使是匈牙利、義大利、波蘭這些國家的民粹主義者掌權之後，他們也沒有像嘴上說的那樣反歐盟。我不覺得有什麼人希望取消歐盟國家間基本的行動自由，即使是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也不會提出這種主張，因為匈牙利人依然歡迎行動自由，他們還是想去德國、英國工作。提出取消行動自由的主張會讓政治家很不受待見。所以我認為，行動自由在歐洲依然是一種流行的理念，英國脫歐甚至強化了這種理念。英國的例子證明了離開歐盟有多困難，更看不到什麼好處，人們總體上覺得脫歐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我不覺得歐洲會在根本上走向分裂。

Q：說說你移居匈牙利的事情吧。你是什麼時候決定搬去匈牙利的？有什麼原因嗎？

S：噢，這挺有意思的，其實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決斷時刻。我過去住在倫敦，幾乎一直住在那兒。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我打算去趟匈牙利，我認識那兒，我的父親就是從匈牙利來的。那兒有我的一些家人，我小時候也常去。我原本打算去那兒呆幾個月，一個夏天吧，當時也沒打算要留下來，計劃中還是要回倫敦。但我在那兒住得很開心，我喜歡那兒的生活，所以就呆了幾個月，接著是六個月，接著是一年……所以是逐漸在那兒越呆越久，某一天自然而然地變成了「我住在匈牙利」。離開倫敦的時候，我並沒有抱著那種「遠走高飛去匈牙利」的念頭，這是一個更微妙、更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決定。

為什麼我要留在匈牙利？因為……最初我住在父親的故鄉，一個小鎮。在倫敦住了那麼久，換到一個小地方會讓你非常開心，你可以在街上偶遇朋友，可以步行到達所有地方，環境也很安寧。很顯然，那種生活品質會大不一樣，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比倫敦要好得多。不過我最終對那個地方感到有些厭倦了，就搬到了布達佩斯，一個大得多的城市，但生活品質還是要優於倫敦。在倫敦，除非你很有錢，生活還是挺艱難的。經濟壓力是一個方面，倫敦的生活成本非常高昂，當你習慣了其他地方，其實會越來越難搬回倫敦。當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是像我剛說的，當你習慣了住在其他地方，與倫敦所系的種種弊病會清晰地暴露出來。坦白說，我還是願意回倫敦的，我還在設想到人生的某個階段回到倫敦，但那只是對未來的一個模糊不清的想像。

Q：你在一次採訪中引用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都覺得自己很不一般，而事實上我們都他媽是一種人。」城市也是這樣嗎？城市之間是共性更多，還是差異更多？

S：這問題挺有意思的，我還從沒想過。我覺得，基於人都是相似的這一點，城市可能也都是相似的，我猜是這樣。換句話說，城市表面上千差萬別，內里的本質卻是一樣的。他們都以同樣的方式運作著，有著共同的深層結構。

Q：會在精神上對某個城市更有歸屬感嗎？

S：不得不說，和我真正形成了深層聯結的城市只有倫敦。我在那兒長大，在那兒度過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我在布達佩斯住了些年，和它當然也有種強烈的聯結，但這和倫敦永遠不會是一碼事。我覺得，如果你在一座城市成長、度過青春歲月，你和那兒的聯結就會勝過其他所有地方。

Q：我可能不太適合做這個判斷，但我確實覺得你抓住了一些城市的氛圍和格調。比如我可以想像自己呆在塞普勒斯的一家寒酸的旅館，吃著糟糕的食物，或者是拜訪阿爾卑斯山區一處精心炒作的住宅地產。這些場景是你基於親身經歷創作的嗎？

S：書中的大部分地點確實都是我所了解的，但很好玩的是，其中我唯二沒有去過的就是塞普勒斯和哥本哈根。我希望覆蓋到歐洲的各個地區，同時又希望寫自己了解的地方，所以做了一些選擇。比如有部分故事發生在克羅埃西亞，而克羅埃西亞和匈牙利南部很相似，我對那裡很熟悉；銷售員詹姆斯拜訪的阿爾卑斯山村其實是我祖父住過的地方，我以前去過很多次。確實，我試著寫那些了解的城市，但也做不到每個都了解，所以有一兩個得靠想像。不過我猜海邊度假村都差不多，所以我並不需要去一趟塞普勒斯，只要去過類似地方就行了。

Q：「去過」一個地方和「了解」一個地方顯然還是有挺大不同的。你會感受到這種差異嗎？

S：確實。我想，要真正了解一個城市，你必須在那兒生活，這意味著你要在那兒呆上幾個禮拜以上的時間。我不知道具體要多久、那條界線在哪裡，但你總歸要花時間，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地方。

