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館主史量才因何遇刺？原來他總和老蔣唱反調！

作者：金滿樓

1934年，知名報人、《申報》館主史量才突然在由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刺殺。

據說，史量才的遇刺，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也有著莫大的關係，楊杏佛之死即為前車之鑒。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系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於1932年在上海發起成立，史量才雖未加入，但指定了兩名《申報》記者以個人名義加入，並親自出席了同盟成立大會。

民權保障同盟主張保障維護民權，同時又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這與國民黨的統治尤其是蔣介石當時力推的「剿匪安內」政策背道而馳，深為蔣氏所忌刻。

作為同盟的核心人物，宋慶齡的一舉一動尤為特務所關注。而在《國民黨不再是革命集團》的宣言發表後，史量才與宋慶齡的交往頻繁，關係日益密切。

據錢芝生所說，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楊杏佛曾陪同宋慶齡拜訪過史量才，後者向十九路軍捐出巨款，為蔣所不滿。

關於發表宋慶齡宣言一事，錢芝生也提供了另一種說法。

據其所言，宋慶齡在得知鄧演達被殺後，即以「民權保障同盟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該文由「民權保障同盟會」秘書長楊杏佛翻譯成中文並秘密送至《申報》館史量才手中。

不過，當時《申報》並未刊登，而是通過史量才的關係在某通訊社發出。

錢芝生還說，史量才與楊杏佛搞在一起，又是發表反蔣殺鄧宣言的實際指揮者，「蔣介石一方面要嚇唬孫夫人和另一『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蔡元培；一方面想鎮壓史量才以劫奪《申報》。於是一九三三年楊杏佛被暗殺，一年以後，史量才也就死在特務之手了。」

楊杏佛當時是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但如此名望的人物仍被軍統特務暗殺，而且作案情形極其猖狂。

據沈醉回憶，蔣介石指示刺殺楊杏佛主要是為了恐嚇宋慶齡，為此其特別指定在法租界宋慶齡宅附近執行暗殺，以起到恐嚇作用。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乘車剛出中央研究院，由軍統老派特務趙理君帶隊的特工小組即攔車掃射，在此光天化日之下，楊杏佛和司機被當場打死，其子楊小佛受傷。

以史量才與宋慶齡、楊杏佛的關係，加之其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深度介入，史量才想不被國民黨特務注意也難。

此外，《申報》大量報道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各種消息，即便在楊杏佛遇刺後，《申報》仍有詳細的後續報道。

種種因素加起來，為強人所忌的史量才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這似乎也完全符合邏輯。

關於史量才被刺一案，號稱民國「報業梟雄」的龔德柏提供了有另一種說法，姑錄如下：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託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執行，並即電告在杭之執行人員，暫緩執行。

然而，該執行人於先一晚飲酒大醉，當晚未能譯電，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國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車經過。亦未暇看電報。待其執行回來再看電報，而史已死，無法挽救了這是一說。

又據與執行人員有關者告我，執行人員於就道時，始接電報，認為執行命令事大，看電報事小，故將來電置之衣袋內，即乘車而去。待其執行回來再行譯電時，已無法挽救了。」

這種說法，幾同兒戲，只能說是特務們放出來的另一個煙霧彈罷了。

對此，倒是《東南日報》說了實話，其云：

儘管「蔣委員長再電嚴緝兇手」，並「懸賞一萬元」，但「此種有龐大組織之暗殺團體，其實際參加行刺之暴徒，對於暗殺之動機，往往亦不能知悉。故此後縱有兇犯獲緝，對於此案之背景，一時恐亦難查明雲。」

委員長的再三嚴令及重金懸賞，對破獲史案本身毫無意義，不過是做做文章、當遮羞布一用而已。

竊以為，蔣介石本以暗殺起家，其執掌權柄後仍不忘故伎，此種作為，既非政治家所應取，亦可見其器量之窄小、手段之拙劣。

如是，其在大陸的失敗也就並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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