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好萊塢，流行貧富對立、理想主義、階級鬥爭
文/周黎明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上述這些標語口號半個世紀前橫掃中國話語的每一個層面，其滲透率不亞於粉絲群里談論自己愛豆的頻率。但如今，好萊塢似乎接過了我們當年的衣缽，雖然仍做不到「階級鬥爭片片講」，但熱衷程度足以讓我輩瞠目結舌。
我剛去美國求學的上世紀80年代，看到媒體上不時有人說「還有多少多少美國家庭吃不飽」，頓生憐意。後來才發現，那是懶惰白左的套話。估計說話的人拿的都是50年前的本子，跟現實嚴重脫節。超市裡一刀可以買到一條麵包，足以吃三天吧，至少保證你三天不餓死，而那時一個小時的法定時薪好像已經到了五刀。再加上教堂等地發放免費食物，只要你不挑食，怎麼可能挨餓呢？（美國乞丐挑食在《宋飛正傳》里有所描寫。）
我很快覺察到，美國的窮人不是餓到瘦骨嶙峋，而是胖到步履蹣跚，像企鵝那樣走路一搖一擺。你到富人區，很少能見到大腹便便的；但貧民窟則擠滿了大胖子，他們最愛吃的食物就是薯片，還有炸雞……
且慢！怎麼有炸雞？那不是小資專利么？
韓劇把啤酒 炸雞變成了情調食品，但在美國，那確實是藍領的最愛，尤其是炸雞。美國黑人區很少有正規餐館，但用一層層鐵柵欄當做窗檯的炸雞店遍地開花。不知道這一點，你可能就無法充分欣賞《綠皮書》里有人建議黑人音樂家吃炸雞的含意了。
《綠皮書》劇照
從表面上看，請這位黑人客人吃炸雞，那是用他的民族習慣來招待他，是一番好意。但這話可以有潛台詞：黑人就配吃炸雞，因為他欣賞不了精緻的美食。
領跑本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綠皮書》，最大的高妙在於將種族和階級做了十字交叉。1962年的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仍很低，在美國南方更是遭到公開的歧視；但唐·雪利是一名鋼琴家，而且小有名氣，他僱用了白人托尼當他的司機，而這位托尼哥不僅社會地位低微，秉性更是粗鄙。
這就好比，你用紅色顯示「黃」這個字，又用黃色顯示「紅」這個字，觀者的直覺反應是說錯，其次是抓狂，再往深想，那是一個社會實驗。
《綠皮書》一上來就確定了兩位的人設：托尼第一場戲就是打架；唐的出場是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頂樓，無論房間布置，還是他的著裝和氣質，全然是非洲王公貴族的派頭。
《綠皮書》劇照
馬赫沙拉·阿里飾演的鋼琴家唐，有一場無聲而震撼的戲，是他們到了南方，停車在路邊，看到田裡采棉花的黑人男女，雙方相望，沒有一句台詞，卻給了平時活在象牙塔的唐一種切膚之感：即便他拯救了自己，但只要他的民族依然被看不起，他就無法獨善其身。
唐的角色跟《為黛西小姐開車》里的司機角色（摩根·弗里曼扮演）是一脈相承的，弗里曼的司機雖然是下人，但也有一種骨子裡出來的高貴，他用畢生的做人做事，讓古怪的主人最終說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心裡話。
《為黛西小姐開車》
你若覺得這種主僕關係太溫情，太虛假，不妨看看義大利的《幸福的拉扎羅》。故事設在1977年，但影片用「與世隔絕」的設置，使之陡增寓言性。單純的奴工拉扎羅和叛逆公子混到一起，公子的叛逆既像是好吃懶做的結果，也不能說沒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反正，當他說出他倆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兄弟時（理由是他父親到處留種），那種套近乎頗為居高臨下。
這故事好玩在下半部：公子丟失家產後，拉扎羅為這個把兄弟鳴不平，試圖去銀行要回富家子的財產，結果被誤以為打劫。明明是政府把他們從奴役中解救了出來，就此流浪的他卻要為剝削階級討回被沒收的家產。你說這拉扎羅究竟是善還是傻呢？
《幸福的拉扎羅》
你若覺得這些勞動人民太傻太天真，我給你推薦一部有反抗意識的。《第一歸正會》表面上無涉階級或階層，但圍繞著教堂這個緩衝區，滿滿是階級衝突。代表上層的，是貌似慷慨捐款的大公司；代表底層的，是激進環保分子邁克爾。邁克爾有點像1960-70年代的嬉皮士，眼睛裡容不得一點沙子，為了不污染環境，他禁止妻子生育（一個孩子給地球帶來的污染超過很多普通活動）。更重要的是，他願意為自己的理想去死。
很多美國影視劇里都有年輕人面臨職業選擇的場景：你想進入大公司、為邪惡賣命，還是願意為了拯救人類、拯救地球，到非洲去當義工？邁克爾不僅選擇了理想主義，而且把它推到極致。
我曾走在美國大學區的街上，看到有沿街乞討的。有人跟我說：你知道他跟某大企業家曾經是同窗嗎？區別在於，那企業家當了一陣嬉皮士，發現改變世界還得自己先當人上人，而這位則堅持不為資本家效勞，寧可餓死在街頭。
