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到關係：女性寫作的來路和去向

女性從擺脫「失語」夢魘，到女性聲音「浮出歷史地表」，再到「女性寫作」命名的出現，其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女性寫作在當代的繁榮，是不爭的事實。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言時感言：「要是說，中國當代作家在個別和總體上都未曾作過超越他們前輩的成就的話，那麼，當代的女性寫作卻是唯一的例外———她們在性別寫作以及揭示女性獨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對歷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補。」[1]

一

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福柯認為：在有話語的地方就有權力，權力是話語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權力總是通過話語去運作。[2]女性在歷史上的「失語」，與她們「第二性」的存在處境聯繫在一起。她的困境，是她的性別的困境，是缺乏自我言說與表達的困境。女性對話語位置的要求，與她們對主體性的追求有關。女性爭取寫作權力的過程，也是她們「人」的意識復甦的過程。因為，當女性不能講述自己的時候，她只是「空洞」的符號，寄生於男性敘事文本中。只有當女性自我言說而不是「被言說」的時候，那些被男性中心話語遮蔽的女性經驗，才能「浮出歷史地表」。

與此同時，她們還在爭取著「作為女人說話」的權力。女性主義批評家認為：「想像力逃脫不了性別特徵的潛意識結構和束縛，……不能把想像力同置身於社會、性別和歷史的自我割裂開來。」「最終書寫下來的，不論是有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都是一個人的整體……如果作者是一個受到作為女性的教育而成長起來的婦女———我敢說只有極少數生理異常的女人沒有作為女性而被撫養成人———她的性別特徵如何能夠同她的文學創造能力分離開呢？」[3]女性寫作是不可能擺脫社會性別角色的指認和派定的。男性書寫中的女性和女性自我書寫，必定存在著不同。

女性寫作試圖將自己個體生命的經驗帶入文學，並以此作為確立女性主體性的重要途徑。然而由於民族、國家等政治和書寫領域，在文化建構過程中就已經等同於男性世界和男性書寫領域，女性寫作如同女性一樣被置於邊緣幾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再者，當女性獲得寫作權的時候，一方面因為缺少女性自己的話語資源，不得不「借用」男性話語。另一方面，男權中心文化總是將女性置於次等地位，女作家為了避免被「矮化」，自覺不自覺地模仿男性說話。「既為女人，為什麼會有把小說男化的企圖呢？回想起來，大約是出自對文學女性化的誤解。不妨直言，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認為女性化的文學總脫不出小家碧玉的窠臼，總跟自嘆自憐纏綿悱惻秋波瀲灧嗲聲嗲氣忸怩作態等等，這些與大器無涉的印象聯繫在一起。」[4]

悖謬出現了：為了獲得自我，她必須開口說話。為了不被遺忘和輕視，她必得以「他」的口吻說話。這是寫作中展露的文化「易裝」現象。一旦這樣，同時意味著「她」作為主體的又一次失落。百年女性寫作史，幾乎就是女性爭取以「她」自己聲音說話的掙扎史、奮鬥史。在這個過程中，「她」終於發現：「……寫得像女人的確是女性寫手的捷徑。比方說，我們已經為自己的小說找到了一種方式，或者說固定了一種技術框架，要將細節的材料填充進去的時候，女性的生活經驗和心理經驗幾乎是不容分說地擁擠到我們筆端，不管我們如何將小說技術化，給視覺戴上男性或中性的眼鏡。」[5]

因此，一定意義上說，具有文化自覺的女性寫作是一種瓦解男性敘述所有權的寫作。或者說，它是一種確立女性敘述所有權的寫作。與女性寫作相聯繫，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爭取批評領域中的話語權。「它不僅要闡述女權主義的批評原則，以此確認婦女的文學和社會經驗的正確性，而且需要系統闡述一種理論態度，以此對全部文學進行探索研究；它不僅要發掘一個已被遺忘的文學史，同時也要對現存的全部文學史進行重新解釋。」[6]

