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談論正直變得越來越難？

撰文 | 鄒波 非虛構作家

關於「正直」的話題，在我們的公共生活里最難尋覓，尋遍各種語言類綜藝節目（包括相聲節目和歌唱類節目）、新聞節目、法制節目、生活節目、養生節目甚至急診室節目，人們更多談論的是「善良」、「公平公正公開」、「平等」、「關懷」、「慈善」、「接地氣兒」、「走心」、「人間自有真情在」等等，當然，談的最多的是「愛」，但極難聽見人們談論正直。

終於，在近期的《十三邀》節目里，我聽見大提琴家王健談到了正直，他大致是說藝術家必須內心正直，才能成為藝術家。這個問題在如今的公眾輿論氣氛里，無論是在公德還是私德領域，聽起來都非常隱私，甚至有點難以啟齒。談「正直」的人，肯定是發自肺腑、如鯁在喉地覺得「正直對藝術是必要的。」

王健在《十三邀》節目中說

這個問題的確應該問許多其他人，比如其他的藝術家、演員、基因科學家等等，但我們沒有問，我們已有了自己的美學口味的管轄，或是在準備訪問的時候就擔心自己作為提問者被當成「白蓮花」，彷彿以如今社會演進到後現代的藝術觀、美學觀、科學觀來看，問一個藝術家「你是否正直」，就是在破壞藝術，而如果一個藝術家承認正直對藝術的必要，恐怕就等於承認自己的藝術是粗糙的，而如果問一個基因科學家「你是否正直」、「正直對科學是否必要」，他可能會有至少兩種心理活動，一是開始捍衛科學無界以及愛科研無罪等等，二是覺得自己站在更深刻的正直上，在下一盤更大的「正直」。而當他真的把事兒干下了，等我們追問、補問倫理的時候，我們作為質疑者，將又不得不反覆猶豫，好像是在擔心——他會不會真的成了布魯諾、哥白尼？萬一呢？

細細一想，同以前的簡單粗暴相比，公眾輿論已經開始學會接受更複雜的現實，尤其近年開始深入人心的「大反轉」範式，客觀來說也是一種社會複雜性的普及教育，人們看問題變得更細膩，這種細膩至少向兩個方向延伸著能力：一是人們不再容易被糊弄，前幾年公共知識分子的式微，並不能全怪「反智主義」，其部分合理性在於，中國文科知識分子的確在客觀上素來缺乏實證能力，抒情大於了公允，絕對的話說得過多，用完了話語權，可惜得很，他們的「正直」充滿了各種證據軟肋、理性漏洞，「正先生」需要的同樣是「賽先生」。

另外，第二點我想說，這種細膩卻也導致了一種乖覺，人們更懂得了哪些問題應該問哪些人，哪些問題不應該問，這是對秩序感更深層的領會，甚至是對等級更深層的領會，結果常態變成，輕易不要去觸動他人的神經，更不要去觸動社會的神經，因為每個人的第一要務是捍衛自己或主動或被動得到的特有的生活態度，包括特有的社會角色，特有的社會階層，活在自己的角色里已經夠辛苦了，於是哪怕戾氣、路怒基本也是可以體諒的，正如我以前說過的，如果一切讚美已經只是在體諒，又何必追問正直。當然，這也和亘古不變的閑言碎語不同，閑言碎語雖然顯得像冒犯，攻擊他人，卻是想把你拉回到規矩里來，所以閑言碎語里你更聽不見人們討論正直，所謂「被人背後戳脊梁骨」的原因可能已經大大降級了。

王健

但畢竟，同以前節目「以重大而莽撞的口吻，談無關痛癢的話題」相比，《十三邀》終於似乎談及「正直不正直？」，而音樂家似乎終於認可了問題並回答「不正直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這是很好很有效的交流。當然，我遺憾的是，怎麼沒有問姚晨「正直」，沒有問搞區塊鏈的那哥們兒「正直」，也沒有問姜文、張藝謀、李誕、李宇春「正直」？我們不能用想像預設效果，但也許會碰撞出任何方向的火花。

