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與充滿爭議的《多餘的話》，大褒與大貶伴隨了他數十年
文/於繼增
今年是瞿秋白誕辰120周年。1935年，年僅36歲的瞿秋白慷慨赴死，他義薄雲天的英雄壯舉，理應牢牢鐫刻在共和國的烈士紀念碑上。然而歷史的長河卻一度沖走了他頭上的光環，「叛徒」的罪名使他長期蒙受冤屈。這一切，皆因他就義前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
碧血染紅了草地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後，福建黨組織非常關切，曾多方設法打聽他的安危問題。瞿秋白借通報「病情」給在上海的愛人楊之華寫信，暗示了自己的被捕。隨即魯迅、陳望道、楊之華等發起公開營救活動，中共中央也實施了營救，但均未成功。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國民政府會議上當面向蔣介石求情，也遭到拒絕。蔣介石說:「瞿秋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最好還是讓其自首投降。」遂電令駐福建長汀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降，瞿對宋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願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願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見勸降不成，蔣介石於6月2日從武漢行營給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第11軍軍長蔣鼎文發去密電:「寒已發電悉。瞿秋白即在閩就地槍決，照相呈驗。中正。」同時布置中央社和各大報發消息。但此令未立即執行，因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又指派特工總部行動科的王傑夫、陳建中從南京專程趕到長汀，使盡各種手段進行勸降。他們對瞿秋白說: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關去擔任翻譯即可，瞿秋白斷然回答：「我青年時期已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無從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國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還列舉大量事實，向他們宣傳中央蘇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駁斥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污衊。6月14日瞿秋白在他們來「辭行」時說:「勞了你們遠道而來，幾天來費盡心機和口舌。我的態度，昨天都談得一清二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這兩人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陳立夫非常惱火，立即給在武漢的蔣介石發電報，說勸降為瞿所拒，瞿不可挽救，宜速對其處極刑。6月17日中午，蔣介石又直接給宋希濂發出電令：「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第11軍軍長蔣鼎文、管轄長汀的第二綏靖區司令李默庵也連電催促執行。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1935年6月18日。
據當時天津《大公報》一篇署名「平」的《瞿秋白畢命記》報道說，上午8時，「記者為好奇心所驅使，趨前扣詢，至其卧室，見瞿正大揮毫筆」，書寫的是「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這天瞿秋白就義前，先到該縣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照完相，在國民黨36師特務連100多名士兵刀槍環布之下，瞿秋白漫步走向兩華里外的羅漢嶺刑場。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夾香煙，向沿途圍觀的百姓微笑告別。瞿秋白用俄語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唱著《紅軍之歌》，喊著「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面無懼色。到達刑場後，見備有「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便邀一個監刑的軍法處長對飲，彼不理會，就自斟自飲起來。這處長說:「如果殺盡了共產黨，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答:「共產黨人是殺不盡的。沒有共產黨人，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說完，他走到一塊草坪上，面北盤膝安坐，向著行刑者點頭微笑說:「此地甚好，開槍吧!」
◆就義前的瞿秋白。
烈士的碧血染紅了草地……
宋希濂向上司發去電報:「瞿匪秋白已於本日上午十時遵令執行槍決。除將該匪照片及處理經過各情另外呈報外，謹先電聞。職宋希濂叩。」
英雄的壯舉震驚了世界。陳雲、李立三、王明等發表文章，懷念這位中國共產黨的英勇戰士;共產國際及日、英、美、德等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紛紛致電，悼念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正在烏克蘭參加夏令營的瞿獨伊，從國際兒童院的同學手中搶過了一張《真理報》，上面赫然登著父親的一幅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親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犧牲的消息。她哭得休克過去，她不懂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父親為何犧牲，只知道她的「好爸爸從此沒有了」。魯迅先生得知他的「知己朋友」瞿秋白遇害的消息後，「木然呆坐，低頭不語」。隨後抱病編印了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他對馮雪峰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並將出版的這本書轉交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 1936年6月20日的《救國時報》第37期以整版篇幅發表文章，紀念瞿秋白殉難一周年。