歷史所昭示的事實是：批評話語中女性聲音、女性立場的確立，是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文學批評理論大量湧入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它為社會文化普遍接受，則是在90年代。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林白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以對女性身體慾望及女性隱秘心理的大膽呈示，挑戰了舊有文學批評對女性寫作的認識。在受到有著女性主義自覺的批評者讚美的同時，1995年12月20日的《中華讀書報》發表了題為《女性文學及其他》的文章，從道德意義上嚴厲斥罵它是「准黃色」的「壞書」。在北京大學一次關於女性寫作演講中稱讚了本作品的戴錦華教授，連帶受到道德詰問。作家兼學者徐坤的應對文章彷彿一篇檄文，清算了那篇文章對《一個人的戰爭》以及由此延展的對女性、女性寫作的批評中窩藏的陳規陋見。徐坤的論文洞穿了傳統道德批評方法對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雙重標準，敏銳犀利的目光、絲絲入扣的陳述，使《女性文學及其他》的邏輯漏洞泄露的深層心理袒露無遺。徐坤的申辯是為女性寫作鳴鑼開道的批評宣言：

作為一種邊緣話語的女性文學……只是藉助於外來語勢才得以在國內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無非是喚醒女性對自己性別意識的自覺和自省，以在男權話語一統天下的縫隙中求得一線女性話語和權利意識的生機。當整個歷史和現實都已變成了男性巨大的(實際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場，未來的雲層和地面上競相布滿了男性空洞的閹割焦慮的時候，女性以她們壓抑已久的嘶啞之音，呼喊與細語出她們生命最本質的憤懣與渴望，她們不惜以自戀自虐甚至自戕自焚式的舉動來爭得一份屬於她們自己的話語權利，表明她們心底的不甘和顛覆的決絕，這不啻於是楔入男性力比多浮躁中的一劑鎮靜敗火的清涼。女性因為沉默太久，緘口的時間竟然可以以百年千年為單位來計算，所以，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滅亡。一旦鐵樹開花，啞巴說話，會招致一些驚異或怪異的目光，就顯得十分正常了。[7]

徐坤帶著激情的聲音宣示了女性寫作和女性批評的悲壯，藉由和她一樣的批評者的堅持，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僅沒有「滅亡」，還壯大為當代批評陣列中呈赫赫之勢的一支生力軍。

在女性寫作被「誤讀」的時候，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致力於揭示女性在寫作中呈露的「那一份不同於男性的、深長而痛楚的生命體驗，她們對於愛與善與美的呼喚的焦灼」。最終使人們明白：「這個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厲、堅硬、喉結上下竄動翻滾的聲音，這個世界也是男女共存的世界，還有女性那纖柔、細膩、充滿彈性與質感的聲音於無聲處堅忍不拔地響著。」[8]

當年圍繞著《一個人的戰爭》產生的紛爭和它在出版過程中經受的波折，展現了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曾經面臨的艱苦環境及其艱難而決絕的「突圍」過程。[9]徐坤的應對文章，可以看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當代產生的背景、意圖和意義。

二

五四運動的功績之一是「個人」的發現，與之相伴隨的是「女人」的發現。新文化運動發生的第一個十年里，文壇上湧現出了陳衡哲、廬隱、馮沅君(淦女士)、冰心、白薇、凌叔華、蘇雪林、石評梅等女作家群。她們的書寫風格仍然可以用細膩、清新、委婉、纖柔、感傷等評價古代女作家作品的詞語來表述，剛剛萌生的女性性別意識和主體意識並不十分顯豁。女作家基本上是在男性權力話語結構之內，進行著有限的自我言說。直到20年代末，丁玲的出現才改變了這種狀況。丁玲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其對「女性肉體的覺醒」表達了女性性別的覺醒。她對女性生理和心理經驗的反神秘化書寫，她對男性的反神聖化書寫，使女作家的創作進入到五四時期未曾企及的高度。