另一方面，「了解」和「不了解」也不是對立的。它更像是一個光譜，而不是非此即彼。你知道，我這會兒剛在杭州呆了 24 個小時，比起從沒去過的上海，我肯定是更了解杭州一些。

Q：這本書里的人物為了各種目的而旅行，有的是為了逃避，有的是為了學習，有的是為了做生意。你更多是為了什麼而旅行？

S：對我來說，之所以要旅行，是因為生活基本上成了兩地之間的活動。倫敦依然是我工作的中心，我的出版商在那兒，我的書也是在那兒出版的，所以我得經常在布達佩斯和倫敦之間往返。其他時候，我確實也會為了各種原因而旅行。

我覺得自己可能有很深的幽閉恐懼症，很大程度上過的是一種游牧式的生活。我可以想像那些終其一生呆在同一個地方的人，並且知道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如此，但於我個人而言，已經太習慣於四處奔波，因而有點幽閉恐懼症了。

但另一方面，我也很為自己沒有一個「根」而遺憾。這超出了我目前的設定。我的父母都不是英國人——父親是匈牙利人，母親是加拿大人，我甚至不是出生在英國，只是在很小的時候搬到了那裡。所以我是以非英國血統的身份在英國長大，頂著一個顯然不是英國人的名字（笑）（註：「Szalay」 是一個東歐姓氏，維基百科特地加上了注音），每天都會引起很多困惑。我略微有種感覺，自己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英國人，儘管相較於其他身份，我還是更覺得自己是個英國人。所以會有種「無根」的感覺。我的父母也經常旅行，他們這會兒也不住在英國，而是搬去了中東。所以我的家庭也是游牧式的，旅行對我們而言只是一種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不過我確實很遺憾沒有那種「根」的感覺，我有點羨慕那些從未離開一個村莊的人，儘管我並不想這麼做（笑），但我能看到這種生活的價值，能看到他們擁有一些我永遠不會有的東西。我會不時地渴望這種生活。

部分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有種「必須回到倫敦」的感覺，因為那是唯一讓我有稍許「根」的感覺的地方。不過離開倫敦這麼久，現在回去它肯定也已經變成了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我也和過去不一樣。你永遠無法像過去那樣重新拾起它。

Q：你寫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是公眾很感興趣的，比如高級官員、小報資深記者還有億萬富翁。你是怎麼掌握這些人的生活的？

S：億萬富翁那部分很顯然是基於俄羅斯富翁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的故事，他後來搬到了英國，已經去世了，所以我才能寫他（笑）。他的經歷和這部分故事緊密相連。像往常一樣，我在這個人身上做了很多研究。其他故事更具有一般性，展現的不僅僅是某個個體的故事。我希望自己筆下的角色帶有某種公共形象（public profile），因為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關於記者那篇，我一度考慮將它寫成一本小說，後來意識到，以我對這個職業的了解，還不足以寫成小說，但足以寫一篇不長的故事。

Q：能不能跟我講講，你是怎麼在一個人物身上做研究的？

S：其實書里的大部分故事都不是研究出來的，除了俄羅斯富翁那篇，還有記者那篇做了些研究。我並不會去著手讀一本書、上網查找資料，來幫助寫作。坦白說，寫作並不一定要做多少研究，我也不喜歡那種寫作方式。怎麼說呢，把研究成果轉化為虛構情節，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它有點像「猜」。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不寫那些不需要做什麼研究的故事？你對那些故事明明有更直接的理解，有更強烈的感受。俄羅斯富翁這篇實際上是我寫作體驗最差的一篇，正是因為如此，因為在那種寫作過程中，你是在「猜」，你是基於研究來猜測情況究竟是怎麼樣。但願這個故事寫得還可以，只是從作者的主觀體驗來講，它的寫作過程讓我不太滿意。我一般會避免這種寫作。

Q：你在這些人物身上設定了哪些共性？又希望展現哪些差異？

S：你知道這些角色都是歐洲男性，這是一個共同點（笑）。但除此以外，我試著讓他們各具特色。顯然，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他們做著不同的工作，教育程度、世界觀也各不相同。我希望把他們區分開來，同時，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差異又只是為了強調他們有多相似。我的意思是，讓他們在表面上更多元，其實是為了更突出他們本質上的相似性。

