卐字旗籠罩的巴黎：希特勒情結讓她被特殊對待

文｜段宇宏

二戰期間德國佔領西歐和東歐大量國家，當然在納粹統治下都是噩夢的開始，但納粹在東西歐的管制模式卻大不相同。在被納粹視為「劣等民族」的東歐地區，納粹統治以破壞和掠奪為主，還有對猶太人滅絕人性的屠戮；而被納粹視為「文明地帶」的西歐，尤其是日耳曼諸民族國家，境況確實要好過東歐。

巴黎是座獨特的城市，世界聞名的「文藝之都」和「香艷之都」，也是希特勒心馳神往的地方，這座城市獲得了第三帝國的特別關照。相較戰爭期間其他處於炮火籠罩之下的西歐城市，對比被納粹鐵腕蹂躪的東歐城市，似乎給人留下這麼一種印象，在戰火紛飛的時代，巴黎仍然算得上是一片安詳的樂土。

巴黎是否繁榮的重要標誌是什麼？當然是文化與藝術。英國作家和記者艾倫·萊丁以撰寫《納粹治下的巴黎文化》而聞名，他說道：「自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從未有任何城市擁有如此非凡的藝術才華」。

戈培爾領導的納粹黨宣傳部在德佔區的分支機構，承擔著管理法國文藝與意識形態的責任。戈培爾率先執行希特勒的命令，他宣布「這座城市目前還比較悲傷，應該有更多的歡樂」，隨後妓院、歌舞廳、酒吧逐漸開始恢復服務。

1940年底戈培爾發給駐法使館的電報顯示，納粹在法國的文藝政策基於如此考量：「我們的勝利打破了法國對世界和歐洲文化宣傳的支配權，控制了法國文化中心巴黎之後，我們要充分利用這個優勢，堅決破除法國的這種地位。」不過納粹採用的方法不是禁絕法國的文藝，而是用「合作主義」方式將德國文化滲透進法國文化，從而向世界展示，法國在文化和智力上都被德國所征服。

德國駐法國大使館很快成為戈培爾的競爭對手，新任命的大使奧托·阿貝茨是戰前「法德委員會」代表，他仰慕法國文學界和藝術界的成就，渴望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完成希特勒賦予的任務。阿貝茨在巴黎文藝繁盛的左岸地區設立一個研究所，招募了一堆深諳文藝與新聞工作的「法國通」為自己工作。比如所長卡爾·伊西托曾在巴黎管理過學生交換工作，他的副手布雷默是一位歷史學家，戰前供職於巴黎諾瑪爾高等專科學校教授德語；法律專員格林是一名法學家和電台播音員，經驗豐富的宣傳老手；西貝格此前是《法蘭克福時報》駐巴黎記者，曾寫過名篇《上帝是法國人嗎？》。

事實證明，阿貝茨領導的團隊非常優秀，他們在大使館舉辦文藝晚宴，在研究所為藝術家舉辦講座、音樂會，法國文界人物經常出入於這些場所。進入1942年左右，實際上德國駐法大使館基本接管了所有的文藝工作，戈培爾的宣傳部法國分部只負責審查。阿貝茨將「法德委員會」變成了一個親德的「文藝俱樂部」，到1944年初，已有4.2萬名成員，皆為法國的文藝精英。

1940年6月23日，希特勒（中）在巴黎埃菲爾鐵塔前和施佩爾（左）以及阿爾諾·布列卡（右）合影

以貝當為首的維希政府與此前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1940年7月10日，在維希召開的國民議會以569票對80票的優勢通過修憲並授予了貝當獨裁權。貝當政府同樣擁有對法國文藝的「指導權」，但是法國文化精英很快發現，真正主宰法國文藝和思想政策的是德國人，尤其在佔領區。更讓有些文化精英驚訝的是，德國人的審查尺度要比維希政府更加寬鬆，曾經不止一次，維希政府想要禁止的書籍、電影和戲劇，最終被德國文化官員批准而得以面市。作為一個被征服的民族，文化是法國人還能存在驕傲感的領域。

薩沙·吉特里是當時非常重量級的戲劇作家，他是最早返回巴黎的文藝名流之一，他想念自己奢華的居室和豐富的藝術藏品，也懷念被公眾崇拜的日子。逃到法國西南部後，他被一名德國軍官認出，勸他返回巴黎，他被說服了。吉特里回到巴黎就得到德國的大巴黎行政長哈拉爾德·特納將軍的接見，他被對方稱讚為「文化珍寶」。

吉特里最新的計劃是在馬德蘭劇院上演自己的劇作《巴斯德》，由他自己來扮演主角，宣傳部門審查員要求他削減大量戲份，並且要砍掉劇末高唱《馬賽曲》的一幕。吉特里不願屈服，向特納將軍求助，在特納的幫助下，這部戲居然一刀未剪在巴黎上演，吉特里在劇末率領觀眾起立共唱《馬賽曲》。演出結束，特納進入更衣室接受了吉特里恭維後問：「我還能為您做點什麼嗎。」「為我，什麼都不需要，不過你能幫忙釋放11個人嗎」，吉特里回道。果然過了不久，他被捕的11個朋友獲得釋放。吉特里另一部劇又緊鑼密鼓開始上演，此劇因主角臨終前的一句話「永遠不要合作」而獲得觀眾熱捧，演到第11場時審查人員介入，要求將其中一位猶太演員排除在外，吉特里拒絕服從，選擇了取消演出。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集會上發表演說

吉特里的回歸是個標誌性事件，其他各劇院，不嚴重觸犯德國人的輕喜劇開始逐個上演。德國審查官員尺度的靈活還是讓文藝界頗為吃驚。喜劇演員牙克·格里洛可以嘲笑「合作主義報紙」，他說：「那些報紙肯定有一家說的是實話，但它是哪一家呢？」演員讓·里戈可以在他的戲裡盡情諷刺德國的盟友義大利，當時義大利還佔據著法國東南部部分地區。

喜劇演員雷蒙德·蘇波爾和讓·列伊的經歷更加有趣，納粹的審查官員召見他們，問道：「聽說戰前有個嘲笑希特勒的劇本，你們手頭有嗎？」倆人回答說自己手裡沒有，但審查官要求他們能否幫忙找到劇本並演出給審查官看看，他們應允了。最後他倆一刀未剪地演給了審查官看，然後審查官讚揚他倆「相當誠實」。

二戰後新的政治正確到來，法國基於民族主義情緒，對那段被佔領史呈現要麼過度誇大抵抗，要麼過度誇大妥協的傾向。其實對大多數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只是需要工作，僅此而已，堅決抵抗者和真正的「法奸」僅是極少數。

納粹統治的巴黎除了文藝生活變化不大，相對其他戰火中的大都市略為幸運，它畢竟並非以前繁榮自在的巴黎。整個4年間，巴黎的經濟生活都實行配給制，人們過著一種「票證生活」，衣服和鞋子也是憑票獲取，麵包、白糖、肉類、乳酪只有節假日才供應，食品店的人總是排成長龍。隨著戰事日益緊張，德國對法國的經濟掠奪不斷強化，加上英國對海峽的封鎖，無意中又給法國經濟雪上加霜，物資短缺始終困擾著大部分巴黎平民。到了後期，經濟上的困難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地下組織，參加抵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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