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斷層：孫達人老師《農民中國論集》雜感
孫達人：《農民中國論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
一
昨天（2019年1月29日）晚間，孫達人老師與夫人突然出現在家（小區）門口，實在是始料未及。中午時，浙江大學出版社的宋旭華老師告知我，孫老師的《農民中國論集》終於付梓，已將樣書送到孫老師手上。我本想趁此機會，第二天便去拜訪孫老師，沒想到孫老師親臨賜書。孫老師一貫的真誠熱切，讓我不禁回想起很多事情。
大概三四年前，因為常去孫老師家中做客閑聊，覺得孫老師一生頗有傳奇，早年媒體報道多有獵奇、誤導之嫌，便萌發了給孫老師做口述史的想法。在與同事杜老師一起完成了幾十小時的訪談口述，最終形成約8萬字文稿後，又對孫老師的早年作品產生興趣，便在同事的提議下，系統收集了孫老師發表過的論著。當時孫老師略感意外，又乘興補充了我們遺漏的多篇文稿。本來是討論口述史是否需要出版，順帶有了將論文結集出版的考慮。結果出版社的反饋，口述史出版需要各種刪改調整，文集出版倒只是經費的問題。我們也跟孫老師討論過如不願刪改調整，可以通過博客等網路渠道原文發表。孫老師本來就覺得出版之事可有可無，所謂口述不過是跟我們閑聊，若為出版刪改調整，或者費時費力在網上發布，便成了不甘寂寞的滑稽之舉。不少人很期待的口述史發表之事就此作罷，倒是文集，經梁敬明老師的聯繫，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納入「百年求是學術精品叢書」，耗費了相當長的周期後終於面世了。
二
上大學的時候，孫老師給本科生開課，課程名稱我也忘了，反正是講農民問題。孫老師的課不但激情四射，而且有現實關懷，而且有理論意識，而且推薦我們讀布洛克的《歷史學家的技藝》，而且崇尚漢唐盛世，這些無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稍後來才知道孫老師原來是陝西省副省長，早年有關「讓步政策」的論文曾被毛澤東點名表揚這些傳奇故事。記得當時在方格稿紙上寫過篇幅不小的文字給孫老師，內容涉及對孫老師新著《中國農民變遷論》的讀後感，包括對「農民」概念的困惑，或許也談了一些別的什麼。大概此後不久，便有了在孫老師家裡討教的機會。記得孫老師雖然大有鼓勵之意，但對我的表達能力還是有些嫌棄，不過又以自己曾經不好學習的學渣經歷來慰勉。那時候還不太了解孫老師完整的人生經歷，印象中孫老師說他大學階段（山東大學歷史學系）對當時流行之物雖然也抱有熱情，但年紀尚小，有些不知所以然，竟顯得有些不合群，便很認真地讀了幾年書，沒想到便走上了歷史研究的道路。
當時孫老師給我的主要影響，當然是他的新著《中國農民變遷論》的觀點。孫老師認為，農民的形態決定著中國社會的面貌，漢唐所以強盛，因為農民多為「五口百畝」之家，宋代以來乃至明清的農民「小、少、散」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的衰落。不過孫老師絕非中國前途悲觀論者，他又認為中國近世的衰落又孕育著復興的機會。我覺得這個觀點相當費解，便反覆討教與琢磨，又進一步了解到孫老師其實抱有盛衰相為因果的觀念。這些對我歷史觀的重塑形成了三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打破線性發展的觀念，二是盛衰無常，三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孫老師強調的農民）的因素的重要性。孫老師相關觀念的背後，無疑既有馬克思與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又有自己中國史研究的獨到心得，還有他長期在關中工作生活經歷的情感因素。
三
大學時代聽聞孫老師的傳奇，主要是評「讓步政策」與副省長辭官教書，對於孫老師在北京以及在文革中的經歷則不甚了了。後來閑聊多了，才知道故事很多，孫老師覺得媒體上幾次獵奇式的報道有些無聊，我了解愈多愈覺得重要，便有了後來的口述訪談。現在如果讓我總結，除了「讓步」與辭官，孫老師一生的傳奇還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到陝師大那段經歷，文革期間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的各種經歷，以及80年代奉命從事行政工作的經歷。不過訪談過程中，除了感佩孫老師豐富的人生經歷之外，刺激更深的是讓我重新理解建國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
