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29年：太虛法師德國之行

撰文：李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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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的此次歐洲之行實際上屬於19-20世紀全球信仰與知識互動的一部分，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認為：「宗教是除科學以外的大規模傳播網路的偉大締造者。」通過與不同人士的普遍接觸在政治、信仰、知識等多重領域實現了全球史意義上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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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時任世界佛教聯合會會長的太虛法師（1890-1947）前往南京講學，並籌備創設中國佛學會。是年夏，南普陀寺會泉長老（1874-1942）鼓勵並資助太虛出國考察講學，太虛法師於1928年8月11日從上海乘安特雷朋號郵輪，離滬西遊， 遍歷英、德、法、荷、比、美諸國，宣講佛學。並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院，開中國僧人跨越歐美弘傳佛教之先河。

自19世紀以來，技術的進步使新的通訊和交通工具的不斷湧現，世界真正成為了一個所謂的「互動空間」（Interaktionsraum）：

從太虛法師1928年11月16日從比利時抵達法蘭克福，至1929年1月28日離開柏林重回巴黎，他在德國一共待了74天。在此期間，太虛法師與當地的華僑、華人廣泛接觸，宣講中國佛教，增加了華人的凝聚力。他同當時的一些宗教界人士進行對話，真正促進了各宗教之間的交流。同時太虛法師還接觸到了德國政界的一些人士，與他們建立了廣泛的聯繫。除此之外，他也跟一些漢學家有過交往。太虛法師的演講除了在華人內部、信眾內部產生影響之外，也經所在國的主流媒體（刊物、報紙）的報道，而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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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虛法師旅歐前兩三年他已經做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太虛法師在回國後所撰寫的《寰遊記》第一章「緣起」中特彆強調他與德國之間的關係：

是年（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引者注）冬、余與胡君（胡瑞霖1864-1943，著名佛教居士——引者注）等出席日本之東亞佛教大會，德人有在錫蘭作苾芻者，曰尼牙那嘎爾哇，亦來赴會。德國駐日大使索爾夫，東京帝國大學德教授毗諸莫莎，皆習聞佛法，銳意鑽研，分別邀予過其處。余旋與胡君等偕往，於德使館更遇卜爾熙君等，卜君即今任德國駐華公使也。索君謂柏林茲有達爾梗博士等創立佛學院，各城亦多佛學研究者，然尚鮮知華文大乘佛典之重要；謂予若能往德演講大乘者，彼當函告德國駐華公使及柏林友人招待；余諾於一二年中游德而別。逮次年、索君郵送三函至，一介予謁駐華德使，其二則介予謁柏林大學萊辛教授及外部密勿遜君者。夏間講學宛平，訪駐華德使，以他去未相值。與胡君等設世界佛教聯合會中國辦事處於萬壽寺，並為世界佛學苑之籌設。

由此可以知道，太虛法師早在1925年10月27日-11月21日帶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期間， 在拜會德國駐日公使索爾夫（Wilhelm Heinrich Solf, 1862-1936）時，就認識了當時還在德國駐日公使館任參事的卜爾熙。索爾夫曾在柏林洪堡大學學習印度學，其後進入了帝國外交部，最初他在加爾各答的德國總領館任職。因此他對佛學不僅僅是感興趣，而是有深入研究的。卜爾熙（Herbert Cuno von Borch, 1876-1961）於1907年任德意志帝國駐廣州領事，1911年改任駐汕頭領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德國在1918年之後與中國斷交，致使1918-1928年10年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當然也沒有互派大使了。1921年5月20日卜爾熙以特派總領事的身份代表德國政府與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1877-1950）簽訂了《中德協約》，重建邦交。 他於1928-1931年出任德意志帝國駐華公使。卜爾熙成為了中德重新恢復邦交後的第一任德國駐華大使，因此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魯蘭（Bernd Ruland, 1914-1976）在《北京的德國使館——德中共同命運的一個世紀》一書中，將卜爾熙稱作「在中國的機敏觀察者」（Kluger Beobachter in China）。 1934年，卜爾熙在德國外交部退休後，擔任了由衛禮賢創辦的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的院長。