《多餘的話》並不「多餘」
瞿秋白服刑前曾寫了一篇「肺腑之言」——《多餘的話》;然而人們並沒有能夠真正讀懂它，以至引起頗多誤解和爭議。
儘管瞿秋白寫完《多餘的話》後，曾在1935年5月28日給在日本的郭沫若寫了他在獄中的最後一封信:「歷史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也不願多說，不過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盡量的披露出來，使得歷史檔案的書架上，材料更豐富一些，也可以免得許多猜測和推想的考證功夫。」但事實上，在瞿秋白犧牲後，這篇材料還是沒有免除人們的諸多「猜測和推想」。
《多餘的話》部分內容最早發表於1935年8月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雜誌第12卷;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經》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載。此後日本、香港的報刊亦有轉載。在有些人看來，這篇《多餘的話》乃是共產黨「高幹」的一份「反省書」，所以他們給予積極的披露。而共產黨方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篇東西是敵人「偽造的」，他不大可能寫出這樣「消沉」的文章。鄭振鐸當時就通過關係到《逸經》雜誌社查閱《多餘的話》底稿，只見到一個手抄本，而未見瞿秋白的手跡。而1938年在武漢時，柳亞子向周恩來報告說，他得到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可能有假，現保存在女兒柳無垢處，請示如何處理。周當時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視呢？既然是真，又何必處理呢？」周恩來後來(1964年6月)在一次中央書記會議上說，抗戰初期曾有人問我們買不買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手稿），但是我們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現在了解，瞿秋白確實寫過這篇文章。
◆《多餘的話》
丁玲1955年證實，在延安時張聞天同她談起過《多餘的話》時說:「有些人認為這篇文章是偽造的」，丁玲本人也說「《多餘的話》肯定是假的，造謠專家多得很」。後來陸定一也回憶說:「我在延安當中央宣傳部長的時候，就從國統區的報刊中看到《多餘的話》，說是瞿秋白在國民黨監獄中寫的遺書。我當時認為，秋白同志對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嚴辭拒絕國民黨的勸降。而這篇遺書情緒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國民黨偽造的。」但瞿秋白的文風又為大家所熟悉，文中所談的經歷和事件也都是真實的，所以這個東西究竟是否「偽造」，人們還是心存疑惑的。
就報刊登載的這篇瞿秋白寫於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的兩萬字的長文里，回顧了他的家庭和參加革命的經歷，毫無保留地訴說了曾經擁有的浪漫、熱情、執著。而這一切又為苦悶、厭倦和自我否定所代替，讓人難以與那個從容自若、慷慨高歌的勇士聯繫起來。他也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文章開頭便引用了《詩經·黍離篇》里的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但他依然義無反顧地吐露出心聲，他說:「我是個脆弱的二元人物」，「因為我始終不能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完全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歷史的誤會叫我這個『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從政「實在是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多餘的話》
《多餘的話》不啻為中國現代史上一篇難得的獨特文字，讓人感受到一種震懾人心的衝擊力，它所流露出的真實的人性底蘊和悲愴的浪漫氣息令人驚嘆！這種心路歷程和文字指歸，與我們通常所見的「領袖文體」大相徑庭，也與一般意義上烈士的慷慨陳詞、浩蕩情懷有著很大的不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瞿秋白說的這番有些「異類」的「老實話」，大概就是給作者帶來意想不到的聚訟紛紜，甚至筆墨官司和身後之辱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這種淋漓盡致的自我分析和解剖，正是瞿秋白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點，伴隨著他探索整個生命旅程的集中反映。他多思而沉鬱的性格使他從來就不具有豪情激揚、慷慨悲歌的氣勢和情懷。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一直在以一個詩人的氣質解剖、反省，在體驗、懷舊、徘徊的情緒中尋找一條心靈的道路。時代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浸洇著他。「革命家」與「文學家」的衝突不時撞擊著他。瞿秋白性格中當然有矛盾、軟弱、懦怯的一面，但他能夠嚴肅地正視它，無情地袒露它，這正是瞿秋白的可貴之處。他在自我解剖中思索著歷史和人生，最終以輝煌的方式完成了對歷史的承諾與獻身。《多餘的話》在看似「消沉」下，卻掩藏著深刻而積極的內涵——慷慨的悲歌，靈魂的釋放，光明的嚮往。他在給妻子楊之華的遺書中談到:「若是我喪失人性而生存，這樣毀滅的生存只會給你帶來恥辱和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多餘的話》並不「多餘」，它抒寫了一部「偉大的人性之詩」。
瞿秋白當然並不是一個完人，他在遭受到錯誤打擊和無情批判後，加上他沉重病體的折磨，在文章中的確說了過頭話，流露了消沉、傷感、頹唐、灰暗的情緒，完全不像方誌敏就義前所寫的《可愛的中國》那樣積極向上，慷慨激昂。這對於一個共產黨人來說，也許是「不應該的」。但這些仍是次要的、非本質的，並不是這篇文章的主流。