3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矛盾、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革命文學成為主流。馮鏗借小說《紅的日記》里女主人公馬英的口吻說，革命女性要「暫時把自己是女人這一回事忘掉乾淨……」以《從軍日記》立於女性寫作史的謝冰瑩也做過類似的表白：「在這個偉大時代，我忘記了自己是女人，從不想到個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貢獻給革命……再不願為著自身的什麼婚姻而流淚嘆息了。」五四女作家正是在婚戀題材中表現反封建、反禮教、爭取個性解放的，謝冰瑩的話從一個方面反映了30年代女作家對時代、民族、階級等前途的關注超過了對自身的關注。張愛玲評價：「丁玲初期的作品是好的，後來略有點力不從心。」[10]就是針對丁玲在文學創作中放下「小我」融入大眾、個體的人暫時讓位後，女性立場變弱甚至消隱的事實。事實上，解放區時期丁玲創作中的主流話語和性別話語之間有著很大的張力，《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等受到批評的作品，話語縫隙里是作者一貫的女性聲音。遺憾的是，赫赫強勢的主流話語最終收編了丁玲，使她越來越壓抑自我性別、臣服於意識形態話語。

西方人類學家指出，在人類文化史上，女人過著一種雙重生活，她們既是社會總體文化圈內的成員，又擁有女性自己的獨特特徵，其文化和現實生活圈子同社會主宰集團的圈子相重合，卻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這重合的圈子之外，於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團控制的語言清晰地表達，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獨特的屬於無意識領域的感知經驗，它不能用主宰集團的語言表達，這是失聲的女人空間，是野地」[11]。但因為主流批評話語是中性/男性的，女性獨特的生命意識和心理、生理體驗往往被忽視、被壓抑。丁玲前期的作品被指認為表現了「世紀末的病態」的氣氛，「肉的氣息是特別的濃重」，流露出的是「傷感而且享樂的傾向」。主流批評貶抑的，恰恰是從女性寫作表現女性經驗方面需要張揚的。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大眾文學、革命文學的夾縫中，女性聲音在固執地講述著女性生命經驗。以往的文學史，多在左翼文學和鄉土文學的話語層面研究蕭紅，隨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導入中國，蕭紅作品裡「悄吟」(蕭紅的另一個筆名)的屬於女性的那一份獨特經驗和性別困境，穿越歷史厚厚的帷幔流溢出來，蕭紅在女性寫作史上的地位愈發彰顯。她「超越了主導意識形態模式的歷史洞察力與她……在女性生活道路上向歷史和社會惰性的挑戰」[12]的女性邊緣敘事，填補了主流文學的寫作盲點。

1940年代的淪陷區，「大眾、民族、國家前途、社會革命被隔絕於鐵窗和憲兵之外」，特殊的政治環境不期然地留下了話語空間。張愛玲、蘇青、梅娘小說的語彙「已然脫離了文學史上帶有男性視點的慣例的影響，以嶄新的情節、嶄新的視點、嶄新的敘事和表意方式注入了女性信息，從而生成了一種較為地道的女性話語」[13]。在女性意識表露、男權思想批判、女性自我言說、女性自我審視等方面，有著不凡的建樹。

建國後的17年以至1970年代末以前，女性寫作的境遇與女性生活一樣，進入「無性別」時代。準確地說，是「仿男性」時代。「男女都一樣」的口號下被壓抑的只是「女性」。在「平等」名義下，男性的行為標準和價值觀念已粗暴地將女性「殖民」了。僅僅在傳統批評話語首肯的文筆細膩、抒情等修辭風格方面，女性作家的作品才能被辨認。這個階段的文學，基本可以看作是現代文學史上解放區文學的繼續。當政治意識壓倒了女性意識，女作家抒寫女性自我的空間就很有限。在作品中些微的情感流露，都會被指斥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受到批評和貶低。宗璞的《紅豆》受到批評就是證明。另一方面，女作家也自覺地抑制自己的女性意識，把自我意識納入社會整體意識中以獲得話語權。