此外，據太虛法師介紹，當時在斯里蘭卡出家的德國僧人三界智尊者（Nyānatiloka Mahāthera, 俗名Anton Walther Florus Gueth, 1878-1957。太虛法師所謂「尼牙那嘎爾哇」）也到了東京參加此次的東亞佛教大會。索爾夫也向太虛法師介紹了兩位著名的佛教人士：一位是柏林佛教之家（Buddhistisches Haus）的創始人達爾克（Paul Dahlke, 1865-1928。太虛法師所謂「達爾梗博士」），另一位是柏林大學的漢學教授雷興（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太虛法師所謂「萊辛教授」）。後者自1925年開始在柏林大學任東方語言學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中文教授，並主持柏林民族博物館（Museum für V?lkerkunde。太虛法師所謂「民族博物院」）的工作，主要從事漢語語言和佛教研究。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雷興開始在北京同文館任德文教席，1909年轉到青島的德華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Die Hochschule für Spezialwissenschaften mit besonderem Charakter in Tsingtau）。在青島他與歐特曼（Wilhelm Othmer, 1882-1934）編寫了當時德語世界最為流行的漢語教材， 並創立了「雷興-歐特曼拼音系統」（Wilhelm-Lessing"sches System）。1919年雷興任教於北京大學，之後於1921-25年在遼寧醫專學校（Mukden Medical College, Medizinische Hochschule in Mukden）任德語教授。之後雷興回德國，期間在柏林多次與太虛法師會晤。1930-33年他參加過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探險隊，1935-38年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漢學教授。 1929年1月太虛法師在柏林時，曾專門至民族博物館拜訪雷興教授（1月5日）； 與雷興共同參加茶會、共進晚餐（1月8日）； 雷興陪太虛大師前往普魯士教育部拜謁伯克部長（Carl Heinrich Becker, 1876-1933. 1925-1930年任普魯士文化部長preu?ischer Kultusminister） （1月22日）； 太虛法師在民族博物館演講，雷興做翻譯（1月25日）。

太虛法師訪問德國的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邀請。他後來在自傳中寫道：1927年（十六年）「其時，德國福朗福特大學衛禮賢教授組設中國學院，亦來函聘余為院董，請往講學。余遂著《自由史觀》並選其他講稿，請人翻譯成英文。」 也就是說，在太虛法師去歐洲之前一年，已經同衛禮賢建立了聯繫，衛禮賢邀請太虛法師前往法蘭克福的中國學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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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亞科學院檔案館（Archiv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藏有大部分衛禮賢的遺物（Nachla? R. Wilhelm），包括他的手稿、筆記、日記、書信、照片，以及他與中國文化名人交往過程中，別人送給他的書畫、賀卡，以及邀請他參加各類活動的請柬等，大部分保存完好。

衛禮賢、卜爾熙和太虛法師的合影

這幅衛禮賢、卜爾熙和太虛法師的合影，是在衛禮賢檔案III/173中發現的, 檔案名稱：「衛禮賢1907-1930年間的照片」（Fotografien von Richard Wilhelm (1907-1930)）。衛禮賢本人在照片的背後做了簡單的註：

赫斯攝影，美茵河畔法蘭克福，1928年（Aufnahme Hess, Frankfurt a/M. 1928）

卜爾熙公使（Botschafter von Borch）

太虛法師（Abt Tai Hsü）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根據《太虛大師年譜》，太虛與衛禮賢、卜爾熙的兩次見面分別是在：

1. 1928年11月29日太虛法師在法蘭克福中國學院演講「身命觀與人生觀」，衛禮賢給太虛做翻譯，卜爾熙公使前來。據《年譜》：「二十九日，大師講『身命觀與人生觀』於佛郎府大學，衛禮賢譯語；聽者六、七百人，多半為該校員生。大師舊識卜爾熙公使，亦專程來聽。」

2. 12月12日，太虛法師、卜爾熙大使和衛禮賢坐船游萊茵河。據《年譜》：「十二日晨，大師著衣誦經次，卜爾熙公使來。卜使約大師及衛禮賢，作萊茵河探勝之游。與卜使談及：國際間相忌相侵，終無以得人世之和樂。」

由於衛禮賢在照片上並沒有寫明具體日期，而這兩次的三人見面是在兩周之內，因此很難從著裝等方面予以分辨。但從《與德人談話鱗爪》中的一句話「數日後，約於中國學院攝影紀念，並以自備汽車，邀游萊因河諸勝」， 可以知道是在第二次見面去萊茵河遊覽之前。