Q：是指一些文學批評提到的「男性氣質」（masculinity）嗎？

S：是有這個方面。嗯，說到底，這些人的生活都有著高度相似的特徵。他們想要從生活中最終獲得的東西都是簡單、相似的，他們對生活際遇作出的回應也是內在相似的。

我其實沒打算寫一本關於男性氣質的書。我最關心的主題是人的必死性（mortality）和衰老，全書的結構也是為了強調這些主題而設計的。不過，一旦你寫了 9 個男性角色的故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本有關男性氣質的書。我不否認這一點。但那不是我寫作時的意圖，我嘗試探討的還是衰老過程、時間、必死性這些話題。還有歐洲，但那是次一級的東西。

Q：衰老、死亡這些危機好像也適用於女性？

S：當然，顯然是適用的。我不是在自我否定。可是，雖然我未必知道具體的原理，但這些危機作用於男性和女性身上可能還是有細微的不同。有人問過我，為什麼書里的角色全是男的。我想，這是因為我希望最終傳達這樣一種意識，就是所有這些角色都是同一個角色——不是字面上的「同一個角色」，而是說他們最終都是相似的，全書講述的就好像是同一個人（不同階段）的生活。如果在其中混雜了男性和女性角色，可能就無法製造出這種效果，它會淡化原先的意圖。

Q：你提到這本書的結構是按照人生階段順次展開的。我個人覺得，後半部分故事寫得比前兩篇（關於青少年時代）好，有不少關於生活的洞見。有沒有哪個故事寫起來更順手？或者說，有沒有哪個人生階段你覺得更容易描繪？

S：總的來說，答案是「沒有」。我很享受所有故事的寫作過程，除了之前提到的俄羅斯富翁那篇。我覺得寫比自己年紀更大的角色並不存在什麼困難。對於每個故事，我的目的主要是揭示「這個年紀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去刻畫某個年紀的主觀體驗。同時，我非常在意的是用一條非常平滑的線索將故事銜接起來。沒有哪個故事是跳過了一整個年齡層而展開的。事實上，我後來專門插入了兩個故事，來填補故事（和年齡層）之間的斷裂，讓它平滑起來。比如，之所以有第二個關於法國人在塞普勒斯的故事，就是因為第一、三兩個故事間的斷裂太大了。我想製造的一種感覺是：變化是難以感知的。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關於時間的真實體驗。當衰老發生的時候，我們無法覺察到它。時間就這麼流逝。但當你回頭看的時候，你才突然意識到，5 年、10 年、20 年過去了。你會很震驚，真的非常震驚。

Q：你寫到的這些角色好像在內心深處都有種壓抑和挫敗感，甚至是絕望。比如銷售員詹姆斯就在聊天時提到了「命運」這個話題，這是不是也代表了你本人對命運的感受？

S：是這樣。像他說的，命運是這樣一種東西，你意識到它存在的時候，已經於事無補了。你已經沒法再過一種不一樣的人生。當然，你總歸可以讓今後的道路有所不同，但改變的程度有限，因為很明顯，你越是年長，這種改變在你整個生命語境中的意義就越小，你的人生就有更多東西被限定住。這種「人生被限定住」的感覺，我猜就是命運。你在回憶中獲得了這種感受，而它又會向未來投射，你的未來就像是從過去中生長出來的。

不過關於人物有些壓抑的問題，我有點不同的看法。比如第二個故事裡的主人公就不是特別壓抑。記者那篇的主人公未必是個多好的人，但他也並不壓抑。說所有角色都很壓抑可能有些過了。但我同意你說的，大部分角色都感到被生活所挫敗，覺得生活在和自己作對，覺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當他們已經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他們又不再想要這些，反而意識到自己想要其他東西。我們好像生來就永遠不會滿足。這種「持續不滿足」（continually dissatisfaction）就像是種達爾文主義式的特質，我們不幸要與其終身相伴，但這就是人之為人的一部分。

Q：聽上去挺悲觀的。人好像很難掌控自己的生活。

S：倒不是關於「掌控」——

Q：作出改變？

S：我也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作出改變，只是改變會讓你更幸福嗎？這好像不能保證。我的點不在於改變生活是不可能的，儘管隨著年歲增長，對生活作出有意義的改變確實是越來越難了。事實上，我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的人，我更願意說的是——好吧，你可能會覺得這就是悲觀主義——通往幸福的秘密，如果有的話，就是保持較低的期望值（笑）。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之一就是在不斷抬高人們的期望，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高期望值所塑造。你知道，消費主義、廣告在不斷提高我們對商品的期望值。政治也是，政治家不斷試圖告訴我們，如果把權力交給他們，世界就會變得多美好，這也是一種抬高期望值的方式。

