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一生中最大的作為
封禪
武帝內政對後世的影響之一，就是封禪。司馬遷作《封禪書》，《漢書》收入《郊祀志》，《郊祀志》的記載大體只是依《封禪書》撰寫而已。
有關祭祀禮儀的詳細內容，《封禪書》並未書寫。在司馬遷看來，既然有司存有禮儀細微末節的記錄，因此寫自古以來人君如何為宗教蠱惑即可。
不過，儘管司馬遷認為這些細節性的禮儀因封禪關係而作，不屬於以前的禮儀而不足為取，但從另一方面看，載有詳細儀式書籍的存在，對《封禪書》產生了作用。
所謂封禪，如司馬遷所認為的那樣，為自古以來一統帝王祭泰山之謂，其原本就有術士附會；一統天子封禪，無疑始於秦始皇而成於漢武帝。
其儀式細目若能存留，或許可以認識古代祭祀的發展狀況，現今只能據《後漢書》所引的馬第伯的《封禪儀記》了解其部分狀況。
司馬遷對此不予詳說，作為史家的見識是卓越的，但在今天看來，還是把這些微不足道的儀式記錄保存下來為好。
自武帝行封禪後，此成為一統天下的天子必行之事。因此，這也成為當時的官吏誘發天子的好大之心，並使之滿足的途徑之一，為此耗費巨資，令沿途百姓苦不堪言。從政治上看，這當然是弊害所在，但通過它也足可窺見中國人宗教性的一統思想。
修正曆法
修正曆法，也是與當時宗教思想相關的事件。武帝太初年間產生的《太初曆》，使傳統曆法面目一新，為後世的曆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此之前，關於曆法有種種稱謂，有稱為夏、殷、周曆者，也有稱為顓頊歷者，這些自然多出自當時歷算家的理論。顓頊歷當是夏、殷、周曆法，但與其說實行於那個時代，不如說多含有戰國至漢初歷算家的見解。
武帝時，因各種原因而以十月為歲首。《太初曆》產生後曆法確定，據此可推算出前代的曆日，為後世的曆日確立一定的基礎。儘管此後也有改歷的議論，但當時確定的根據夏曆而定的陰曆正月制，不可動搖，沿用至今。
當然，這不僅僅就是歷算，多少還含有宗教的意味。就以五德順序配漢天子之德而言，《太初曆》以漢為土德，在此意義上一切都以此為準則。
使用年號
武帝所行之事，成為後世典範的，就是第一次使用了年號。武帝建元元年是一般年號的開始。但實際上在稍早時候，元年這一稱謂已經具有了一定含義，這就是文帝於在位期間改元年為後元年，這是由於當時有某種祥瑞出現之故。
景帝時也有中元、後元（當然，此時並不稱中元元年，而只稱元年，但在以後出現元年後，則稱以前的元年為中元）。像這樣一代帝王於在位期間多作元年者，行於文景時期。
武帝時，每隔六年便改元。當時在第五個元年的第三年，確定了以天瑞立元年為宜。而在此之前，第一個元年稱一元，其次稱二元。至此則廢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以一元為建元元年，二元為元光元年，三元為元朔元年，四元為元狩元年。至五元四年，寶鼎出土，故以此年為元鼎元年。其後每四年改元，從開始即定元號。這就是傳至清朝的元號之始。
武帝時，有以後追加年號的情況存在，但由於史家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其用於歷史之中，因而令人產生誤解。
《漢書》記武帝冊封其子為王的策書為元狩六年，似此時已稱元狩，但《史記》作「維六年」，是為當時尚無年號的證據。後世屢改年號，已到了煩瑣的程度。其既有利也有弊，後世行之不絕。
統一思想
武帝最重大的作為就是統一思想，將學問與思想結合起來。《漢書·武帝紀·贊》，專就這點加以讚賞，而對征討匈奴，完成統一之業卻未加讚賞，毋寧說是作為窮兵黷武的實例而加以排斥。近來史家開始對此加以讚賞，而對思想統一從過去就一直得到褒獎。
武帝統一思想主要根據董仲舒的賢良對策而為之。賢良對策分為三部分，其中之一就是統一思想策，主張排斥百家而統一於儒教。
如前所述，董仲舒是一位公羊學者，公羊學的主張就是一統主義。它與當時人們甚至視《春秋》為孔子預先為漢而作的情勢相合。
當然，實際上它也有後人根據當時思想撰寫的內容，而且傳承之間為了符合漢代的情況，大概也有所變更，但提倡一統的公羊學派的學說為當時所用，這可視為中國統一思想的起因（近來在思想家中，也有人對此進行攻擊，認為此思想統一成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弊端）。
當時身居宰相之位的公孫弘也是公羊學者，他推崇公羊學並應用於政治。他的政治就是一統主義無所不在，理想是一切都由政府法令規範，不允許一點自由，尤其不可在民間做拉攏人心，樹立威望的行為。卜式向政府申請捐獻財產，被他斥為反人情，就是出於這一思想。
當時有名為郭解的著名遊俠，是破落戶的首領，以施仁義而得名望。但他也有陰險之處，對仇敵實施殘酷的復仇。不過在武帝初年治安力量薄弱時，他具有彌補治安不備的力量，在民間擁有勢力。然而他由此也成為公孫弘一統主義的反對者，結果並未犯何重罪而被殺。
公孫弘並不只是將一統主義用於政治，他還將政治與學問結合起來。思想統一儘管源於董仲舒的建議，但武帝原本就喜好儒教。在太平富裕的武帝時代，儒教是修飾政治的便利工具，而且也相當符合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
公孫弘因勢利導，將儒教與政治結合起來。他的做法就是置五經博士，其下置博士弟子員，弟子員中學問優異者，可錄用為官吏。