這幅照片是一組照片中的一張，應當是衛禮賢從很多幅中挑出來保存的，其中一幅他送給了太虛法師，後來刊載於《海潮音》第10卷第4期（1929年4月號之「圖像」第1頁）上，題為「太虛大師在德國誦經卜爾熙公使及衛禮賢博士參謁之攝影」。從衛禮賢在照片反面的記載，「赫斯攝影」（Aufnahme Hess）可以知道，為了此次的見面，衛禮賢專門安排了專業的攝影師前來照相。

太虛法師重視衛禮賢的原因，也在於將衛禮賢的中國學院作為「世界佛學院」在德國的通訊處，並有計劃地翻譯佛經，並刊載於學院的院刊：「（1928年12月14日）其間，大師與衛禮賢商決：以中國學院為世院之德國通訊處，召集發起人。於院刊譯載中文佛經。」 實際上，中國學院自1924年11月成立以來，真正成為了中外學者研討中國文化的一個平台。1926年胡適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這裡做過報告，而早一年的1925年詩人徐志摩（1897-1931）訪歐的時候，衛禮賢也一直相伴。

太虛法師訪德期間與衛禮賢多次見面。1929年1月27日，衛禮賢專程到柏林探訪了太虛法師，徵求世界佛學院發起人的情況：「衛禮賢來訪，知徵求世院發起人，已得各國六十餘人之贊允；大師乃與話別。」 可以知道，衛禮賢為「世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令人遺憾的是，衛禮賢於1930年3月1日去世，享年不到57歲。太虛法師後來在1937年所作的《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一文中寫道：「與德國弗朗福特中國文化學院院長衛禮賢，有大規模華文佛典為德英文之約，惜因籌款無著及衛禮賢之病逝，未能有成。」 因此，太虛與衛禮賢之前所商議的佛經翻譯事業，後來並未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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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此次德國之行，使他對德國佛教界、漢學界、政治界、文化界有所了解，同時也與當時的著名人士建立了廣泛的聯繫，進行了充分的交流。有關當時的佛教組織，他總結道：

德國之佛學研習者，以泥牙羅滑嘎拉比丘及達而梗博士為先進，二人皆鍚蘭巴利文三藏學者，在錫蘭研究修習多年。泥嘗建一佛院於瑞士，達亦建一佛院於柏林，並勤著述翻譯。敏興有一雪洛斯書店，出版多種佛書，皆出其手。然今泥返錫蘭，瑞士佛院已圯。達於去年棄世，其佛院現由一學生守持，亦勢將寥落。除此二人外，柏林之斯泰恩凱，為達而梗之友，專習禪定。近與數十同志，組一學社，注重實行，每月出通訊一冊。

上文提到，達爾克博士確實在柏林創立了佛教之家，而三界智尊者早在1907年就考慮在德國或瑞士建立一座寺院（Vihara），以便於德語區的出家人修行。1908年他曾提出倡議，希望能得到資金方面的支持。1910-11年，三界智尊者親自到瑞士南部的德欣州（Tessin）準備在那裡實施他的計劃。由於當地冬天十分嚴寒，而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的三界智尊者突然得病，只得到突尼西亞修養幾個月。由於很難籌款，並且在歐洲建立佛教寺院困難重重，1912年他徹底放棄了這一計劃。實際上瑞士的寺院從來就沒有建成過，當然也沒有太虛所謂的「瑞士佛院已圯」的說法。太虛大師所謂的「雪洛斯書店」應為在慕尼黑-諾伊比貝格（München-Neubiberg）的奧斯卡·施勞斯出版社（Oskar Schloss Verlag，創始人Oskar Schloss, 1881-1945, 原為「佛教人生聯合會」[Bund für buddhistisches Leben]秘書長），這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佛教類的書籍。

太虛法師所提到的另外一位達爾克博士的朋友「斯泰恩凱」應當為馬丁·施泰因克（Martin Steinke, 1882-1966），他於1933年來中國出家，並取法號「道峻」，只是當時太虛法師並不知道這些而已。 施泰因克於1922年在波茨坦/柏林建立了「佛陀精舍」（Gemeinde um Buddha），並且出版同名的月刊，這是太虛法師所提到的「通訊」。