不過，既然這個問題問的是音樂家，我馬上就想到音樂如何能表現「正直」，很自然，我們想起耳熟能詳的貝多芬，更深層我們想起肖斯塔科維奇，想起拉赫瑪尼諾夫，在這個層次里我還散漫地聽見許多莊嚴的老音樂，巴洛克，一些宗教音樂，一些受難曲，人類聽之如在宇宙面前灑淚的巴赫等等，洛杉磯奧運會的那些主題非常意外地「正直」，最不濟是描繪青春如曙光揭開的純真的《鄉村騎士》間奏，這些可以概括為正直的無詞歌，更接近有詞的狀態，還有《馬賽曲》，吹著口哨也感覺正直，等等。

這裡我想到近來耳帝評論劉歡的法語歌：「一首法語歌，但聽起來像是蘇聯審美的產物，這首歌在俄羅斯等東歐國家的普及與影響比在法國更大，所以這首歌有別於大眾印象中的法國香頌，不是浪漫、文藝而深情的，而是莊重、宏大而悲情的」。我想耳帝也許是在近乎說「正直」（儘管在藝評領域還是難以啟齒），或者他指的是抒情詩那種本質正直的聲音，因為，反推，劉歡唱的如果本就是蘇聯歌，當這種特質變成內衣外穿的炫耀，耳帝一定不會這樣說，因為，這種歌多少就成了標榜正直，自我標榜的抒情也敗壞了自己。

真的，更進一步，就該是那些被詞填實的音樂了——當「正直」的內容開始以歌詞的形式出現，我們進入了另一個領域，語言藝術——詩歌，小說，是的，文學。

但我發現，一進入語言藝術，我們突然就真的根本不問是否「正直」了，以至於，我長期覺得，中國作家只從魔幻現實主義里學到了「魔幻」，甚至很多年都沒有學到現實主義，這就像交流電普及之前，人們拿著僅有的直流電技術，發明了各種權宜之計的玩意，甚至大量無用的玩意，變成蒸汽朋克的垃圾，變成文化里的廢話、某些可有可無的純文學。

「正直」對文學的重要，在於這是你張口說話的窗口模式，你的靈魂一望便知，以至於，我如今的文學評論，簡化到只看這個作家這個詩人正直不正直，而把其他的方法派、天賦派、詩歌本體論、閱讀享受派的評論留給其他人。

與音樂的確不同，一到文字領域，人們至少更能一下嗅出這個靈魂正直不正直，或者換個更能接受的詞，是「良知」，實際上，「正直」和「良知」在文學裡，反而並不是「最淺薄的政治化思維」，這個問題的確曾困擾我多年，也即，長期進行公共思維，一天到晚思考正直、正義（就像羅爾斯那樣彷彿務虛的自由主義者），文字是否就會特別枯燥，意象是否更是會枯竭，於是，是否我的藝術就降格了。

更早更早，詩人于堅終於忍不住說「拒絕隱喻」，這話有兩個可能性，一種是他準備更直接了，一種是乾脆就不幹了，投身雲南的大山大河審美，回到詩歌本體，但那種審美再大也是小確幸，學院里的詩人晚年，是安靜地走入良夜，是不能怒斥光明的消失。那個年月這樣也還好，尤其，只是到了現在這個年代，若是誰又在叫嚷「回到寫作」，我卻不免開始懷疑他的用心。

我的閱讀經驗是，真正能啟發我的意識的作品，永遠是那些具有勇敢的公共思維的作品，只有這種作家，對讀者才是可靠的，能更可靠地引領和拓展人類的意識，人類畢竟總是這一團，寫什麼都是寫這團人，正直一詞在英文里更直白，是一致，性格里到處一致，不能寫足球就慷慨悲歌，寫別的就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諾貝爾文學獎的動機一定仍然是深刻的，忍辱負重的。