在與五四隔開60年之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的意識重新覺醒。和五四時期一樣，女性自我意識隨著「人」的意識的覺醒再次浮現。不同的是，無論是女作家的數量、創作質量、對男權中心文化的叛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在一些題材空間的開拓、表現深度和力度上比以往女性寫作有更大進展，最大的收穫是女性主義批評話語的產生。「私人化」寫作、「身體/軀體敘事」、「身體/軀體寫作」、「超性別寫作」、女性寫作等術語的出現，是女性詩學建立的重要標誌。「女性」這個一向受到壓抑的性別，從沉沉歷史霧靄中彰顯出來，一起出場的還有被文化禁忌的女性經驗。

由於在女性寫作歷史上醒目的地位，不得不將1990年代抽離出來詳加論述。女性寫作在新時期也即1978年以來至20世紀末這一段時期，重演了五四以降女性創作的歷史。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的女性寫作，和五四時期一樣，都是在人的解放浪潮中表達著和男性寫作目標一致的聲音。如戴厚英的《人啊，人》、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女作家的作品，是從人道主義聲音方面進入歷史的。「女性」還未能成為具有識別意義的標記，使女性寫作從集體寫作中獨立出來。但由於社會環境逐漸開放，思想控制逐漸鬆動，人的個性意識逐漸加強，在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憑藉女性特殊的性別體驗和個人對歷史經驗的傷痛與反思，她們在『自發』的創作中無意地觸到了『自覺』的旋鈕，給時代留下了許多值得回味的文章」[14]

在當代女性寫作中，張潔的創作具有轉折意義。脫下創作《沉重的翅膀》時披掛的「中性」服裝，在《方舟》里，張潔換回了「女兒裝」，較早地涉及了女性話題。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王安憶的「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等，也漸漸掙脫了集體話語，開始從兩性關係入手，探討女性問題。至此，女性生存困境從整體的「人」的存在中分離出來，受到女性寫作的特別關注。但滯後的批評話語並沒有對女性寫作投以特別的目光，如，批評界僅以「具有存在主義色彩」評論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對諶容的《人到中年》，也只是從關心知識分子、尊重人才這個角度解讀。殘雪是繼張潔之後將女性寫作推進一步的女作家，她在話語方式、意象營造等方面，改寫了傳統批評話語所標識的女性寫作。不過，當初人們只是在「先鋒小說」流派中認識她的。當1990年代女性寫作有了批評和創作的獨立話語空間時，回望歷史，殘雪對男性中心的解構意義及她對女性話語的「拓荒者」價值才凸顯出來。在她「破開」(陳染的一部小說題名為《破開》)的話語空隙，林白、陳染、徐小斌、蔣子丹、徐坤等一批優秀的女作家，開始以鮮明的「女性」姿態閃亮登場。當女性作家對自己的性別有了自覺，「性別已不是僅與婉約或相反的美學風格相關的、技術性的修辭語，而更主要的是一種文化立場，一種歷史批判以及一種新型文學話語的策源」[15]。有批評話語的自覺配合，當代女性寫作才超越了現代時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當代女性寫作越來越走向女性本體，在諸如強調女性性別身份、展示女性自我的生命體驗等方面，呈現出更加明晰的女性主體意識，成為女性自我解析和自我評價的文學表達。

在這個過程中，為女性寫作鳴鑼開道造勢的，是1980年代傳入中國的西方女性主義和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這是1990年代女性寫作繁榮不可忽視的大環境。經過百年多的顛簸，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話語已經生成，一些學院派批評者正是在對異域資源的借鑒中，為那些顛覆性、反叛性極強的女性寫作找到理論支持的。1990年代已成自覺的跨文化視野，給外來批評話語的引入營造了一個寬鬆的接受環境。借來的「盾牌」為女性寫作築造了一道「掩體」，使它不再繼續遭到傳統男權批評話語的「封殺」和誤讀，或者說在遭到「誤讀」時，能理直氣壯地挺身積極反擊。百年女性寫作的歷史演替表明：由在社會歷史政治背景下揭示女性問題，到從父權制的根本上揭示女性命運，是女性主義立場顯豁的結果。清理歷史，女作家發現女性的悲劇是超政治的。時代變幻、政權更替，女性的悲劇依然存在。鐵凝、徐小斌、徐坤、王安憶等一些優秀女作家開始站在人性立場上，從歷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讀女性命運。這種認識和表現角度，是女性寫作性別意識成熟的表現。因為只有在這時，她們才越過了階級、時代、政治等因素，將女性生存境遇作為主要內容加以特寫。