在此，對德國當時的漢學研究以及佛教研究，太虛法師也做了介紹：

而研譯中國學，以柏林大學教授勿朗凱，及福朗福特大學教授衛禮賢、萊勃齊大學教授海里士為首，然從中國文研究佛學，則以民族博物館及東方學校萊辛教授為尤善，以昔在中國，曾從梅光羲研佛學也。萊勃齊大學魏勒教授精藏文，並從梵文、華文研大乘佛學。敏興司法廳長葛立姍，及潑勒司老之龍伯博士，亦精巴利文三藏。海台堡大學華來珊教授，應索爾夫博士之呼聲而提倡大乘佛學，日僧友松圓諦佐之。此諸人皆經晤談，或數通函問者。人才濟濟，惜未能聯合一處而互共研究之耳。

太虛法師所謂中國學的三大家，分別為：柏林大學的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太虛法師所謂「勿朗凱」），於1923-43年在柏林大學任漢學系主任教授；衛禮賢於1925年在法蘭克福創建中國學院（Das China-Institut zu Frankfurt am Main）以及萊比錫大學（太虛所謂「萊勃齊大學」）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太虛所謂「海里士」），海尼士是當時為數極少的精通漢學、滿學和蒙古學的學者。有關雷興，1932-33年曾在柏林大學聽過他的課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1-2007）寫道：

此外，我還參加了雷興（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教授的講座，他1933年從中國回到東方語言學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們閱讀一本現代的佛教教義問答手冊，雷興擁有淵博的佛教知識，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語和蒙古語所著的佛教教義，知道如何安排讀物才能引起大家的強烈興趣並有所心得。我所理解的一點佛教知識，要歸功於他的這門課程。

傅吾康是福蘭閣之子，後來也成為了戰後德國著名的漢學家。其他的學者，萊比錫大學的韋勒（Friedrich Weller, 1889-1980。太虛所謂「萊勃齊大學魏勒教授」），1915年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方廣大莊嚴經》（Lalitavistara-Sutra）的研究，而1923年出版的教授資格論文是有關《法論——附論「長部」中的〈三十二相經〉》的。 太虛法師所謂的「敏興司法廳長葛立姍」，我認為是慕尼黑的法官格奧爾格·格林（Georg Grimm, 1868-1945）。1921年他與另外一位巴利文佛教學者塞登施蒂克（Karl Seidenstücker, 1876-1936）在阿莫希湖畔的巫亭（Utting am Ammersee）建立了「德國佛教會」（Buddhistische Gemeinde für Deutschland），1924年改名為「三寶佛教會」（Buddhistische Loge zu den Drei Juwelen），1935年又改名為「老佛教會」（Altbuddhistische Gemeinde）。 太虛法師當時所了解的應當是「三寶佛教會」時的格林。「潑勒司老」應當為當時屬於德意志帝國的布萊斯勞大學（Schles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reslau），「龍伯」很可能是布魯諾·利比希（Bruno Liebig, 1862-1939），1921-28年他曾任布萊斯勞大學的印度學教授。查《1926/27年冬季學期布萊斯勞大學課程總表》會找到他所開的課程《巴利文與早期佛教》（Pali und ?lterer Buddhismus）。 「海台堡大學華來珊教授」應為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印度學教授馬克斯·瓦勒澤（Max Walleser, 1874-1954），有多種有關佛教義理和哲學的專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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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德國期間，太虛法師記載了七則談話紀要，編成了《與德人談話鱗爪》。在與德國各界人士的談話中，既有德國人對時局的看法，宗教思想，也有太虛法師的一些重要的觀點。

其中太虛法師第一個就列舉了卜爾熙：

太虛曰：「個人與他人，國家與他國，恆存一我不滅亡他、他必滅亡我之念，以之互向拚死中求活。此現代從宇宙觀以至人生觀之大錯誤，而為各階級各民族戰禍之源。循此而不易其道，則世界和平與人類安樂終無望。使佔優勢者了知佛法，從萬有以至人群，皆以因緣和合而成，生滅無常，相續不斷，無可強據以為我者，亦無可強割以為非我者，惟利他乃成自他兩利，若害他則必自他兩害，盡堪互助以共存，豈必相斫乃為快！如不明事理，妄逞貪、瞋，人固怨苦，已亦勞困」。卜首肯。