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個期望值持續高企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持續失望的時代。而那種失望感，可能就是小說傳達的東西——你總是無法對生活完全滿足，總是覺得生活並沒有實現美好的承諾。某種程度上，如果你並不期望獲得幸福，你反而有可能獲得幸福，你會覺得生活沒那麼糟。

Q：如今媒體談論更多的是酷兒、是身份的流動性，而你卻寫了一本聚焦單一性別的書。你不擔心「男性氣質」成了一個過時的詞嗎？

S：不，我完全不這麼覺得！我覺得這本書之所以取得了一些名氣，原因之一就是它特別著墨於一個可能被忽略了的主題。我猜當下的文化聚焦在性別的流動性、性別的模糊性這樣一些議題和領域上，或許忽略了（男性氣質）——當然，這兩者本身並不互斥，並不相互矛盾。但男性氣質作為一個事實依然存在著，也正因如此，它是一個值得寫作的對象。

Q：兩年多前，你入圍了布克獎的決選名單。被提名角逐布克獎有沒有給你的生活帶來些變化？

S：改變可能是，它讓這本書更受歡迎了，而這本書的成功又在職業方面改變了我的生活。你寫了一本書，反響不錯，那你未來的寫作可能就會受其影響。你會思考為什麼那本書會獲得成功，而且這麼做是無意識的。你的下一本書會吸取第一本書的成功之處，使之具有相似的品質。它會把你引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如果這本書徹底失敗了，一點痕迹都沒有留下，你可能就會在下一本書里採取不同的寫法。

事實上，我最近受 BBC 的委託，寫了一個 12 集的廣播劇。這 12 個故事都很短，是在廣播里播出的，要求每個故事都能獨立成篇——畢竟有些人只會聽到一集，同時又要求故事之間存在關聯。我猜想，他們之所以找到我，部分就是因為這種結構和《人不過如此》非常相似。我就寫了這 12 個故事，上個月集結出版了。這一前一後兩本書就具有相似的特質。所以，那次提名確實改變了我，只是改變的方式比較微妙。

Q：給 BBC 寫劇本和自己寫一組故事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S：給 BBC 寫東西重要的是他們得寫得像劇本，他們得是適合在廣播里念的故事，雖然只由一個人來念。一個主要的區別是，這些劇本得非常短，一集 15 分鐘，寫下來大概 2000 字，僅僅是《人不過如此》一個片段的長度。另外，我得寫得很快。我得在 6 個月里寫完全部 12 篇故事，這種工作方式和寫書不太一樣，但我還挺喜歡的。這本新書出版的時候叫《Turbulence》。對，它在結構上和《人不過如此》很相似，但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不同。

Q：你最初是怎麼開始寫作的？

S：簡單來說，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十幾歲和上大學的時候，我寫點東西，也喜歡寫東西，在寫作中找點樂子。比如，我在大學裡寫了些劇本，也排練出來了，我很喜歡這種創作。但離開大學後的幾年，我不再寫作，一點都沒寫，做了幾分不一樣的工作。大概是在將近 30 歲的時候，我碰巧遇到了牛津時代的一個老朋友，他當時在 BBC 廣播劇部門工作。他跟我提建議說，「我記得你在牛津寫過劇本，為什麼不試著給 BBC 寫廣播劇呢？」所以我就寫了。那是我第一次靠寫作拿到報酬。不是真正的 「play」，更像是 「drama」，不是一個故事，而只是對話。我寫了一些，之後就開始寫小說了。

Q：你正處在 40 多歲的階段。如果把你作為書中的一個主人公，他的焦慮來源會是什麼？他對生活有哪些期望？

S：噢，我寫這本小說的時候非常清楚，書中和自己相對應的差不多是詹姆斯這個角色，那個在阿爾卑斯山區的房地產銷售員。這就是書里屬於我的角色（笑）。在那之後，我沒多少變化。我還在變老，除了——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取得的成功讓我的位置有所變化。詹姆斯渴望成功，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渴望成功，而這本書取得的一點成功把我帶到了一個略有不同的地方，但不是根本上的不同。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Q：所以說，你的個人生活也具有書中那樣的連續性？

S：連續性是指？

Q：就是會從一個階段很平穩地過渡到下一個階段。

S：是，大部分時候是這樣——但有時又不是。我有兩個孩子，幾年前和他們的母親分開，那段時間並不平穩，而是很急劇地變化。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平穩、不可察覺地發生的。不過，大部分生活還是漸進、累加起來的。

題圖、Banner 為電影《年輕氣盛》，來自：豆瓣

長題圖來自：Daniel Olahon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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