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有才華有機遇又熱衷進取卻最終仕途不順，這是為什麼

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杜甫可稱得上是唐代雙雄並峙的文學泰斗，他們在詩歌上有絕頂的成就，在仕途上卻一直磨難重重，窮困不通，後世許多人為之抱屈不平。

洪邁《容齋四筆》評李白道：「蓋時有屈時，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於螻蟻，可勝嘆哉！」《歲寒堂詩話》評杜甫云：「《莫相疑行》，以子美之才，而至於頭白齒落無所成，真可惜也。故嘗有『中宵有自惜，晚起索誰親』之旬。穀梁子曰：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有國者之罪也。」都認為李杜之大才，應出將入相，竟然仕途蹙滯，深為可惜。

事實上細觀李杜的身世經歷，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機遇，外在的客觀條件也存在，他們又熱衷於進取，頗為自許，可是最後潦倒至死，也是與他們自身的性格有密切關係，並不能全推到時世君主身上。

先說李白。李白自幼就顯示出不同凡響的氣質和才能。他生長於四川綿州，十歲通詩書，愛好劍術，輕財任俠。史載他「喜縱橫術」，說明他早有心於政治，注意權謀之術。

天寶初年，通過吳筠推薦，唐玄宗召他赴長安，他心中充滿喜悅。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中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到了京師，又以才華風采傾倒一時。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他馬上驚嘆道：「你簡直就像貶謫人間的天上神仙！」又直接向皇帝推薦。唐玄宗在金鑾殿召見他，與他談論時事，藉以考察他的才學。他當場揮筆寫出一篇奏頌進呈，文采飛揚，令玄宗十分高興，立即在富里招待吃飯，而且親自為他調羹，這是何等的殊榮！顯見其才華和風采使皇帝也為之嘆服，贊同賀知章所謂「謫仙人」的評價。飯後，委託他為翰林學士，當此之時，極其光輝的前程在李白面前展開，實現他的抱負是指日可待了。

李白自恃甚高，常以呂尚，諸葛亮，張良，謝安等古代名相自比。他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如此大的雄心，甚至可以稱之為野心，對別人來說也許是可笑的，然而對李白來說，條件都已具備，管晏之功業近在咫尺。

首先，李白得到侍召翰林這個位置，就是進入權力中樞的最好途徑；

其次，天寶初年，仍是唐朝全盛時期，此時玄宗雖日漸沉湎於逸樂，可是畢竟曾經大有所為，比歷史上很多，皇帝要明智得多，他非常欣賞李白的才華，親自調羹，多次召他入宮飲宴，酒醉狂態一部則以非禮，知道李白堅持離開朝廷時，還厚賜黃金，如此殊榮和禮遇，說明他對李白的確相當賞識。古來是治不愈就在於缺乏知遇的明主，而李白至少是得到了玄宗非常的賞識，懷才不遇這句話，對李白就不恰當了；

再次，李白的才華不僅得到玄宗的賞識，而且名動天下，從民間百姓到許多社會上流階層的達官貴人，皆知李白的詩名或文名。此時的李白，既得到天子的賞識，有佔有翰林的位置，名遠播海內。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全。要謀帝王之術，進達輔弼之位，對稍有政治才能的人可以說是易如反掌。

可惜李白在政治上毫無作為，在長安詩酒風流之後，終於又退歸江湖。避開一些回護之詞，根本原因在於李白自身：太多世人氣質而缺乏政治家的謀略，太多文學才華，卻不具備執政的智能；太多狂傲之態，卻沒有屈伸之術，由於李白聲名大振，上至玄宗王公卿相，下至李適之、賀知章等廷臣，都對他相當敬重；然而李白與皇帝王公相交，並不謙虛，常常是喝得酩酊大醉，狂態畢露。「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這種豪放不羈絕非有志天下者所為；此外，「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止之。」李白明知高力士深得帝後寵信，影響舉足輕重，為何不注重謀略，仍然要侮慢他呢？如此不諳權謀之道，如此缺乏政治遠見，終究不能成事，算是咎由自取。

再說杜甫。杜甫的一生永遠沒有李白那麼幸運，他比李白晚生十年，最好的年華在安史之亂，以及此次事件前後的政治黑暗和社會動蕩中消磨了，不過杜甫並非沒有出將入相的機會。

公元755年，安祿山餘姚起兵叛亂迅速達到長安，杜甫冒著生命危險從長安逃出，歷盡艱辛來到鳳翔。穿著破敗的衣服，拜見即位不久的唐肅宗，肅宗讚揚他的忠誠，任命他為左拾遺。品質雖然不算很高，可是對有心仕進的人來說，位置相當不錯，可以說杜甫獲得一個相當好的機會，他於此可以充分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然而不久之後，杜甫並沒有因進諫獲罪，倒是為疏救房琯觸怒了皇帝。房琯志大才疏卻又自視高明，結果在討伐安祿山過程中，因迂腐不堪而一敗塗地，導致全軍覆沒，對於他這種疏闊誤國的人早該重罰，可是杜甫卻顧念自己和房琯為「布衣交」的情分，上書相救，理由是「罪細，不宜免大臣。」

而當此時，國家瀕危，人心惶惶，房琯處置不當，弄得全軍覆沒，不但葬送許多士卒的生命，對整個局勢來說也不啻雪上加霜，作為諫官的杜甫，倘若出於公心，本應上書勸諫，要求追究房琯的責任，明正典刑，而當朝廷對房琯示以薄懲的時候，他的辯護竟說「罪細」，實在是糊塗至極！還有什麼比國難當頭，輕忽喪師的罪更大呢？

本來肅宗要降罪杜甫，宰相張鎬說，如降罪的話恐怕「絕言者路」，肅宗於是放棄了問罪的念頭，可是杜甫卻不識時務，適可而止，反倒喋喋不休地為房琯辯護，導致了肅宗對他的疏遠。其實，以房琯的經歷和為人，不值得為其辯護，而杜甫卻不思過，固執己見，為其抗辯，不知變通，相機行事，其失敗實由人事所為。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執迷不悟是缺乏政治才能者的通病。

另外，杜甫的性格也是其仕途失意的重要原因。與李白相比，杜甫是才華內需不是鋒芒畢露，可是其性格的倔強與狂傲，兩者卻不相上下。如《新唐書·杜甫傳》云：「先臣怨，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諸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途之父辱。」這段懇求的言辭中掩蓋不住於雲之上的豪氣。首先他替祖上的功業文章非常自豪，先述家事，起筆不凡，接著自我稱道才能，自比漢代名儒楊雄等。與李白常以司馬相如子虛相似，結語自己的悲慘處境，歸咎於君主棄置，是大賢沉淪，沒有遇明主之意。

縱觀李白，杜甫二人在仕途上失敗的原因，不難看出，李杜二人雖才華橫溢，志高意遠，但卻性格孤傲不從眾，居高不居的，能伸不能屈，能亢不能卑，不諳世情，不懂權謀，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窮困潦倒，鬱郁不得志，實屬必然。正如辛文房的一段評語：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關於多爾袞，崎嶇板蕩之際，語語霸王，褒貶得失；忠孝之心，驚動千古，騷雅之妙，雙振當時。兼眾善於古今，集大成於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塵。惜乎長轡未騁，奇才並屈，什錦少色，徒列空言，嗚呼哀哉！

看完本文之後，我們可以知道李白杜甫雖然有才華，有機遇，又熱衷於進取，最後卻都是因為性格的原因，仕途一直不順利！因此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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