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世界上最會經商的民族——中國人還是猶太人？

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商業天賦令西方人驚訝不已。美國南北戰爭時聯邦軍總司令，後任美國總統的格蘭特將軍在1877至1879年的環球旅行中曾來到中國。後來有人問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什麼？」他立刻回答：「所看到的最不尋常的事情，便是一個中國小販用精明的競爭趕走了一個猶太人。」

猶太人在西方世界以經商天賦著稱，卻在與中國人的競爭中敗下陣來，難怪格蘭特將軍久久不忘。基督教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明恩普(Arthur Henderson Smith)看到了中國人的巨大商業潛力，他對此事評論道：「（格蘭特將軍）這番話真是意味深長。如今誰都知道猶太人的素質，正是這些素質使他們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猶太人畢竟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而中國人，卻佔了這個星球總人口的相當大的比例。」【1】

中國人的商業素質不是偶然發生的。兩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與諸子百家並立的商家。兩千多年來，他們的經營思想成為中國商業文明的活水源頭。從春秋戰國時的范蠡、白圭到明清各大商幫，再至近代民族實業家，從先秦古書《范子計然》到明清諸多商書，中華商道一脈相承，造就了無數商業奇蹟，成就了無數商業巨子。

然而，在商戰日益激烈的近代，中國本土被實踐檢驗了數千年的商業思想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清末民初著名實業家，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1年）甚至慨嘆說：「中國襲崇本抑末之說，從古無商政專書。」（《盛世危言?商務二》）他不知道，中國上有富國輕重之術，下有富家計然之策。中國古典商業思想被後人遺忘，究其原因——

漢以後，直到唐宋時期，政府的抑制商業政策和民間的賤商思想相對嚴重，阻礙了商業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集中表現在這一時期在商業理論上沒有多大建樹。

史載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虞舜曾販貨於頓丘，運鹽於傳虛。殷人重賈，其祖王亥駕車服牛作遠程貿易。由此觀之，中國商人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

商業繁榮、商人階層崛起的前提條件是統一的、專業化市場的形成，它使遠途貿易成為可能。至少從周代開始，中國境內已經形成幾大經濟區域，並有了繁榮的商業活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的諸多經濟區域，並說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在上述歷史大背景下，豐富的商業實踐活動成就了范蠡、白圭、子貢這樣的大商人及其經商理念——中國商道應運而生，代表作就是中華商業原典《范子計然》。

在先秦，中國人並沒有明顯的輕商抑商思想。大工、大農、大商被稱為「國之三寶」，無先後之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葉坦教授認為，是秦漢統一戰爭，需要集中一切力量用於耕戰的客觀需要強化了「重農抑末」的思想，這一看法很有見地。【2】

中國社會真正開始「賤商」約始於魏晉時期。當時不僅在政策上壓制商業，有時還對商人進行人身侮辱。比如西晉初年，政府就規定：「儈賣者，皆為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

至唐代，有市籍者仍被嚴重歧視，不得參政。在這樣的社會整體氛圍下，商業文化必然衰落。

中國商業文化的真正復興卻是在16-18世紀中國商業革命之時，中國商道因此具備了重新復興社會基礎，主要標誌是世人對商人態度的根本性改變以及諸多商書問世。

明清時對商業和商人的重新評價已經成了歷史的潮流。明神宗時內閣首輔、大政治家張居正提出了「厚商」的觀點，他說：「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張文忠公全集》卷八）

16-18世紀的中國商業革命由國內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和海外貿易擴張推動。國內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在不同經濟區之間，由具有地方特點的商幫進行，不是個別商人的經營活動。著名商幫有徽商、晉商、粵商、閩商、江右商、洞庭商等等，明清商書大體皆出自這些商幫的才俊之手，由他們輯錄而成。

不幸的是，明清中國商業革命被西方堅船利炮打斷，西方商業文化隨之排山倒海般湧入，使中國本土商業文明復興的勢頭夭折——這是中華商業管理思想被遺忘的第二個主要原因。

在這樣一個全球大爭的時代，我們通過對先秦商道的還原和明清商書的闡釋，讓商界精英看到中華文明本有的商業思想——我們不再滿足於對西方商業文明的亦步亦趨，也不再滿足於根本沒有從商經驗學者的窮諸玄辯，我們要重新找回中國大商的真精神！

注釋：

【1】【美】明恩溥：《中國人的素質》，林欣譯，京華出版社, 2002版，第147頁。

【2】葉坦：《富國富民論——立足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頁

《中國商道：中國商人的長生久富之路》導讀

商業繁榮催生髮達的商業文化。

從古至今，中國大商之道一以貫之，歷久彌新，源遠而流長，博大而精深！

概括起來，中華商道有如下三個要點：

大道惟一，商道不二——大道是中國商家的思想基礎。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中華商道與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輕重術同源。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中國古典政治軍事思想與工商管理殊途同歸。

本書是對中國先秦和明清兩個商品經濟大發展時期商業典籍的第一次系統整理和詮釋。本書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篇是對中國商道最權威的先秦典籍《范子計然》的詮釋。先秦白圭「樂觀時變」、范蠡「與時逐而不責於人」，這類經商理念對後世影響深遠，成為歷代大商千年不易的商業訓條。

第二篇收錄了明清商業指導書的精髓部分。當時的商人挾著《士商類要》之類商書行走天下——正是他們，讓中國在19世紀以前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第三篇整體上概括中華商道的根本特點，包括商人的修身之道、管理之道等。

第四篇討論如何建立健康和諧商業社會，作者強調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是西方歷史千百年自然演化的結果，現代西方好的東西我們要學，但不可亦步亦趨。

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風雨，雄立東亞，必有其因。她法自然，行天道，這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本文是翟玉忠先生《中國商道：中國商人的長生久富之路》【修訂版】自序，該書由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讀者可以通過京東等網站購買。）

來源：新法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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