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盛頓金錢勝過選票：美國仍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作者：王德華

多年來，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但它似乎並不像看上去那麼民主。

這一主張主要基於一份文件——美國憲法——早在1788年就建立了一個由三個政府部門組成的體系;行政、立法和司法。前兩個人是要被選舉出來的，第三個人是要被人民選舉出來的人終生任命和批准的。

名義上聽起來不錯，但即使從一開始，美國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即「民有政府」。女性在1920年才獲得選舉權，而黑人被廣泛禁止投票，直到1965年《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過。」

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似乎是可信的，但兩名政治學家分析了20年來的民調結果，並研究了國會通過的立法，他們聲稱，美國不像看上去那麼民主，這一次是出於一個新的原因。

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丁?吉倫斯教授和西北大學的本傑明?佩奇教授在他們的新書《美國的民主?》中寫道，自2006年以來，國會通過的法案中，只有2%符合絕大多數美國公民的意願。他們說，其餘的則是支持政策和行動的立法，這些政策和行動不是由民眾倡導的，而是由企業和最富有的10%的人口倡導的。

例子:

美國人以很大的優勢支持擴大醫療保險(Medicare)的想法，這是一種由政府運營的社會主義風格的醫療保險體系，目前只對老年人和永久殘疾人開放，以及增加支付給退休人員和永久殘疾人的社會保障福利。國會計劃削減大部分退休人員的福利，提高個人獲得醫療保險的成本。

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通過對富人和公司徵收高得多的稅收，使聯邦稅收系統更具「累進性」，但是國會卻一再向公司提供減稅，降低了對富人的徵稅，並提高了很多中產階級的稅率。

大多數美國人希望對造成2008年金融危機並導致嚴重衰退的大型銀行，實行嚴格的監管，但國會在過去幾年一直在推翻奧巴馬政府時期實施的更嚴格的銀行監管。

在他們的書中，吉倫斯和佩吉寫道"國會通過的法案，體現普通美國人的喜好似乎只有極小的，幾乎為零。他們對公共政策沒有明顯的影響"。

吉倫斯和佩奇認為，美國民眾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急劇下降，原因在於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這一方面是由於禁止企業向總統和國會競選活動提供大筆甚至直接捐款的法律在立法上受到削弱，另一方面是由於法院的裁決推翻了試圖取締或限制此類合法賄賂的法律。他們還指出，普通美國人的財富與真正的富人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這既是國家層面上民主削弱的原因，也是其結果。

佩奇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情況並不總是那麼糟糕。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華盛頓的政客們還必須對公眾的壓力做出反應。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黑人和他們的白人支持者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呼籲公民權利，比如不受限制的選舉權，以及結束種族隔離的學校、公共衛生間和餐館。

在這場運動的同時，美國大多數主要城市都爆發了由沮喪的黑人居民發起的大規模起義。作為回應，國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權和投票權立法。聯邦當局也對種族隔離提出了嚴厲的挑戰。幾年後，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場同樣大規模的反對徵兵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運動幫助結束了這場不受歡迎的戰爭，標誌著美國軍隊歷史上的首次失敗。

佩奇在《今日俄羅斯》的一篇評論中說，「我認為反戰抗議者確實加速了戰爭的結束。」他暗示，像那些反對越南戰爭或要求民權的抗議者那樣的抗議，可以通過「提高決策者的成本」、成功地「妖魔化反對者」和「建立一個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大聯盟」來對抗金錢政治。

他補充說，資金似乎控制著華盛頓的政治可能正在好轉。以最近11月的國會選舉為例，在那次選舉中，一些保守的共和黨甚至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席位，輸給了往往更年輕、更激進的對手。

他表示，「新生的民主改革運動有真正的潛力」撼動華盛頓。

佩奇指出，那次選舉的結果迫使「建制派民主黨人」「採取行動應對」激進分子的議程，「先發制人地挑戰他們的權力」。那次選舉導致眾議院的控制權從共和黨人手中轉移到民主黨人手中，但更重要的是，更激進的新當選民主黨人在選舉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如果佩奇是對的，如果一場挑戰大筆資金對政治影響的民眾運動發展壯大，要求候選人拒絕大筆競選捐款和企業支持，那麼未來幾年，金錢對華盛頓政治的影響可能會開始受到嚴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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