大學時代，我以為孫老師最重要的論著當然是《中國農民變遷論》，《應該怎樣估價「讓步政策」》只是一個傳奇，在學術上早已過時，我也從來沒有找原文來讀。在訪談時問起孫老師早年的研究，才知道孫老師不但參與了「五朵金花」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等問題的討論，而且還寫過《對唐至五代租佃契約經濟內容的分析》這樣的論文。因為印象中「五朵金花」的討論多是史論式的，很少有微觀研究，我和杜老師當時又在做地方歷史文書相關的研究，因此對這篇具體討論契約文書的論文特別感興趣。在我們的追問下，孫老師承認這篇論文是因為接觸到具體的契約文書產生興趣而撰寫的，當時確實也沒有辦法跟重大的史學議題充分結合起來，只是隱隱覺得歷史研究也應該從這種具體的史料入手。
另一點讓我覺得意外的是，孫老師當時也是魏晉封建說的主張者，基本同意唐長孺的觀點，早年的論文主要圍繞這個議題展開，同時解答了我長期以來的困惑。因為我總覺得秦朝以來編戶齊民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無法理解秦漢奴隸社會從何談起，便問孫老師如何理解編戶齊民的問題。孫老師回答說，編戶齊民當然是常識，但被排除在社會形態的討論之外，這在當時是有理論依據的，因為經典作家在討論古羅馬奴隸制的時候，也以是否存在奴隸制度為依據，並不討論奴隸制度是否構成主要社會秩序的問題。
在土地所有制相關的系列論文之後，孫老師發表了著名的《應該怎樣估價「讓步政策」》（1965），從此農民戰爭與農民問題就成為孫老師歷史研究一以貫之的主題。當然這方面的研究又經歷了幾個階段，文革結束後強調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強對農民史的研究，90年代復出學術界之後則開始借鑒法國年鑒學派的理論，注重族譜在中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呼籲摒棄「精英」史觀，強調史學的宗旨是把歷史變成國民的精神財富。在脫離了學界九年之後，可以說孫老師的很多史學觀念仍然是領時代之先，比如他最早推薦我們讀《蒙塔尤》，最早關注蘭溪魚鱗圖冊，最早計劃用資料庫技術研究族譜與魚鱗圖冊，實在令人佩服。可惜，相關研究計劃涉及到的新的技術條件、經費與項目制度，這給孫老師造成種種不適應，乃至一度陷入嚴重的焦慮狀態。
四
孫老師的學術生涯有兩次嚴重的中斷，一次是文革，一次是在陝西省從事行政工作。在訪談的過程中，通過孫老師的經歷，我更深刻體會到當代中國史學經歷的多次斷裂，如果不能充分理解這種斷裂，當前的中國史學就有可能陷於無意識的處境。
我和孫老師專門聊過陳寅恪，孫老師主要談了兩點。第一，陳寅恪當然是赫赫有名的，是他老師們的老師輩，但在他的大學時代，陳寅恪政治上的保守立場（思想在同、光之間），當然是被他那個時代所摒棄的。第二，對於9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立場的重新流行，孫老師總會覺得無語以對。但在他的印象中，重新流行的陳寅恪，最初並不是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者社會史大家出現，主要還是為他們當年批判的繁瑣考據翻案。孫老師對陳寅恪沒有任何的不敬或敵意，應該說陳寅恪對孫老師而言是一個相當遙遠、甚至古老的存在。我想強調的是，在這段訪談中，我如此強烈地感受到1950年代與1990年代中國史學的兩次斷裂。
當然，另一種斷層感來自孫老師那篇《對唐至五代租佃契約經濟內容的分析》，它讓我困惑，現在史界熱議的眼光朝下、寫本研究，與那「十七年」形成的史學傳統，應該構成一種什麼關係？我絕無抬高「十七年」或貶低當今史界成就的意思，但如果真的打破線索發展的思維，許多現象會顯得更有意味。
前兩天在微信上跟常駐浙大高研院的呂大年老師聊起，現在出現了一種趨勢，用英文世界通行的學術語言，把有關中國的常識重新表述，成了無往不利的學術創新與發表神器，有時還美其名曰跨學科。我們覺得這種現象雖然滑稽，卻有充分的現實必然性，是全球化的癥候之一，也是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的最新（可能是最嚴重）的一次斷裂。現實的必然性並不等於學術的合理性，不能充分理解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的多次斷裂的內在複雜性，今天以創新之名製作的各種知識終究是浮泛之物，恐怕行之不遠。當然，也或許斷裂與浮泛才是知識產生與擴張的鐵律，何況今天還面臨著大數據之類前所未有的新技術，讓知識與學術面臨著更加不可知的未來。
但無論如何，如果人始終需要尋求理解，孫達人老師作為建國後培養起來的第一代史學家，他橫跨兩個時代（1960與1990年代）的農民史的研究，無疑提供了理解當代史學史的寶貴案例。（2019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