三

回顧百年女性寫作的艱難旅程，可以發現：女性寫作和女性自我身份的辨認，緊緊聯繫著「人」的覺醒的進程。這是作為人———男人和女人———共同面對的渴望和要求。每一次思想禁錮的鬆動，都帶來了對女性控制的緩釋。五四初期、新時期初期，情況相類。作為個體的人，女性和男性一樣，受著階級、民族、國家、道德倫理的宰制。作為一個長期被置於「次等」地位的性別，女性還經受著來自另一性別的壓抑。在有些情況下，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甚至可以與「男性」置換。因為，它們之間基本是一種同質同構關係。

不難發現，90年代多元文化共存所造成了的主導話語號召力減弱，及商品經濟衝擊帶來的意識形態制約作用弱化，為女性寫作的「瘋長」提供了空間。在1940年代淪陷區，女性寫作也是在主流話語空擋破土的。相似的歷史，給出的是同樣的啟示：主流/男性中心話語出現裂解的時候，女性寫作才有機會單獨「亮相」而不是與男性/主流寫作聯袂「登台」。這種現象的潛台詞是：在某種程度上，男性語話中心有意無意地忽視、壓制著女性寫作。或者說，在一種強大的同化力面前，為了進入「他的」歷史(his story即history)，女性有意無意地隱藏了自己的性別，以中性/男性聲音說話。這是因為，傳統二元對立文化把兩性特徵截然分開，並先驗地把屬於女性的那一部分貶值了。正像弗吉尼亞·伍爾夫剖析的那樣，「婦女的價值觀經常與另外一個性別的人所製造出來的價值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然而佔上風的卻是男性的價值觀。粗略的說，足球和體育是『重要的』，而對時裝的崇拜和買衣服則『微不足道』……這些價值觀念必然從生活轉移到小說。批評家斷定某書重要，因為它寫的是戰爭；某書無足輕重，因為它寫的是在起居室里的女人的感情。戰場上的場景比商店裡的場景重要」[16]

現代文學史上的女作家白薇宣稱，要「做一個與男兒並駕齊驅的女子漢」。丁玲拒絕「女作家專號」約稿時「義正詞嚴」地宣告：「我賣稿不賣『女』!」無論是攀附還是抵制，「女」字後面連帶的劣勢境遇和晦暗目光，都是不可否認的原因之一。王安憶、張抗抗等女作家不約而同地拒絕被標識為女性主義，與其說是規避自己宿命般的性別角色，不如說是害怕被置於一種弱勢處境，或者是對「小氣」、「膚淺」、「視野狹窄」等對女性寫作的刻板成見的抵觸。像林白、虹影那樣自覺地體認為以女性主義立場寫作的女作家並不多。林白說：「我的寫作是從一個女性個體生命的感官、心靈出發，寫個人對於世界的感受，尋找與世界的對話。對於我來說，寫作是一個通道，因為我與世界的關係始終是緊張的，在我的成長過程一直感到世界是恐怖的、難以溝通的、隔膜的，寫作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緩解與世界的衝突。」[17]以女性身份寫作，成為林白退守時的屏障或者說是她進攻的武器。王蒙先生談到在一次出國訪問中，「我們的女作家被問及關於女性文學、女權主義等問題。我們的男女作家臉上都顯出了麻木、困惑、譏諷、無可奈何與不感興趣的表情。沒有一個女作家承認自己關注女權問題……承認女作家與男作家有什麼重要的不同，承認性別問題在自己創作中具有重大的意義，更不要說是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了」[18]。此事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其中意味頗耐咀嚼。