你說那是可敬、可悲，還是可憐？我真說不清。
這波電影里的階級鬥爭熱，最明顯的起因是2008金融危機，以及之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每當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經濟危機，階級鬥爭的情緒便會高漲。當年大蕭條，便催生了《憤怒的葡萄》等經典作品。佃農喬德一家在鄉下活不下去，便舉家往大城市遷徙。把美國農民描寫得如此悲慘，卻因一個小細節，而遭到蘇聯的抵制。喬德家很窮，搬家用的是家裡破爛的卡車，但卡車這玩意在當年蘇聯卻是個人無法擁有的超級奢侈品。
《憤怒的葡萄》劇照
比《憤怒的葡萄》更加政治正確的，是1979年的《諾瑪·蕾》，基本上就是一個黨代表到工廠組織女工鬧革命的故事。如果萬惡的資本家把男主給抓起來燒死，說不定有中國影評人出來說該片抄襲了《紅色娘子軍》。
《諾瑪·蕾》
改編自1937年舞台劇的《大廈將傾》（Cradle Will Rock），原版由奧遜·威爾斯執導，1999年齣電影版，導演是蒂姆·羅賓斯。這也是一個號召工人鬧革命的故事，階級鬥爭意識更強烈，有大量「咱們工人有力量」的雄赳赳氣昂昂鏡頭，觀看時感覺很穿越。尤其是我看該片時置身於高樓林立的中國都市，一方面體驗著自由市場帶來的繁榮，另一方面看到大洋對岸的過來人更加迷戀我們曾經的做法，真是頗有一種欣賞大紅色構成的黃字的腦力風暴。
相比之下，去年在中國公映的《青年馬克思》反而顯得十分理性，裡面也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對抗，但更多是詮釋馬克思理論的來源。同名話劇在英國頗受追捧，但編導不同，內容更多聚焦32歲馬克思在倫敦的遭遇，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故事。如此密集地刻畫一位聲名遠播、藝術形象相對缺席的革命家，似乎不像是馬克思要摧毀的那個體制應該做的事情。
《青年馬克思》劇照
該話劇版還獲得英國國家劇院直播（NTLive）的待遇，因此世界各地的觀眾均有機會欣賞。該直播系列中還有一部話劇，是《危險關係》，1988年的電影版由話劇改編而成，後來韓國、中國都翻拍過。《危險關係》原本是一本1782年的法國書信體小說，講一群法國貴族的勾心鬥角和糜爛生活。話劇直播前請來編劇克里斯多夫·漢普頓做演前談，主持人問他，讓他猜劇中人是否有感應，能預感原書出版七年後會發生法國大革命；漢普頓說，那些貴族應該是不知道自己七年後會被押上斷頭台，正如現在的百分之一不知道他們接下來的命運。
《危險關係》，法國貴族的糜爛生活史
所謂的「百分之一」（one percenter），是「佔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說法，指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佔據了全國將近四分之一的收入，以及百分之四十的財富。翻譯成中國經典電影形象，就是黃世仁，就是南霸天，就是胡漢三。
諷刺的是，漢普頓面對的戲劇觀眾里，應該也有不少是屬於「百分之一」的。在西方國家，高雅藝術的追捧者及贊助者以超級富豪為主。
把階級矛盾表現得既充分、又藝術的，我心目中有兩部是韓國片。奉俊昊的《雪國列車》有著科幻和環保的包裝，但車廂的階層區分是一個很明顯的比喻。李滄東的《燃燒》更加隱晦，也更加高級，表面是三角戀，二男爭一女，但可能因為劉亞仁顏值不低，他的失落就有了個人魅力之外的因素。最終，他忍無可忍，他出手了……
《雪國列車》：末尾車廂的底層造反史
同樣隱藏階級性的《第一歸正會》，伊森·霍克從調解人變身為行動者，要跟剝削階級決一死戰。（注意：此處有劇透，不想劇透請跳到下一段。）最終，女人的出現融化了他冰凍的心。擱在從前，這絕對犯了階級調和的錯誤。好萊塢嘛，你不能指望它成為堅定的革命者。雖說獨立片不屬於狹義的好萊塢範疇，但把自殺襲擊者捧上天，在美國還是犯忌的。
也許是電影生產有較長周期的緣故，這種階級鬥爭精神反映到電影中需要一段時間，到上映時，或許碰巧經濟復甦，貧富對立得到緩解，逼上梁山的急迫感變成癟了氣的氣球，打土豪分田地的熱情立馬消減一大半。
2018年熱門電影中，《羅馬》也涉及到社會階層。殷實的醫生家庭，看住房，起碼是中上階層，而他家的保姆一眼就能看出是保姆，連女演員盛裝參加金球獎，看著仍像是卡隆家的保姆。
《羅馬》劇照
影片結尾處，保姆不假思索奔入海水，救出主人家的小孩。炫酷的跟拍鏡頭，雋永的黑白色調，讓人感受到感情是跨越階級的。那一刻感動我的，不是勇敢，不是職業精神，而是永不過時的人性。
※轉發錦鯉並沒有什麼用，想實現願望還得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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