從這段談話可以看出，太虛法師希冀藉助於佛教的力量克服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機。實際上，早在1900年左右就已經在歐洲大陸醞釀產生了對東方哲學和信仰的關注。世紀轉折時期，感傷主義者們試圖在文化危機之中拋棄他們認為的日趨沒落的西方文化，轉而研究遙遠東方的思想，主要是來自印度和中國的思想。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的文化，從前被西方知識分子鼓吹的西方文明開始腐爛變質。因此，太虛法師謂：

柏林遠東協會會長叩爾納貴族耶納倭伊鏗夫人，耆年碩德，頗致概於近代之歐化，以慕中國古文化之熱忱，招待傾談。詢及中國現時變遷之情勢，均謂中國今不可急於模仿歐洲，毀亡中國固有之美德，變成日本一般國家。其言亦可思繹。

太虛法師所謂「柏林遠東協會會長叩爾納貴族」應當為「德國東亞藝術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的赫爾伯特·馮·克倫佩雷爾（Herbert von Klemperer, 1878-1952）。曾經在中國名噪一時的德國哲學家倭伊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又譯作「 倭鏗」）於1926年在耶拿去世後，在他曾經的學生張君勱（1887-1969）的推薦下，太虛法師去見了倭伊鏗的夫人伊蕾妮·倭伊鏗（Irene Eucken, 1863–1941）。兩位知名人士都對歐洲的前途表現出了擔憂，也都希望中國文化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特點。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2011）後來寫道：「中國作為西方世界想像中的對應物和救世主選中的拯救對象，在騷動的歐洲知識界不時起著或永久或臨時的振奮和拯救作用。」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化形態史學家施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Wien 1918）的第一卷於1918年在維也納出版，並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的轟動：西方知識分子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幻滅。太虛法師在德國結識的人士中有1922-23年到過中國的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以及萊比錫大學的漢學家葉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太虛法師所謂「愛吉士教授」），太虛寫道：「萊勃齊大學杜里舒教授，及愛吉士教授，皆曾到中國，對於佛法亦有深切之了解。謂在今科學知識發達後之世界，唯佛法可為人類唯一之宗教，其他各教已皆將淘汰。」 而太虛也認為：「唯佛法可為現代科學發達後歐洲人之合理信仰，亦唯現代歐洲最進步之科學，乃能發揮證明佛法為真理。二君極為首肯。」 也就是說，在到處充斥著不安的社會心態的歐洲，惟有合乎理性的信仰——佛法，才能拯救歐洲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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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29年太虛法師的歐美之行意義重大，也使得中國佛教開始在歐美世界產生影響。1931年在柏林出版了一本《700幅圖片展示1910-1930年20年間的世界史》 ，已經開始刊載太虛法師的照片了。該書的「東方」（Der Osten, S. 254）一頁，有3幅照片：左上是花叢中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右上是神智學學者貝贊特（Annie Besant, 1847-1933）和克里希那穆爾蒂（Krishnamurti, 1895-1986），下面是身穿僧服的太虛法師像，太虛右手持鋼筆，左手壓在要寫的東西上面。下面的標註為：太虛——中國佛教領袖（Tai-Hschu. Oberhaupt der Buddhisten in China）。 而在下一頁的「科學」（Wissenschaft）中，所展示給大家的人物是愛因斯坦教授（Prof. Albert Einstein）。 正因為這幅照片，太虛法師被載入當時歐洲人所謂的「世界史」之中。

《700幅圖片展示1910-1930年20年間的世界史》第254-255頁

太虛法師此次的歐美之行，使得19世紀以來從歐洲到非歐洲國家的信仰和知識流動的單向性得到了逆轉。來自東亞的信仰和知識越來越多地為歐美的知識精英所接受和認可。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不斷地汲取、審視這些知識，並將它們用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方式予以批判式的接受，結合自己的傳統和經驗進行傳播。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52-）認為：「宗教是除科學以外的大規模傳播網路的偉大締造者。」 太虛法師的歐美之行，通過與不同人士的普遍接觸在政治、信仰、知識等多重領域實現了全球史意義上的互動。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授權刊發，注釋和小標題略去，原載《北大佛學》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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