直到衛慧、棉棉、周潔茹等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才鮮明地亮出她們的「女性」身份。只有在這時，「女性」才成為一個不需要遮蔽起來的性別。不過，在消費文化成為主流的1990年代，女性的性別時常被「盜用」為商業賣點。對女性身份的張揚中，或者正包藏著迎合以女性作為「奇觀」的傳統，「投懷送抱」中獲得名利的私心。借著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辛苦爭取來的自由言說權，重新將女性放置在傳統設定的「被看」境遇中。更有破壞力的是，一些以「偽先鋒」面目出現的劣質品，為攻訐女性寫作的人提供了口實和「子彈」。

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女性寫作致力於這樣的目標：做人，做一個和男人一樣的人，享有和「他」一樣的權力。在一些歷史階段，如延安時期、建國後到1990年代前這一段時期，國家政權以法律的形式從政治上保障了男女在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平等。這種平等，掩蓋了更深層次的男女不平等：女性必須消失她的性別，才能享有男人的權力。女人，在「平等」的名義下，被迫放棄了她的「性」。1990年代，在西方女性主義影響下，女人開始爭取自己做女人、做和男人不一樣的人的權力。「在本體論的起點上重建婦女的主體地位，從思想上與男性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決裂。……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認同女性的主體身份：與自然共處，而不是否認自然差異或向自然宣戰———這才是女人可能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站立起來、實現獨立自主的基礎。」[19]

寫作與生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位關係，二元對立思維影響到人們對寫作題材價值的認識。男女活動領域以及與之聯繫的男女特性區分中的等級制，影響到寫作題材的等級認定和寫作風格的劃分。一直到90年代，文學史的編纂者對現當代女作家的歧視和疏漏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性別意識覺醒後，女性寫作中大量地表現了性別之間的對峙。父權制下的男性被放在女性的對立面，接受其凌厲的「鞭笞」。女作家的文本表現出濃郁的火藥味：要麼放逐男人、建立一個女性烏托邦小社會。要麼「矮化」男人，揭露其在父權制保護傘下形成的強悍又怯懦的人格。這種決絕姿態使女性在峻急的表達焦慮中，犧牲了文本的美學建樹。同時又置自己於尷尬境地：跌入女性主義反對的性別本質主義窠臼。

在批評界也存在著強調女性經驗、以是否張揚女性獨特生命體驗、是否構成對男權文化的顛覆為尺度，界定和臧否女性寫作的傾向。在這樣的批評觀念下，1930年代、建國後等歷史階段一些女性作家表現社會歷史、政治題材的作品受到貶斥。這種觀點看上去足夠「女性主義」，但實際上已經掉入男權批評的陷阱。因為它認同了男權批評對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認識，將社會歷史、政治題材等同於男性題材，女性寫作的興趣僅在於「小我」。這種批評，其思維方式依然是女性主義所反對的二元對立。同時，它和過去文學批評中流行的「題材決定論」如出一轍。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男性中心主義正是站在男權立場上，依仗其話語權，使兩性生理結構的差異成為隱喻式結構。自然與智慧、情感與理性、主觀與客觀的分離和對立，都與性別隱喻相聯繫。男女性別生物上的差異被擴大為社會文化上的差異，繼而導致了價值差異，價值差異又引出了不平等的觀念。如此惡性循環，女性及與女性聯繫的一切，所獲得的是與男性主宰價值相對的消極的、負面的價值。這種性別本質主義給兩性和人類文化帶來的結構性缺失已經顯現，它的教訓應該成為今天女性主義者的借鑒。

在特定階段，作為矯枉過正的策略，需要強調女權，女性寫作也需要著力表現被壓抑和歪曲的女性經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需要為批評話語權掌控在男性手中時遭到低估的女性性別書寫張目。這是改變女性和女性寫作長期處於弱勢和邊緣境地不能預設的一步。同時，女性主義者也必須清楚，所有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做一個人，一個與男人有差異、但在價值批評視界上平等的人，是超越了性別本質主義後女性主義的最終目標。

