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響西方現代文明號角的三個人和三本書
在當今的新時代，西方的一些觀念比如唯一真，自由、平等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但中世紀基本上是5世紀到15世紀（大概是在中國南北朝時期到明朝初期)，歐洲是極為黑暗和恐怖的，到處是壓迫、剝削、民不聊生。而吹響西方現代文明的三個號角手，在16世紀的三十年間，出了三本經典之作，代表了西方人的三種心態，而這些卻都是不為我們所知的西方也並不宣揚的心態。
先說馬基雅維利（1461-1527）。這位《君主論》作者的名字代表著「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陰謀家，其實對他有點不公平。他固然對梟雄政治推崇得很，但也只是個共和政治的推崇者。馬基雅維利是典型的文藝復興後期的知識分子，多才多藝。他是佛羅倫薩高級行政官，歷任駐法、西和教廷大使。他對政治自然比較悲觀。他把自己的觀點歸納如下:「所有的城邦，無論是由君主、貴族或人民統治，都要同時依靠武力（forceprudence，字面譯是「謹慎』，但按馬基雅維利的思路，『權謀』比較合適）去保存，因為單靠後者不成，而前者又不會帶來成果，就算帶來成果也不能持久。因此，武力與權謀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所有政權的權威所在。」有異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他關心的是「政治現實」，當然也只是那個時代的政治現實。《君主論》的內容包括很多不同種類的政權（從世襲到民選、掠奪），但焦點放在一個有野心的人如何去建立/奪取和保有一個城邦。所以，它可以看作「成者為王」的手冊。總結起來只有一個詞:權力；而要奪取和保有權力就要靠武力和權謀。權謀的要求是:「最好是同時令人害怕和被人愛戴，但如果不能兩者兼得，令人害怕比被人愛戴重要」，但一定不要被人憎恨」。權謀的實踐是陽面一切為公，陰面一切為君（權）。有權謀的君主應有以下認識:
武力自足（不靠外援，不用僱傭），城池鞏固，治軍要嚴，治民要詐。在人民眼中，一個君主必須是仁慈、老實、信義和虔誠，但實際上他不可能完全做得到，有時還要因為國事的需要而背道而馳。因此，他只要表面做到就可以了。「……你事事做好人就會被毀滅，因為不好的人實在太多。」西方很多英雄和想做英雄的，都以此為鑒。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法國的拿破崙、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寫了很多的評論，《君主論》代表了西方人現實功利的一面。
聖·莫爾（1478—1535）是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作家，也是政治家，歷任高官，曾是英皇亨利八世的首相。他對皇室盡職，對家庭愛護，對信仰忠貞。在亨利八世離婚另娶的案件上，為要維護教皇尊嚴，開罪皇帝，誣以叛國被殺。要注意的是，他所忠於的教會也是他不遺餘力去批評的教會，他要維護的教皇也包括了腐敗至極的魔王。因他的真誠、勇氣和在受審、受刑、受死時的尊嚴被尊為「千古完人」。
他的名著《烏托邦》於1516年出版。《烏托邦》可以是「虛無之國」，也可以是「美好之國」。莫爾有感於當時歐洲國家之間的混亂和紛爭，刻意描繪了一個有秩序、有理性的社會:沒有私人財產，沒有宗教爭執。他的理想社會是古代基督徒的團體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組合。書中批評了那個時代君主的好戰、法律的殘酷和貧富的不均。莫爾喜歡柏拉圖的「哲學家君王」——研究哲學的君王，但不一定是「與哲學家交往的君王」，因為莫爾不滿很多哲學家的腐壞、不經和邪惡的意見。他的理想國是沒有財產，各取所需；務農為主，人人工作；生活樸素，金錢真的如糞土；福利人人有，宗教各自選；鼓勵教育，不鼓勵賭、獵、裝扮和星相。莫爾的時代，歐洲諸國在「宗教自由」口號之下互相攻伐，權貴與資產階級在「經濟自由」下巧取豪奪。在動亂和混亂之中，莫爾提出理性與容忍，強調紀律與秩序。他的思想對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都很有影響。他是唯一在克里姆林宮裡被安放了雕像的羅馬天主教的「聖人」。《烏托邦》代表了西方人悲天憫人的一面。(沒錯，這就是我們今天中國正在建設的共產主義的雛形。)
伊拉斯謨（1466-1536）可算是那時代最具盛名的「人文主義者」。他生於荷蘭，長大後周遊列國。他的著作佔了歐洲當時總出版量的10％20％。雖是僧人，但從未認真過過僧侶的清苦生活，也從未接受過高職厚祿。他以「獨立思想家」的姿態去觀察和批判社會，特別是僧院制度和經院派哲學。他認為當時的哲學與神學代表著教義的僵化和形式，主張重新回到《聖經》的原文（特別是希臘文）去重新演繹和凈化教義。他的作品以諷刺教會和權貴出名，但他的才華又被當時的教皇利奧十世賞識並加以保護。整個西方世界的知識界和權貴都愛看他的諷刺作品（這是很典型的文藝復興後期和現代初期的現象道德與文化、行為與言辭完全脫開）。他和莫爾是好朋友，《烏托邦》的出版也是他的主意。在歐洲的宗教大辯論中（當然也是政治辯論）他取「中立」——同意改革，但又希望改革可以在現制度下進行。但左右逢迎變成了左右受敵，雙方都當他是「騎牆」和「懦夫」。對個人來說這是個悲劇，但他的「推波助瀾」確實擴大和加深了改革與保守的壕溝。
他的作品很多。《基督兵士的手冊》批評教會與社會的形式化掩蓋了教義的真諦；《基督君主的教育》(比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早了16年）強調君主應以「人民的僕人」自居，以正義、仁慈治國。但最有名的是《愚人頌》，這書寫於1509年，出版於1511年，並獻給好友莫爾（書的初稿是在莫爾家寫的，只用了一個星期）。書中的「愚人」其實是個神，一個自欺和狂妄的神。她的雙親是「富豪」與「放肆」，保姆是「酗酒」與「無知」，為伴的有「自憐」、「奉承」、「空白」、「懶惰」、「享樂」、「狂妄」、揮霍」、「放縱」與「瞌睡」。伊拉斯謨通過「愚人」的自白去諷刺那些教義上虔敬但又迷信的惡習和教會中那些金玉其外的極端腐敗。這是當時的暢銷書，連教皇也覺得有趣，在西方文學史上極有影響力，更被公認是宗教改革催化劑之一。《愚人頌》代表了西方人犬儒冷漠的一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代東西方文明的高度發展的今天，對待全球環境、難民、貿易、制度等各種問題，西方為什麼會那麼多複雜的心態，這是西方文明歷史的沿革和演化所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