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50年代，趙樹理的遭遇為何截然不同

　 趙樹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山西沁水人。他出身於一個祖上曾很顯赫的農民家庭，三代單傳，小名「得意」，寄託著祖父「金榜題名」的希望。6歲開始隨祖父讀「三聖教道會經」以及《麻衣神相》、《奇門遁甲》，過目不忘，被鄉里稱為「神童」。

　　10歲時祖父去世，趙家徹底沒落。同年，上本村私塾，受盡屈辱，一年後退出，隨父親學會了兩門手藝：「農民的技術」和「農民的藝術」，最喜愛「上黨綁子」、打鼓板等民間曲藝，接受了民間藝術和農民語言的熏陶。

1923年，從沁水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1925年考入長治縣省立第四師範，開始接觸到新文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因反對校長被開除，後又被捕，在獄中開始小說創作。

　　一年後出獄，改名「樹禮」為「樹理」，立志創作「老百姓喜歡看」的作品。1931年再次入獄，1936年第三次入獄。1937年參加犧盟會，1940年，任太行區新華日報社《抗戰生活》（半月刊）編輯，同時一人獨辦《中國人》（周刊），後調入北方局調研室。

主要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和長篇小說《三里灣》等。

小說多以華北農村為背景，反映農村社會的變遷和存在其間的矛盾鬥爭，塑造農村各式人物的形象；開創「山藥蛋派」，成為新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文學流派之一。趙樹理是少數幾位在40年代和50年代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雖然其創作風格和特點幾乎沒有因時代的改變而變化，但他的遭遇和得到的評價卻明顯地被劃為了兩個時代。

　 1943年，趙樹理根據住隊時的真實案件，由悲劇改寫為喜劇，描寫農村青年小二黑與小芹自由戀愛，卻遭到雙方父母「二諸葛」、「三仙姑」和掌握村政權的地頭蛇的刁難和迫害，最後在民主政府支持下終成眷屬的《小二黑結婚》一舉成名。當時，趙樹理時年37歲，與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時同歲。

　　作品經楊獻珍、浦安修推薦，彭德懷給予了高度讚揚，出版後供不應求，特別是在被改編為上黨綁子等各種戲曲之後，在解放區農村引起了一場真正的轟動。但當時文藝界並沒有做出相應的反響，而是保持著一種「古怪的沉默」。

　　同年又完成中篇《李有才板話》，描寫閻家山農民與地主閻恆元及其爪牙之間圍繞著村政權的改造和減租減息開展的鬥爭，得到更高評價，被指定為整風學習、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的幹部必讀材料。樹為緊密配合毛澤東《講話》精神的一面旗幟。

《小二黑結婚》主要圍繞農村青年爭取婚姻自由來展開情節，而《李有才板話》則正面地直接地描寫了當時正在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更有收穫」，「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

　　文藝批評家馮牧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這部作品「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解放區農村中的農民生活和農村關係的急劇變化的圖畫」。《地板》（1944）作為土改運動的幹部必讀書，《催糧差》（1946）獲得該年度太行區文化獎金甲等獎。

　 1945年底，趙樹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通過一個村莊從辛亥革命到抗戰勝利20多年的變遷，表現農民命運的變化。

　　作品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元旦由華北新華書店立即付印，隨後北方各大新華書店以及上海知識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都競相翻印，其出版速度和發行範圍都超過了《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而文藝界的反映也超乎尋常的熱烈。

其主要原因，一是在1946年4月，趙樹理成為了新成立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聯的常務理事；

　　二是相繼出現了當時文壇上三巨頭郭沫若、茅盾、周揚的讚揚文字。1947年，趙樹理第一次接受了外國記者的採訪，因為外國記者發現，在解放區除了毛澤東和朱德，趙樹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在此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晉冀魯豫邊區文聯根據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指示，舉行了一次文藝座談會，專門討論趙樹理的創作。

據當時的《人民日報》報道，「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實事求是的研究作品，並參考郭沫若、茅盾、周揚等對趙樹理創作的評論及趙樹理創作過程、創作方法的自述，反覆熱烈討論。」

　　主持文聯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長陳荒煤作了題為《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總結髮言：「我們覺得，應該把趙樹理同志的方向提出來，作為我們的旗幟，號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看齊！為了更好的反映現實鬥爭，我們就必須更好的學習趙樹理同志！大家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吧！」.......