我也很想冒天下文藝青年之大不韙地，帶著「正直與否」的詢問，去讀《洛麗塔》，但我沒有你想像的淺薄，也沒有落入「白蓮花」的窠臼，我實際會問的是：到底為什麼少女中的「性感少女」會讓老男人迷戀? 納博科夫像普通意淫者一樣，詞窮於「女學生一般的大腿」，甚至沒能像榮格那樣，對這個問題——少女中的「性感少女」到底為什麼讓亨伯特迷戀——真正認真追究，當然，這也許不是小說的義務，但也正是當「女學生一般的大腿」開始重複出現的時候，我看見了他精神方面的懈怠，納博科夫開始失去了我的信賴，唯美之後，文本之後，我們最終還是選擇清醒的作家，我多麼想換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寫《洛麗塔》，同樣語言豐富的前提下，至少會出現一個更像抒情詩的內核，這裡就回到了音樂的正直，歌唱的正直，西塞羅為什麼開口就被自己的腔調弄正直，不僅僅是耳帝感到的抒情的正直，我也曾寫過，抒情詩是一切文體共同的良心，如果你不相信這一點，可能你是被虛假弄怕了，我理解你，但你也該在罵我之前，稍微理解一點我，我並非陳腐，也不是懷念徐志摩，我們也許誰也說不過誰，但我們恰好是在拷問彼此的正直。平心而論，《洛麗塔》的魅力更多藉助讀者天然的感受，彷彿靠不言自明的公理寫了一次書，做法非常輕靈討巧，在一個可靠的慾望腳本上，舒舒服服地釋放他的詞語，但確實不怎麼深刻。在我看來，納博科夫和木心是在同一個語境，適合做一種語言遊戲開腦洞行酒令的酒肉朋友。但我自始至終也沒有問出口，「你正直不正直」，這還是難以啟齒。

電影《洛麗塔》劇照

還好，音樂家不用這麼麻煩，不用陷入豆瓣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文藝爭吵，音樂家不用去進一步解釋，因為他的言論和他的作品永遠存在合法鴻溝，簡直是一種生理性鴻溝。

事實上，一個大提琴家所說的「必要的正直」，在他的演奏和音樂作品裡如何表現的，這還真就有點難說，也許他在訪談里用語言說出了關於正直的某種正直的願望，我們難以對他的作品真正求全責備，或許，好的耳朵能聽在他的音樂里聽出「正直」，這反而增添了藝術的神秘，我也看到一個奇妙的結構，音樂家的言論越實，他作品的神秘感反而會增強，所以，音樂家談論正直，既讓正直有了機會被談論，又對自己的藝術確立價值有幫助，又整體不會因為語言投向現實而出格，是三贏，我不由得不開始讚歎策劃節目者的良苦用心。

哪怕像猶太音樂家伯恩斯坦談論大屠殺，至少既是一種藝術家參與世界的正直，又安全提升了自己的藝術形象，猶如西方美學推崇的——由很個人很具象的原始念頭，成就深不可測的藝術品，就像印第安納瓊斯探險只為了救父，拯救世界只為大兵瑞恩，就像波洛克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起名叫「混沌」，或「江湖」。那些取名「無題」或者畫什麼就叫什麼的畫家（比如透納），也許反而是相對老實的，而一件藝術品越具象的題目，越能增加一個抽象的藝術品的魅力，二者之間的距離，顯示作者漫長而詭譎的變形過程。

但，我們這個社會的視覺藝術就更不一樣嘍，如今稍微流露一點批判現實風格的畫家，要麼在展覽館裡被視為吃什麼拉什麼，要麼在展覽的文字預告階段就被及時預警、否定，如今甚至可能連方力鈞都不會出，幸好他和那些面孔在過去就出現了。

這裡並沒有討論藝術難度高下，也沒有討論藝術天賦，在充滿眼睛的社會我們這裡只討論一種藝術是否顯眼，音樂家不用真正對詩歌和語言的正直負責，他不用更明確，所以他也最有可能最有機會在負責，在正直，這也是為什麼前蘇聯時期還是出現了很多堪稱正直的藝術品。

音樂，直指感情，卻永遠可以不明說，文學——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說的，文學的正直不是要求每個作家政治化，而是永遠要保持個人誠實、清醒，當然，關於什麼是真誠實，真清醒，真正直，我們又會陷入爭論，但這就對了，哪怕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做愛時看見窗外的窮人，哪怕無法明辨，總得心裡咯噔一下，而且，如果老不去追究「正直」，到頭來你只能去模糊地反對戾氣（就像明末的王夫之們那樣），反對爭吵，反對衝突，我們一味避談「正直」，你會感到一代人的生命和情感正被浪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