實際上，作為一個經典文本，《多餘的話》並無可指摘，它只不過是一個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所表達的真實心聲而已。但瞿秋白卻在有意無意中，為自己的心靈划出一個無限廣闊而又無限分裂的空間。這就給他的身後帶來了麻煩。
大褒與大貶伴隨了他數十年
開始的時候，人們雖然質疑這篇意味深長的《多餘的話》，但對瞿秋白的評價並沒有帶來什麼不利影響;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起，才使得瞿秋白的聲名在他犧牲後的數十年的歲月里，大起大落，大褒大貶。
秋白就義10周年後，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1946年6月，重慶《群眾周刊》第7期發表了署名文章《瞿秋白最後的話》，指出:「瞿秋白先生雖然死於反革命之手，但是瞿先生不屈不撓精神，早已裝備了每個革命同志的頭腦。我們永遠不忘瞿秋白先生最後的一句話，共產黨人是殺不盡的，沒有共產黨人，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應瞿秋白遺孀楊之華請求，欣然為即將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題詞作序：「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他派人將題詞送給楊之華，還寫信說：「瞿秋白同志的文集出版，甚好。寫了幾句話，不知可用否?」
瞿秋白生前戰友、著名文藝理論家馮雪峰主持編輯了這部文集並作序：「這些作品在過去反動統治的黑暗年代，曾經在革命文化戰線上進行過衝鋒陷陣的鬥爭，在文藝思想上發生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都具有紀念碑的意義……」這部建國後首次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理應收入瞿秋白的全部著作，但編輯時中央卻通知:只出版文學方面的論著。理由是瞿秋白的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著，聯繫中國革命實際不夠。這樣，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4冊8卷），既沒有收入瞿秋白的政治理論著述，也沒有刊登毛澤東的題詞，更沒有《多餘的話》。直到1980年經中央批准收集瞿秋白的全部著作，毛澤東的題詞才從中央檔案館內找出，首次發表在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中，而此時《多餘的話》依然沒被收入。
箇中原因，據發現毛澤東題詞手稿的當事人溫濟澤後來分析說:「3 0年前已經發現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這是秋白的原文，還是有什麼地方被敵人篡改過呢?由於一時難分辨清楚，所以毛澤東的題詞沒有發表。」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來自建國初期對瞿秋白詩文的一次爭論。1950年6月天津《文藝學習》第6期上刊登了李霽野《瞿秋白先生給我的印象》，說瞿秋白就義前曾寫了一首集唐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這首「聽來的」的詩受到楊之華等人的質疑，臧克家也在7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瞿秋白同志的「死」》，他在文中指出這詩如果出自一個坐化的教徒「還差不離」，而「對於一個革命戰士，死，就是永生!」他否定此詩是瞿秋白所寫。《人民日報》發表該文時編者按說:「瞿秋白同志死後，國民黨反動派曾在當時的報紙上故意發表些經過捏造的『遺作』，以致以訛傳訛，歪曲了歷史。臧克家同志為此寫了篇辯正的文章。秋白同志愛人楊之華同志也給本報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見。」李霽野隨後在報紙上作了檢討。但這些爭論引起主管意識形態高層人士的注意，對瞿秋白著作的出版尺度把握較審慎，選擇上有餘地。
1951年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決定在長汀縣羅漢嶺瞿秋白死難處修築烈士紀念碑。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20周年時，他的遺骨從福建長汀縣遷至北京，中共中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安葬儀式。周恩來主祭，董必武、陸定一等陪祭。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了《關於瞿秋白同志生平事迹的報告》，報告中說:「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他獻身革命直到最後一息。他的高貴品質和畢生功績將活在人民的心裡，永垂不朽！」隨後的安葬中，這篇報告的全文鐫刻在瞿秋白的墓碑後面，周恩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烈士之墓」。
之後的幾年裡，上海、江蘇等地出版了大量關於瞿秋白的著譯年系目錄及研究文章，全面評價瞿秋白和他的作品。
據陸定一回憶說，60年代初有一天，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李克農來找他，說《多餘的話》的真跡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後人手裡，已流出國外，他表示要賣給我們，問陸定一買不買。陸認為是國民黨偽造的，說不買了。可是不久，陸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時，「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總理說，我看過《多餘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總理的話當然是可信的。」(《陸定一文集》)
但是，隨著「階級鬥爭」觀念的深入，被否定的陰影籠罩了瞿秋白。
1962年香港《展望》雜誌發表了司馬璐的《瞿秋白傳》，其中全文附錄刊登了《多餘的話》，毛澤東看後對陸定一說，以後，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誌敏這樣的同志。
◆《瞿秋白傳》