武帝時期，像公孫弘這樣從學者到大官的人不在少數。治學為官，可以得到衣食無憂的保障，這對以後的政治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到後世雖形式有異，但在中國，這一主義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是董仲舒、公孫弘一統主義的結果。
司馬遷在《儒林傳》序中，對此作了全面觀察。他認為，治學者為官是值得高興的，但在沒有制度上的保障的時代，學者需要忍受非同尋常的困難恪守其道。然而在這種制度產生後，守道之勢又衰微，出現了為利祿而做學問的人。他這種說法是否是對新制度的贊成，不夠明確，但總之是充分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利弊兩端。
這一制度也得到了後世儒者的讚賞。但也必須承認，把政治納入一個統一的模式，其結果就是妨礙學問通過競爭得到發展。看來近來學者對此進行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建立新制度
總之如史家所言，武帝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打破所有以前的慣例，建立起新的制度，這是他偉大之所在。
大致如前所述，在選官方法上，排斥無能者也可成為官居高位者的傳統的世襲方法，代之以拔擢卑賤者中的有才能者。與此同時，也用學問粉飾政治，這成為中國綿延不斷的政治特色。
據《漢書·公孫弘傳·贊》，其時人才輩出。武帝求賢若渴，身為已歷經五代的天子，卻一點也不擺尊嚴的架子，而是完全如布衣之交那樣，優待出自民間的人才。
據《公孫弘傳·贊》，當時各方人才薈萃，儒雅有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有石建、石慶，質樸有汲黯、卜式，推賢有韓安國、鄭當時，定令有趙禹、張湯，文章有司馬遷、司馬相如，詼諧有東方朔、枚皋，應對有嚴助、朱買臣，曆數有唐都、洛下閎，協律有李延年，運籌有桑弘羊，奉使有張騫、蘇武，將帥有衛青、霍去病，受遺有霍光、金日。以上這些人不是士人出身：卜式自牧羊而拔擢，桑弘羊自賈人被拔擢，衛青、霍去病是原來姐姐家的奴僕，金日是自匈奴來降的渾邪王之子。
武帝事必躬親，無論是自己的精力還是國家的精力，都全部用於整個時代，政治也是一統的政治，而且其模式與韓非子等人的做法相同，即選擇了自戰國以來流傳下來的最發達的方式：鹽鐵專賣效法齊，統治臣下效法魏、韓。
但又由於這是不寬容的嚴厲政治，乃至其溫順的愛子戾太子也發動了叛亂，其原因是武帝任用的苛酷之吏與太子發生了衝突。以後武帝對此心生悔意，但並未因此改變集權政治。
在確定繼位者之際，武帝選定了最年少的昭帝為後嗣，並出於天子年幼而其母年輕，恐其篡權的擔心，令其母自殺。
武帝實行如此苛刻的政治，並一生都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後史家經常提及的有輪台之詔。武帝晚年時，桑弘羊請求派屯田卒，前往名為輪台的中亞地區屯田，並作了周密的計劃。但武帝為歷年征戰，減損人口，耗資國庫而後悔，下令停止輪台屯田，是為輪台之詔。
厭惡窮兵黷武的學者因此詔而評論武帝晚年：這是武帝年老氣衰所致，並不意味著他又成為仁義之君。不過他拔擢霍光、金日，委託二人輔佐昭帝，確實是最後的明智之舉。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生性謹慎，在殿中走路都有一定規則；金日自匈奴來降，但似比一般漢人正直，這證明武帝雖然年事已高，但並不糊塗。他堪稱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英主之一。
近代史家逐漸從詆毀成就大事業人物的舊習中脫離出來，如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對其功業進行讚譽：武帝恢復了秦始皇的原有領土，又開拓了新領地，使漢人的領土成倍增加，貽利於千萬年之後。武帝對有功者大行封賞，但又直接摧折：因功而為諸侯者有七十五人，但到武帝末年有六十八人失侯：一百七十五人王子侯中，有一百一十三人失侯；外戚因恩澤而為侯者九人，有六人失侯。苛酷之舉，成為後世一統君主的一貫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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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通論》作者：內藤湖南，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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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中國史劃分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個時期，介紹了每個歷史階段的重要事件與人物，並闡明其特點，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非常富有啟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