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乃唐代文豪、改革先鋒，一貫豁達的蘇軾為何對他十分鄙視？

看蘇東坡《柳子厚誕妄》一文，說到柳子厚撰寫文章，讚頌好友呂溫在道州、衡州為官，死去之後，二州百姓為之哭泣超過一個月，客人到永州見到柳宗元還會大哭。東坡以為就算是春秋時期鄭國的名相子產去世也不能如此讓百姓悲傷，小小呂溫憑什麼能夠？對柳宗元稱呂溫的弟弟呂恭「賢豪絕人」，也很不以為然。蘇東坡看來，呂恭娶的是奸臣裴延齡的女兒，任何一個君子又怎麼會和裴家談婚論嫁呢？文詞之中，對柳宗元多有貶斥。在《柳子厚論伊尹》等其他文字中，也同樣表達了對柳宗元不滿。

儒家本來就講究恕道，何況蘇東坡本是一個比較曠達，比較寬容的人。對於同樣是文壇大家的柳宗元，蘇東坡為何如此吝嗇自己的讚美呢？

先看看呂溫是怎麼樣的人，原來呂溫和柳宗元一樣，同樣是王叔文集團中的核心人物，雖然沒有直接參与「永貞革新」，卻一直立場鮮明，和柳宗元等人互通聲息，在政治上力主改革弊政，推行新法。瑣碎的介紹就不多說了，看呂溫的一首詩《劉郎浦》：

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

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這首詠史詩是呂溫經過劉郎浦時，聽說此地是三國時劉備到東吳迎親的地方，有所感觸而寫的。作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呂溫對事情的看法入木三分。首二句點明孫劉成婚時候的地點和環境，用「明珠步障幄黃金 」來指代迎親場面的奢華，和雙方對這場政治聯姻的重視。後兩句則表明自己的看法，作為東吳一方，孫權、周瑜本希望用孫夫人來籠絡劉備，進而收取荊州，可哪裡知道，劉備志在天下，豈會因一女子而動搖自己奪取天下的大志?

其實，這首詩既是吟詠古迹，也是抒發自己的懷抱。劉備不會因為孫夫人而改變自己奪取天下的大志，而呂溫也不會因為各種挫折、誘惑而改變自己改革朝政，推行法治的理想。

尤其可貴的是，呂溫不但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一位開明法家，更是堅定的法治實踐者。對於政治，他有著自己明確的理論依據，比如「德主刑輔」，一方面要看重法治，打擊豪強，即便是一些功勛也不能憑功抵過；但同時法律也應該服務於德，用道德來進行引導，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的發生。對於一向推行德政，注重教化，施政以「禮」為核心的傳統儒家執政思想，是不小的衝擊。對於如何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認為「修誠」、「任智」、「立威」很重要，只有將領導的個人品德、智慧、威信三者相結合，才能做好一個執政者。即便是在現在，也頗有借鑒意義。

作為中唐另一位大家劉禹錫如此描述呂溫：「年益壯，志益大，遂拔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概，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霸強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注。」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胸懷天下，平等待人，思想開闊的優秀的官員形象。有這樣志向、抱負的官員，是地方之福、百姓之福。別說是古代的官員，就算是現在也絕對是稀有品種了，也就難怪呂溫在道州一年，流民就紛紛來歸。離任之際，百姓痛哭流涕。

而裴延齡其人，在歷史上確實是一個對下嚴苛，對上諂媚的小人，甚至有人稱其為「唐朝第一弄臣」。只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不但是裴延齡本人的責任，更是當時最高領導人德宗皇帝的責任。在裴延齡去世之後，滿朝大臣拍手稱快，只有德宗感嘆唏噓。而呂恭777年出生，裴延齡796年去世，呂恭當時22歲，不知道是否已經和裴家聯姻，然即便聯姻，在呂恭的仕途上，人生上，個人操守上，裴延齡對呂恭更多是負面影響。而三十歲之後才是呂恭為官作宰的主要時期，東坡以其岳父人品低劣，而輕易否認呂恭賢豪，未免意氣用事。

蘇東坡之所以如此，只因柳宗元也好，呂溫也好，都是王叔文一黨。作為改革家的王叔文，竟然被等同於奸佞小人裴延齡。那王叔文是何等人？

王叔文在德宗朝本擔任太子侍讀，經常和太子談論朝政，深得太子信任，德宗駕崩之後太子即位，是為順宗皇帝，年號永貞，重用王叔文，開始新政。新政主要有個方面。一是罷黜宮市、五坊小兒，打擊宦官勢力。白居易的《賣炭翁》就生動的記載了宮中太監仰仗權勢，欺壓百姓，「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而所謂「五坊小兒」本是為皇帝抓捕鳥雀的宦官，借口為皇家供奉，欺壓良善。他們甚至把羅網張在人家門前不許進出，張在井上不讓人打水，誰要是接近，就說驚嚇了供奉鳥雀，甚至痛打百姓，直到人家拿出財物來才罷休。二是遏制地方藩鎮勢力，中唐以來，一些地方節度使都自行任命官職，去世之後也由自己的兒子承襲官爵，中央多無力干涉。而王叔文強硬地抵制這一現象。而變法最重要的部分是取得兵權。在玄宗以來，唐朝京畿地區的兵權多由宦官掌握，從玄宗時期的高力士，肅宗時期的魚朝恩，到德宗時期的俱文珍，都一手掌控兵權。如果說，罷黜宮市，五坊使危害了宦官集團的經濟利益，還勉強可以忍耐，王叔文任朝臣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節度使，以圖逐步收奪宦官的兵權卻危及宦官集團的存亡。於是俱文珍聯合朝中保守勢力，地方藩鎮集團，聯手打擊王叔文集團。於是作為領袖的王叔文被殺，大後台順宗皇帝被廢，柳宗元，劉禹錫在內的八位新貴被貶偏遠州郡擔任司馬。一場轟轟烈烈的永貞革新，在宦官勢力，藩鎮勢力，朝中元老大臣聯合圍剿下如秋風落葉，短短三個月不到，就煙消雲散了。