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並與羅爾綱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斷言，李秀成儘管被捕後又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由此引發了史學界的爭論。毛澤東讀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道:「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鮮明地支持了戚本禹的觀點。於是有人就聯想和寫文章，認為瞿秋白和李秀成處境很相似，都是被捕又被殺，瞿秋白《多餘的話》也和《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樣，屬於「晚節不忠」。
到了「文革」一切都混亂和顛倒了，對瞿秋白的否定達到頂峰。把陳獨秀、瞿秋白等說成是第x次「路線鬥爭」，《多餘的話》遂成為瞿秋白「自首叛變」的鐵證。紅衛兵到北京八寶山砸毀了瞿墓，福建長汀縣羅漢嶺的瞿秋白墓碑同期被毀。瞿秋白孤遠的靈魂呻吟在極「左」的雲煙里……
他在歷史星河中永遠閃爍
「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日子裡，黨和人們沒有忘記瞿秋白。
1979年6月，中紀委成立專案組開始對瞿秋白被捕等問題進行調查。在公安部門配合下，查閱了所有關於瞿秋白被捕、遇難的材料及報紙圖片，提審了「四人幫」有關案犯及其他涉案人員。其中包括當年在獄中對瞿秋白進行勸降的國民黨中統局行動科科長王傑夫、國民黨廈門市黨部書記朱培璜，瞿秋白嚴詞拒絕他們的勸降，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專案組還到上海、杭州、常州、長汀等地進行實地調查，走訪了瞿秋白就義時的目擊老者，他們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證明了瞿秋白的英勇悲壯。詢問了當年在獄中為瞿秋白看病的獄醫陳炎冰，陳說他常與瞿秋白談文學，瞿得知他與郭沫若有往來，便寫了一封信請他轉交，還委託他將《多餘的話》等遺物在死後寄給武漢的朋友;陳炎冰證實:瞿秋白說給我看病我歡迎，但要想從我這裡套出你們所要的東西辦不到。瞿還對看管他的下級軍官說，國民黨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清道夫，蔣介石是清道夫的頭子。
專案組走訪了當年駐紮長汀、直接審訊並執行槍決瞿秋白的原國民黨第36師師長宋希濂(被訪時為全國政協委員)，宋希濂早年曾在上海大學聽瞿秋白講過課，所以對這個「老師」還算客氣，交代照顧瞿秋白的生活和紙筆，他也進行過勸降。有一次他到牢房問瞿秋白寫什麼，瞿說:「寫完後可以公之於眾，也會送給你看。我想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回顧往事，剖析自己，讓後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對待歷史。但是，這裡邊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名單，也沒有紅軍的軍事情報。如果你今天要問的是這些，那是會白費時間的。」瞿秋白還說:「我對自己目前的處境十分清楚。蔣介石決不會放過我的，我從被認定身份之後就沒有打算活著出去。」宋對來訪者說:「當時，我曾就孫中山先生說的『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不適合階級鬥爭學說』，與瞿秋白辯論，瞿說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不徹底的革命，倒像一盤大雜燴，無所不包，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
宋希濂同時證實:1935年6月16日和17日，他接到蔣介石命令36師對瞿秋白「就地槍決」的密電後，曾於當晚安排軍法處長帶酒菜到牢房給瞿秋白送行，並組織了「法庭宣判」，出示電報，宋親自將瞿秋白送出關押他的師部大門，命令行刑和照相人員去了羅漢嶺。宋希濂還向調查人員出具了書面證明:「第一，瞿秋白沒有叛令或變節的言行，有的是充滿革命氣節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確寫了《多餘的話》長文，我當時就看過了，印象極深，這篇長文寫的是瞿秋白對往事的回顧和剖析，而不是對從事革命事業的懺悔，不是國民黨方面事後捏造的那樣。」他對來訪者說:「使我終生難以忘懷，也是終生愧對祖國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犧牲這壯烈的一幕，在我個人歷史上的污點不能洗去……」
時任中共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的溫仰春說:「按原計劃，瞿秋白擬從福建、廣東、香港到上海。這條秘密交通線，並沒有因為瞿秋白的被捕而受到破壞，一直到1937年底完好無損。這一點，我完全可以證明、負責。他非但沒有變節，沒有泄露黨的軍事機密，沒有暴露黨的地下關係，沒有出賣同志，反而把監獄作為最後的戰場，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義正辭嚴的堅決鬥爭。」
這些當事人的證言證詞，無疑對洗刷瞿秋白的不白之冤、正確對待《多餘的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
同時查到當時中統特務主辦的《社會新聞》上首次選載的《多餘的話》，當天報紙寫的按語說:「瞿之狡猾惡毒至死不變，進既無悔過之心，退亦包藏顛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處死，實屬毫無疑義。」另查《逸經》「編者按」說:「像瞿秋白這樣歷盡滄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對生死不能參透，是不會有的事。」國民黨黨務督導員趙庸夫在該刊發表《關於瞿秋白之種種》一文中說:「其末段鼓吹偽政府（指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筆者注)，不便發表……」「1935年7月8日《國聞周報》署名李克長的《瞿秋白訪問記》載，瞿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寫了一本小冊，題名《多餘的話》。(言時，從桌上揀出該書與記者。系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用鋼筆藍墨水書寫者，封面貼有白紙浮簽。)這不過記載我個人的零星感想，關於我之身世，亦間有敘述，後面有一『記憶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註明，但恐記憶不清，難免有錯誤之處，然大體當無訛謬。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也。」他同意了記者借出閱讀的要求，並說「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幫忙，使之能付印出版」。記者李克長說，他將《多餘的話》帶出牢房剛看不到一半時，就被主管押禁人員要回，他答應「另抄一副本寄與記者」——這大概是世上只見「手抄本」而未見真跡的原因。