　 1948年發表的《邪不壓正》描寫的是一個中農女兒軟英的婚姻故事。軟英先被地主劉錫元的兒子看中，狗腿子小旦為虎作倀，強下聘禮。下河村解放後，農會主席小昌又唆使成為積極分子的小旦逼迫軟英嫁給自己的兒子。

　　最後在整黨運動中，小昌挨批，軟英與情郎小寶終成眷屬。這是趙樹理第一次遇到批評的小說，後未收入自己的文集，漸漸被人們遺忘，80年代後人們才真正認識到了它的價值。

　　在1949年前，除了《邪不壓正》，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人們的推崇；而在1949年後，除了《登記》，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批評，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贊同和支持，這期間的趙樹理始終處於「褒貶毀譽之間」。

　 1950年，為配合我國第一部婚姻法的頒布趕寫的一篇評書體短篇小說《登記》受到的讚譽最多，被看作是《小二黑結婚》的姊妹篇，後被改名為《羅漢錢》搬上銀幕和各種戲劇戲曲舞台。

　　同年，卻因他主編的《說說唱唱》發表孟淑池的《金鎖》而受到指責，並因他為之辯護而寫檢查，導致1951年初被解職。

1955年發表的《三里灣》是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以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村支書王金生、三心二意想發展資本主義的村長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發家美夢的中農馬多壽這三家人為主線，表現農村合作化時期的社會的面貌，後被改編成電影《花好月圓》和各種舞台劇。

　　為此，在1956年召開的中國作協大會上，趙樹理與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稱為「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

但《三里灣》與李凖的《不能走那條路》、柳青的《創業史》，以及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表現農村階級鬥爭的作品相比，仍然受到了明顯的冷落。

　 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由於指導思想違背了農業生產的基本規律，各級領導好大喜功，爭放「衛星」，盲目誇大生產產量，給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在農村參加基層工作的趙樹理，對農村工作中的問題十分憂慮，但是，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面」不允許作家暴露。文藝界一方面積極倡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簡稱「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一方面又相應地發起了「拔白旗」的批判運動。

所以當時能夠公開發表出來的，只能是歌頌「大躍進」的民歌和粉飾現實的作品。

　　此時，趙樹理創作了《「鍛煉鍛煉」》，雖然主觀意圖「是想批評中農幹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站在青年幹部楊小四一邊，維護農村中的新生事物，讓自私落後的人出點丑；但客觀上卻表現了當時農村中日趨激化的「干群矛盾」。

因此，一經發表便受到了批判。1959年《文藝報》組織的「文藝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中對《「鍛煉鍛煉」》的討論，最終導致了對趙樹理的否定性意見，認為這篇作品是對農村現實的歪曲，醜化了正在進入共產主義的農民形象。處在既無法迴避，又不願違心地說假話唱讚歌的兩難境地的趙樹理，為更多地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年底去山西，請求省委讓他任陽城縣委書記處書記，但在放「衛星」等問題上又與縣委大唱反調，被看作是「神經病」。

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投寄《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但文章尚未發表，趕上了「廬山會議」對以彭德懷為首「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趙樹理的文章被陳伯達轉批給作協黨組，成為「反右傾」運動的靶子，連批三個月。

　 在1962年8月於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史稱「大連會議」）上，邵荃麟代表中國作協黨組正式宣布，1959年對趙樹理的批判是完全錯誤的，予以徹底平反，並將趙樹理譽為描寫農村的「鐵筆」、「聖手」。

　　趙樹理在發言時，仍然不能忘記他親眼所見的農村現實，他十分尖銳而沉痛地說：「1960年的情況是天聾地啞」。

但大連會議結束後不到兩個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階級鬥爭學說」，又完全否定了大連會議的精神；成為文壇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此後，趙樹理在創作了兩篇失敗之作《互作鑒定》（1962）和《賣煙葉》（1963）後，以「上黨綁子」《十里店》無可奈何地結束了自己的創作生涯。

　　但1964年，先因《賣煙葉》再次被當作「寫中間人物」的標本遭到批判，後因《「起碼」與「高深」》一文，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追查。

1965年2月，全家遷到山西太原。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將趙樹理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文學權威」、「周揚黑幫樹立的標兵」，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處批鬥，打斷肋骨。

1970年，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成立「趙樹理專案組」，對他隔離審查，9月23日被批鬥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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