在這樣的視點下，女性寫作需要將女性立場和人的立場結合在一起，而不是站在男權的對立面，以女權代替男權。截然地區分男性題材和女性題材，把女性寫作局限於表現女性私秘的心理和生理經驗，貶低那些在作品中表現社會歷史題材的女作家，都是性別本質主義在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的體現。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者荒林的思考，反映了這樣的取向：女性立場「就是從性別差異去觀察世界和人自身，就是自覺的女性意識表達，對於人和婦女存在經驗形式作藝術提升」[20]。這種在「關係」、對話中發展女性寫作的觀念，蘊涵著豐富的哲思。近幾年，女性寫作中「超性別寫作」的呼聲漸漸響起，也是這種「有差異的平等」觀念的反映。

還需要說的是，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產生於白人中產階級中，它的普適性逐漸受到懷疑。女性和性別問題，需要放在更廣闊的背景和關係中去研究。女性主義在發展中分化出許多支流，「第三世界女性主義」(The ThirdWorld Feminism)理論就是其中的一支。該理論認為：「社會性別體製作為一種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權力結構，雖有其獨立性，但又是與其他的社會權力分配結構如階級、民族、種族等相互聯繫、渾然一體的。第三世界婦女必須將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同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等多種反對壓迫性社會關係的鬥爭聯繫、結合在一起。相應地，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任務便是研究分析第三世界婦女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壓迫、性別歧視、種族主義等多種鬥爭的歷史及其相互關聯，而不僅僅是性別差異。」超越本質論，在與男性、與他人、與社會、與時代、與歷史的關係中，解剖女性意識、評價女性寫作，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必需。

注釋：

[1]譚湘記錄整理：《「兩性對話」———中國女性文學發展前景》，《紅岩》1999年第1期。

[2]王一川：《語言烏托邦》，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頁。

[3][美]伊萊恩·肖瓦爾特：《我們自己的批評：美國黑人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中的自主與同化現象》，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頁。

[4][5]蔣子丹：《創作隨想》，《當代作家評論》1995年第3期。

[6]D·德萊弗著，胡明弘譯：《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羅里·賴安、蘇珊·范·齊爾編：《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頁。轉引自王侃：《「女性文學」的內涵和視野》，《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7][8]徐坤：《因為沉默太久》，《中華讀書報》1996年1月10日。

[9]《一個人的戰爭》發表後，甘肅人民出版社出單行本時，封面是一幅類似春宮圖的攝影，商業炒作則刺激讀者的「色情」想像。另外的出版社即將出版該作品時，《中華讀書報》的批評文章導致了它的退稿命運。後來授權出版本作品的圖書公司，連續遭到了7家出版社的拒絕。在這個過程中，林白本人還遭到了許多人身攻擊。———《一個人的戰爭·後記》，《林白文集》(第二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10[靜思：《女作家座談會》，《張愛玲與蘇青》，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11][美]伊萊恩·肖瓦爾特：《荒原中的女權主義批評》，轉引自王逢振主編：《最新西方文論選》，灕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頁。

[12][13]孟悅 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頁、第225頁。

[14]王吉鵬 等編著：《中國百年女性文學批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

[15][21]王侃：《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的主題與修辭》，《文學報》2000年7月6日。

[16][英]弗吉尼亞·伍爾夫著，王義國譯：《自己的一間屋》，劉炳善編：《伍爾夫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534頁。

[17]轉引自荒林：《世紀之交的中國女性文學———「回顧與重建」：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第二屆學術研討會綜述》，《文藝爭鳴》1997年第1期。

[18]王蒙：《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頁。

[19]李小江：《世紀末看「第二性」》，《讀書》1999年第12期。

[20]王光明、荒林：《兩性對話：中國女性文學十五年》，《文藝爭鳴》1997年第5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