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給我改稿

編者按：本文作者現任哈爾濱建築大學建築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早年在清華建築繫上學時，曾十分迷戀中國古代建築，在一次次做課題時，機緣巧合地接觸到中國近代建築，也因此躋身中國建築史學的學科協作行列。在他為中國近代建築編史的過程中，最讓他難忘的事情之一，是梁思成為他改稿子的故事……

「票友」客串「專業戶」

我跟中國近代建築好像特有緣分，頭些年參加的建築學術活動，接觸的都是中國近代建築。

能夠從1958年全國展開編寫「建築三史」開始，就接觸中國近代建築的寫作；能夠一次次地投身中國近代建築簡史、教材、總覽和大百科條目的編寫行列，應該說是非常的「有緣」，也是非常的「有幸」。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成了中國近代建築寫史的「專業戶」。但是，我卻一直覺得這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我的自我感覺，好像我只是中國近代建築研究的「票友」，一次次地在中國近代建築的研究平台上「客串」。

在清華建築繫上學時，我就迷上了《中國建築史》這門學科。後來我著迷似地習作建築知識小品，選題也都是中國古代建築。這些，先入為主地形成了我對中國古代建築的濃厚興趣，讀的、想的、寫的都是中國古建築。沒想到一旦參加全國性的建築史學術協作，乾的卻都是中國近代建築。而我實際上並沒有中國近代建築的積累，欠缺近代建築的學術底氣。因此，總覺得自己和中國近代建築隔著行似的。

當然，我做中國近代建築，也因為這些項目特別誘人。寫近代建築簡史，編近代建築教材，撰寫近代建築大百科條目，撰寫近代建築分覽，哪一項都是美差。而且這些美差又都是由梁思成先生、劉敦楨先生、汪坦先生這樣頂級導師主持。這樣的項目降臨到我的頭上，我怎麼能捨得拒絕。這就導致了我一次次地不自量力地應召、參與。

雖然中國近代建築不是我最想做的，但是能從「軟端」來加工，卻是我喜歡觸碰的。我就這樣以「票友」的心態，客串「專業戶」的角色，在中國近代建築的研究平台上徜徉。

現在回顧起來，我有幸地結緣中國近代建築研究，實在是我的一大幸運。我是因為進入中國近代建築史的編寫班子，才得以步入中國建築史學的學科協作行列。

我總覺得，對於我來說，參加近代建築編史，它的「過程」遠比它的「成果」更重要，因為我的確是在這個「過程」中成長的。回首往事，不禁想起在這個美好的「過程」中遇到的一次次難忘的幸運。

其中一件，就是梁思成先生給我改稿的幸事。

梁思成先生改稿

1959年10月,我們這個近代組完成了21萬字的《中國近代建築史》(初稿)，以鉛印本分發給有關專家徵求意見。其中有一本呈交給梁思成先生，請梁先生審稿。難得的是，梁先生在百忙之中認真地審看了這本「初稿」。可惜的是，梁先生只看了「初稿」的前9頁，只對這9頁作了批改。特別慶幸地是，梁先生所看的這9頁，恰好都是我寫的第一章前兩節。我覺得，這等於是梁先生給我寫的書稿作了批改，寫了批語。這個「審稿本」就讓我收藏了，成了梁思成先生留給我的最珍貴的紀念品。

梁先生的審稿是非常認真的。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在梁先生所看的短短9頁中，居然作了84處批改。我統計了一下，其中屬於校正標點符號的有24處，屬於校正錯字的有10處，屬於修改用詞的有33處，屬於批語的有12處。校正標點符號和校正錯字，一共多達34處。這是因為初稿本匆忙鉛印時沒有好好地校對，很可能就沒來得及校對。想不到梁先生能有這麼大的耐性，把標點一一改正，把錯字一一改正，甚至於把英文字母的錯漏，也一一改正。

