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向默許，甚至支持大屠殺的」

文史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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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周六更新/宋燕（撰文）|

「我們現在要幹什麼？」

「開槍啊！」

「往哪兒開啊？」

「我怎麼知道？你開就好了！」

——這是以色列2005年製作的，世界上第一部動畫形式的紀錄片《與巴什爾跳華爾茲》開頭部分，以色列士兵開進黎巴嫩時的回憶。這部以1982年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為題材的紀錄片，關於大屠殺本身只在結尾出現了一小段，它大量的時間，是在不斷的回憶中去描摹人在恐懼與虛無中的心態與狀態。

導演阿里?福爾曼19歲時作為以色列士兵，跟部隊開進了已持續內戰14年的黎巴嫩，跟他一起的是一群同為十八九歲的孩子，之前在和平狀態下受了兩年軍事訓練。那時的黎巴嫩，派別眾多，彼此互相攻擊，子彈、炸彈滿天飛，街上的每一輛汽車可能都在引擎蓋下放了上百公斤炸藥。

作為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敵人可能來自何處，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或自己的戰友就莫名其妙地死去。福爾曼他們充滿了恐懼，這恐懼帶來的後果就是對著任何一個地方開槍，把無盡的子彈傾瀉到隨便一個目標上。

比如把一輛偶然出現的汽車打成了篩子，之後才發現那只是無辜的一家人：

比如開著坦克把街上的汽車都碾碎，甚至不管裡面有沒有人：

比如朝著任何一個地方開槍不管有沒有無辜者：

在無邊的危險與恐懼中，人的行為都會變得扭曲。文明的外衣漸漸褪下，叢林的規則佔據了內心，當你發現死亡就在身邊的時候：

你對殺人就再也沒有了心理障礙

甚至開始有點享受

（這就是「跳華爾茲」的那個橋段）

這個過程，就是開始走向默許，甚至支持大屠殺的一個過程：

（真正從事屠殺行為的黎巴嫩長槍黨士兵，注意他槍托上的標誌）

導演由於巨大的心理衝擊，此後選擇忘記了這段記憶。20年後，在不斷的回憶中，他又回到了目擊屠殺的那個現場：

看到了那些慘像。在這裡，畫面不再是動畫，變成了現場畫面：

最令這部片子具備永恆價值的，不是它對大屠殺本身的記錄，而是對大屠殺之所以會發生、之所以發生後還能讓施暴者心安理得的心理因素的分析；是當人性的弱點面臨考驗時，人們會怎樣合理化那些本屬於失常行為的選擇。觀者會發現，如果換自己在那個場景下，可能也會有一樣的反應。

看完這部片子後，震撼之餘，我對它所講述的這段歷史產生了好奇。於是我去找了一本書，《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來看。這是紐約時報一名記者在那段時間前後在貝魯特做戰地記者的一段紀實，很巧合地，他也不僅僅是記錄了那段歷史，更記錄了在那種失常形勢下，人們會產生的奇特的反應。

作者:[美] 托馬斯·弗里德曼/副標題:美國記者中東見聞錄

豆瓣 9.1

這本書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到貝魯特的時候，這個曾被稱為中東瑞士的國家已經在內戰中持續了14年，參與戰鬥的有黎巴嫩馬龍派基督徒的長槍黨民兵，猛虎民兵組織，穆斯林各派民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多個派別，敘利亞軍隊，後來又來了以色列軍隊。

貝魯特西半部，成了巴解組織和各種黎巴嫩穆斯林民兵的基地，而貝魯特東半部則成為長槍黨和他們的基督教同盟者的地盤。黎巴嫩的其餘地方在1976年4月敘利亞派兵進入黎巴嫩後，落在了敘利亞的控制之下。這個月是敘利亞人和基督教徒打巴勒斯坦人，另一個月是敘利亞人和巴勒斯坦人打基督教徒。這期間，每個人都在與任何其他人做生意。這個國家到處都是私有軍隊，每支軍隊都得到某個阿拉伯政權的經費支援，以致有的是錢。

弗里德曼到貝魯特不久，他的公寓樓被炸成了一片廢墟，19個無辜的人死在爆炸當中。居民區的警察說，一些強行佔據大樓的巴勒斯坦難民家庭為了一間公寓打了起來，每個家庭都與一個不同的巴解組織派別有聯繫。打敗了的家庭找到他們的巴解組織集團，求到某個人弄來一些塑料炸彈，將整幢大樓化為灰燼。他們根本不在乎死去的人就是他們的同胞。隨隨便便地死去，就是貝魯特的日常。

在貝魯特的戰鬥大半都是遠距離的狙擊和炮轟，那些進行戰鬥的人常常連他們的槍彈或炮彈會打到哪裡都不知道，他們也不在乎。貝魯特街上的日子更為可怕，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走過的、靠近的或停在你後面的汽車會不會被哪個發瘋的民兵在發動機罩下面塞上200磅炸藥炸成個火球。

生活在如此的恐懼之下，想必人們會每一天都躲在地下室，每一天都想逃離吧？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它比我們想像的平靜荒誕得多。

暴力的發生一般都是零星的和持續時間不長的，有時是幾個小時，有時幾天。一旦某個居民區實現停火，生活立即恢復了，人們會抓住他們能抓到的任何點滴正常時刻。

生活還在繼續，高爾夫球愛好者們依然在打球，只是揮杆時要避開巴解組織的靶場；

貝魯特周刊《星期一早晨》照常出刊，夾頁廣告印的是防震窗戶塗料「保護你和你周圍的人免遭玻璃碎片的傷害」，下面一句是：「任何時候，任何地點，爆炸都會發生。」

東貝魯特的橋上釘著與別處一樣的交通標誌，上面寫的是：禁止坦克通行；

城裡最高級的「好味道超級市場」從鵪鶉蛋到餡餅應有盡有，都是每天從巴黎空運來的，來這裡購物的人都是貝魯特富人，有一天一名衣衫不整的年輕人手持步槍走到現金出納機前，要拿走所有的錢，一剎那間三個不同的婦女從她們的名牌手提包中抽出了手槍，向竊賊射出了一排子彈，然後又繼續推著購物車沿著擺滿貨物的通道走去；

最好的飯店開業於1979年，是內戰依然如火如荼的一年，飯店設置了兩座1.2萬加侖的燃料油罐，以便城市電源完全被切斷時供應它的兩個發電機使用，可滿足飯店一個月以上的能源需要。

飯店還有一個地下車庫，加了雙層，作為避彈室，有它自己的人工水井和水的凈化系統，它自己的消防部門，它甚至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有10到15個武裝人員來這裡找麻煩，我們是可以對付得了的。」

長期的混亂讓人們慢慢學會忘記自己控制不了的情況，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可控制的那部分。在別的地方，當街上出現了狙擊手或汽車炸彈，人們會躲在房子里，把所有門窗插上。而在貝魯特，人們只是躲開發生槍戰或爆炸的街區，換一條街繼續他們的路程。而當武裝人員在街上綁架一個人或打死一個人時，其他人會如常從旁邊走過，沒有任何的反應。幾年以後，已經習慣於貝魯特生活的弗里德曼被他新來的同事大叫：「你看到了嗎？那邊有個人朝別人射擊！」

他只是從打字機上抬起眼睛說：「他朝你開槍了嗎？沒有。朝我開槍了嗎？沒有。所以請別打擾我，行嗎？」

在弗里德曼的總結中，貝魯特是一個連叢林法則都已經失效的城市叢林，在《與巴什爾跳華爾茲》中，也能感受到這種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