中紀委專案組的結論是:經查實，《多餘的話》確為瞿秋白所寫，但迄今未找到手稿，不能排除被改動的可能性。即使就流傳的版本而論，文中一沒有出賣黨的組織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三沒有吹捧國民黨蔣介石，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之意，而被其稱為「惡毒至死不變」。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餘的話》，這決不是叛徒投降的自白書。因而強加給瞿秋白同志的所謂「暴露了黨的地下關係」「泄露了黨的軍事機密」「自首變節」等罪名不能成立。
根據以上調查的主要史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出了《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全國轉發了中紀委的複查報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國民黨逮捕後，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情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雄氣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誣衊為「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應當給他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當年，經中央同意，有關部門召開了瞿秋白就義45周年座談會，重新肯定了瞿秋白光輝的一生。
嗣後，重修了位於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瞿秋白烈士墓和福建長汀羅漢嶺墓地。
◆位於長汀羅漢嶺的瞿秋白烈士紀念碑。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舉行瞿秋白同志就義50周年紀念大會，時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的楊尚昆，代表黨中央對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評價:「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在短暫的一生中為中國革命艱難創業，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犧牲，他的崇高的獻身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功績，在半個世紀之後，仍然受到黨和人民長久敬仰和懷念！」
199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瞿秋白文集》時，將《多餘的話》以「附錄」形式收入「政治理論篇」第7卷，編者交代:「《多餘的話》至今未見到作者手稿。從文章的內容、所述事實和文風看，是瞿秋白所寫;但其中是否有被國民黨當局篡改之處，仍難斷定，故作為『附錄』收入本卷，供研究與參考。」這是《多餘的話》首次出現在建國後最權威的版本中。後來貴州教育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單行本《多餘的話》。它與《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等均為瞿秋白同志的自傳紀錄。
◆《瞿秋白文集》
據不完全統計，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20多年裡，國內外發表的有關瞿秋白的研究論文、資料達2000多篇，出版的文集、選編、專著、傳記、影視等作品100多種，達到了瞿秋白研究和宣傳的輝煌階段。
陸定一後來在《憶秋白》《陸定一文集》自序中說:「瞿秋白是我的老師，是瞿秋白第一個告訴我黨內有鬥爭的。」他高度評價了瞿秋白對於黨和中國革命的貢獻，他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一份遺書，是瞿秋白為「自疚」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卻沒有力量把王明錯誤路線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損失而難過，對不起黨和人民，有愧於「領袖」這個稱號，所以他才在臨死前過度地解剖甚至過分「挖苦」自己。陸定一明確地指出，這一切並不是「情緒消沉」，而是常人難以做到的高度自省。他對政治的「倦怠」或「誤會」，也是受到錯誤打擊、無情批判後的苦悶流露，瞿秋白同志對黨和革命事業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陸定一深情地說:「可惜我不能把這種想法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報告了。我要把這個想法原原本本的寫在這裡，還我思想上的欠債……」
《多餘的話》，這個伴隨著瞿秋白榮辱的淵藪終於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深刻解讀。
瞿秋白曾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決!」視死如歸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瞿秋白同志，經歷了大半個世紀歷史風雨的衝擊，終於在時代的星河中找到了公平的位置。那璀璨的光焰永遠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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