看得出梁先生非常重視措詞的準確，他給我修改的33處用詞，都屬於這種情況。他把「體現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日趨鞏固」，改為「反映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日趨鞏固」；把「歐洲古典式的通行銀行建築形象在各個城市矗立起來了」，改為「歐洲古典式的通行銀行建築形象在各個城市冒出來了」；把「1857年的早期江海關，還是中國的傳統廟宇形式」，改為「1857年的早期江海關，還是中國的傳統衙門形式」。這些的確都是措詞不當。對於「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日趨鞏固」用「體現」來表述，確是政治態度的失誤，改用「反映」就沒問題了。對於外國銀行建築，說它在各個城市「矗立起來了」，確是帶有肯定的、頌揚的語氣，改成「冒出來了」就沒這毛病了。上海早期江海關的形象是脫胎中國的衙門，並非模仿中國的廟宇，在表述它的形象時，當然應該說它「還是中國的傳統衙門形式」，而不應該說它「還是中國的傳統廟宇形式」。

梁先生的批語

梁先生的這一處處糾正，提升了詞義的精準、貼切，我覺得非常精彩。梁先生的12處批語更是集中地糾正了我在文稿中用詞概念的不準確。

當看到「外來技術未能正當輸入我國」的表述時，梁先生旁批說：「何為『正當』？何為『不正當』？」當看到上海開埠後建造的房屋「很有異國情調」的表述時，梁先生旁批說：「『異國情調』含義模糊」；當看到「鴉片戰前，中國建築技術仍然停留在封建社會條件下的建築材料」的表述時，梁先生旁批說：「當時歐洲也只有這些材料」；當看到「產生了中國近代建築中虛假裝潢、繁瑣裝飾的惡劣現象」的表述時，梁先生旁批寫道：「不贊成這說法。什麼才是『真實裝潢』呢？這些裝潢都毫不掩飾地以裝潢的面貌出現，我覺得它們才真是真實得很」；當看到上海1848年建成的法國領事館是典型的「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表述時，梁先生旁批說：「同濟、清華編西方建築史都對這時期是否還叫『文藝復興』提出疑問」；當看到青島提督公署「很富強毅莊嚴性格」「體量雖不大而渾雄壯觀，在形象上顯示德國佔領者的赫赫威權」的表述時，梁先生把它改為「顯示了強悍性格」「體量雖不大而擺出渾雄壯觀的姿態，以顯示德國佔領者的威風」。

經梁先生這樣仔細地批改，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文字中存在著這麼多的概念含混和概念偏差；一不小心，就鬧出這樣那樣的差錯。梁先生還對「長春園西洋樓」，寫了一條特殊的眉批：

我的印象是：這組「建築」沒有一個真窗，內部根本不預備進去，只是純粹供看的「立體布景」。是否如此請查核。

思成

梁先生的這條眉批是很有價值的，他特地在眉批之後，署上自己的簽名，以示慎重。後來我知道西洋樓是既有真窗，也有假窗。用假窗的建築，只是給人看的，不是給人用的，更顯現其「宮廷獵奇」的本質。當年的乾隆對於西洋建築這樣的新事物，如果不是停留於新鮮玩物的獵奇，而是基於國計民生的引進，那麼一部中國近代建築史就可以改寫了。

現在翻看梁先生的審稿，我心裡大有感觸。從梁先生批改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到了梁先生對寫史工作一絲不苟的嚴格要求和對文字表述字斟句酌的高度重視，看到了梁先生如何治學、如何審稿、如何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手把手地培育後輩。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史學寫作，梁先生的批改教我如何寫史，如何尊重歷史事實，如何注意概念的準確、用詞的準確，以至標點的準確；引導和鞭策我注意寫史治學的嚴謹踏實,注意提高理論分析的嚴密邏輯和論文寫作的文字功力。我為第一次寫史能得到梁先生如此細緻的教導而分外慶幸，我覺得這是我的造化。

（本文節選自《建築名家口述史叢書——尋覓建築之道》。）

（作者：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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