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教美德與基督教美德

授權轉自：保守主義評論

哲學園鳴謝

按：本文節選自英國保守派評論家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異教徒》（汪詠梅 譯）第十二章「異教與洛斯·迪金森先生」，三聯書店，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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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教與基督教真正的區別在異教美德（或曰自然德性）與基督教「三德」（羅馬天主教稱之為恩典美德）的區別中得到了完美的總結。異教美德（或曰理性的美德）包括正義、節制等，基督教接受了這些美德。基督教自己發明而非接受的三種神秘的美德是信、望、愛。對這三個詞，如今我們可以輕易地從基督教的角度愚蠢地大談特談，但我們的討論只想局限在有關它們的兩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我說，第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與載歌載舞的異教徒這種錯誤的認識迥然有別）是：異教的美德，如正義、節制，是悲傷的美德：信、望、愛這三種神秘的美德卻是快樂、興高采烈的美德。第二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個事實更加明顯）是：異教的美德是合乎理性的；信、望、愛這三種基督教的美德本質上卻是極不合乎理性的。

「不合乎理性」這個詞很容易引起誤解，這樣來表述可能更清楚一些：這三種基督教的美德或者說神秘的美德，每一種在本質上都包含著悖論，而每一種典型的異教美德或理性主義的美德則沒有。正義在於認識到某個東西應當歸於某人，並且將這個東西給他；節制在於認識到某種嗜好恰當的界限，並且堅守這個界限。但是，愛意味著原諒不可原諒之事，否則它就根本不是美德；望意味著在事情毫無希望之時抱有盼望，否則它就根本不是美德；信意味著相信難以置信之事，否則它就根本不是美德。

注意到這三個悖論在現代人的時尚當中不同的命運，從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很有趣。愛如今是一種時尚的美德，狄更斯巨大的火光將它照亮。望如今是一種時尚的美德，斯蒂文森猛然吹響的清越的喇叭聲將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向它。信卻不時尚，它是一個悖論，人們到處都習慣於以此來反對它。人人都以嘲諷的口吻重複關於信的那個著名、幼稚的定義：信是「相信的能力，我們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真的，但仍然相信它。」然而，信絲毫不比愛和望弔詭。愛是原諒我們知道不可原諒之事的能力；望是在我們知道自己陷於絕望的處境中時仍然保持快樂的能力。誠然，有一種狀態的盼望，它有著光明的前景，看到了黎明的來臨，但那不是望的美德，望的美德只存在於地震和日食中。誠然，有一樣東西可以粗略地稱之為「愛」——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愛，但對值得幫助之人的愛根本不是愛，而是正義。那些不值得幫助之人才真正需要愛。愛這一理想要麼根本不存在，要麼就純粹為這些人存在。從實際的角度考慮，正是在絕望之時，我們才需要滿懷盼望之人。望這一美德要麼根本不存在，要麼在那一刻才開始存在。正是在那一刻，在盼望不再合乎理性之時，盼望才開始發揮作用。

古老的異教世界繼續筆直地向前發展，一直發展到它發現這樣發展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異教世界非常有理性，那種理性是一種美麗高貴的理性，它在自己臨終的劇痛中發現了這個永久、寶貴的真理，一個世世代代的遺產，那就是：僅有理性是不夠的。異教時代確實是一個伊甸園的時代，或者說黃金時代。從這個根本意義上說，它是無法恢復的。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它也是無法恢復的，那就是：雖然我們比異教快樂，認識也比他們正確得多，但是即便使出吃奶的力氣，我們當中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像異教徒那樣明智。異教思想中的那種不加掩飾的純真是基督教之後的任何人所無法恢復的。其原因是：基督教之後的每個人知道，那種純真會令人產生誤解。

我想舉例說明一下異教思想中那種在今日已不可能的單純，我首先想到的是以下這個例子：現代對基督教最偉大的頌詞當屬丁尼生的《尤利西斯》。詩人在讀尤利西斯的故事時加入了自己的想像，認為尤利西斯有一種不息的渴望，渴望漫遊世界。而真正的尤利西斯絕無漫遊的渴望，他渴望回家，在與種種阻擋他回家的厄運抗爭時，他表現出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僅此而已。對尤利西斯而言，不存在為冒險而愛冒險，為冒險而愛冒險是基督教的產物；對尤利西斯而言，不存在為珀涅羅珀（譯註：尤利西斯的妻子）而愛珀涅羅珀，為某人自身的緣故而愛某人是基督教的產物。