改革也好，朋黨也好，永遠都是利益之爭。就像德宗年間，盧龍節度使朱泚舉兵造反，唐德宗被迫逃離京兆，而之後各地藩鎮也對中央權力虎視眈眈，十個月之後，叛亂平息，可得利最大的竟然是宦官勢力。因平叛、護駕有功，竇文場、霍仙鳴被封為為神策中尉，使宦官集團掌握神策軍成為定製。真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但是，一些人被稱為改革家，受到後世讚賞，另一些被稱為政客，受到後世唾棄，最大的區別就是對利益的取向不同。這個世界上或許沒有不圖利益的政治家，但在追尋自己集團的利益的同時，兼顧國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這種人就足以被後人稱頌。王叔文等人就是如此。罷黜宮市，維護了京畿百姓的利益；打擊藩鎮，維護的唐朝中央的權威；奪取兵權，有利於消除宦官專權。可是面對兩個盤根錯節，遍布天下的利益集團，王叔文僅僅是憑藉皇帝個人對自己的寵信，就想一掃乾坤，實在是螳臂當車。歷史上無數為國為民者，被保守派、被一些奸佞打擊迫害，不能不讓人有「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之嘆。

那麼，為什麼蘇軾會對這樣一位為國為民的政治家有如此錯誤的評判？

估計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來書寫。唐順宗即位之初，俱文珍就聯合朝臣，冊立李純為太子。在幾個月之後就合謀廢黜唐順宗，擁立李純即位，是為唐憲宗。唐憲宗本是歷史上一個非常有作為的君主，他利用朝臣之間的矛盾，互相牽制，比較成功的進行了大規模的削藩，一時之間，天下一片中興氣象，甚至被後人認為能夠和太宗、玄宗並列。

那為什麼他不為自己的父親翻案？

只因為憲宗之所以能夠即位，正是建立在自己父親的錯誤、王叔文集團的覆滅的基礎上。為了自己的地位穩固，形象高大，王叔文等人，甚至是自己的父親，也只能是一直充當反面角色。於是即便是名臣韓愈，也多出言詆毀永貞新政，憲宗年間編纂的《順宗實錄》也大都記載新政集團的種種劣跡。而後世編修順宗年間歷史，只能是參考《順宗實錄》，於是對王叔文集團的污衊，誹謗也就一直延續下去。

第二個原因是，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本來這個典故說的是孔融取笑曹操讓自己的兒子曹丕，收納袁紹兒媳甄宓，以為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而蘇軾對王安石倡導的新政也非常反感，對同樣宣揚變法的王叔文和柳宗元乃至呂溫，自然沒什麼好印象。

在文學上，蘇軾確實是宋朝繼往開來的一位大宗師，可是在政治上，他是一個保守派。當然，不單是他，包括其師歐陽修，其父蘇洵，其弟蘇轍，其友黃庭堅、曾鞏，都是保守黨。

在兩宋以來的漫長的歲月里，大多數人都認為北宋衰弱以至於滅亡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亂政。可是現在我們卻認為，王安石是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前後榮辱，判若雲泥，為什麼？

現在的歷史課本當然是認為，王安石新政之所以失敗是遭受到太后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團的一致反對，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嚴厲打擊新黨，取締一切新法。可是為什麼王安石同時代的那麼多優秀的政治家、文人都集體站到了對立面？新法就沒有問題嗎？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王安石變法之初，朝廷上下，無論是皇帝，還是朝中一些權臣都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後來新法堅定的反對者韓琦、富弼、文彥博等人，大家都對新法抱有很大的期望。而在變法之初，確實也使北宋朝廷上下風氣一新，可是漸漸的，漸漸的，王安石的變法變味了。

多年的宰相生涯，使得王安石聽不進負面的意見，固執的認為一切對新法的意見都是對改革的抨擊，對自己的誹謗。對於那些反對者，王安石採取強硬的打壓政策，將那些人紛紛攆出中央。蘇軾也遭遇「烏台詩案」，被貶黃州。那幾年，是蘇軾一生最苦難，最彷徨的歲月。這一切雖然未必是王安石直接指使，但作為改革的最高領導人，王安石難辭其責。蘇軾將自己的怨恨施加在王安石等改革派身上，完全可以理解。為了鞏固新法，王安石大力啟用新人，於是一些投機分子也紛紛打著維護新法的名義排除異己，擴充實力，收斂錢財。哲宗朝的「奸相」章淳、徽宗朝「六賊」之首的蔡京，都是憑藉新黨身份，踩著舊黨鮮血爬上高位的。

不知不覺，王安石變法，演變成宋朝開國以來最惡劣的朋黨之爭。新黨上台，舊黨靠邊，舊黨上台，新黨滾蛋。眼裡都不再有什麼是非，只剩下黨同伐異。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真相與假象，道義與利益，口號與目的，法治與人治，是是非非一時之間難分辨，或許這就是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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