昔日異教世界中的一切給人的感覺都是純凈、一目了然的。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是故，異教徒沒有愛，因為愛是對靈魂的複雜性抱一種敬畏的不可知論。是故，他們沒有虛構的藝術（即小說）這類東西，因為小說是「愛」這種神秘觀念的產物。對異教徒而言，美麗的風景就是美麗的，不美麗的風景就是不美麗的。是故，他們沒有浪漫的概念，因為浪漫在於因一個東西危險而認為它更令人愉悅，浪漫是一個基督教的概念。簡言之，我們無法重構，甚至無法想像異教那個美麗而又令人驚奇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常識確實是平常的。

我談三種美德想要表達的大致意思，希望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了。這三種美德都是悖論性的，都是很實用的；正因為實用，所以才是悖論性的。追於終極的需要，對事物真實面目清楚的認識，促使人們樹立了這些美德，並為之獻身。不管悖論的含義是什麼，事實是，戰場上唯一有用的盼望是那種拒絕相信算術——即拒絕相信人數決定勝利——的盼望。不管悖論的含義是什麼，事實是，任何軟弱的人唯一需要的愛，任何慷慨的人唯一感受到的愛，是赦免通姦這類罪的愛。不管信的含義是什麼，它一定始終指的是一種對我們無法證明之物的確信。例如，我們因著信相信他人的存在。

但是，還有一種基督教的美德，這種美德自古就與基督教聯繫在一起，與基督教的聯繫要比以上三種美德明顯得多，它更清楚地說明了悖論與實際需要之間的關聯。這種美德作為一種歷史的象徵是毋庸置疑的，洛斯·迪金森先生肯定不會質疑它，它一直是千百萬基督教擁護者的驕傲，也是千百萬基督教反對者嘲笑的把柄。實質上，洛斯·迪金森先生對基督教與異教所作的全部區分都是以之為基礎。我指的是謙卑這種美德。當然，我非常樂意承認，有很多東方錯誤的謙卑（即嚴格的禁欲主義的謙卑）與歐洲基督教的主流混合在一起。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當我們說基督教時，我們指的是在整個一片大陸上傳揚了一千年左右的基督教。與前三種美德相比，對這種美德，我要更加堅持以上提出的總主張。出於同樣緊迫的原因，文明如它發現了信和愛那般，發現了基督教的謙卑，那就是：基督教文明只有兩種選擇——發現謙卑或者死亡。

我們可以用一個短語比較準確地表達異教這一偉大的心理發現，這個發現將異教轉化為基督教。異教徒起初相當理智地尋求自己的享樂，到異教文明行將結束時，他發現，一個人不可能自己享樂，同時繼續欣賞其他事物。有些人以為異教徒只是尋求肉體上的享樂，洛斯·迪金森先生用非常精闢、無須進一步闡明的語言指出了這些人荒瀑的淺薄，無疑，異教徒不僅尋求知性上的享樂，還尋求道德上的享樂及靈性上的享樂，但是，他尋求的是自己的享樂，乍看起來，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現在，他的心理發現是：雖然人們原以為，將自我擴大到無限，人就可以尋找到所能享受的最美滿的快樂，但事實卻是，只有將自我削減為零，人才能尋找到最美滿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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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萊爾為貴族統治的所有辯護，其缺陷實際上暴露在他最著名的一句話中。卡菜爾說，人多半是傻瓜。基督教以更加確信、更加虔誠的現實主義的態度說，人都是傻瓜。這個教義有時候被稱作原罪的教義，它也可以被稱為人人平等的教義。但其基本要點是，也只是：任何主要的、廣泛的道德危險，只要它影響一個人，它就會影響所有人，任何人受到誘惑都可能成為罪犯，任何人受到激勵都可能成為英雄。這個教義徹底粉碎了卡萊爾（或任何其他人）可憐的信念——存在「少數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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