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為何接受共和並逼清皇室退位？

（袁世凱舊照）

早年戊戌政變前，光緒本想藉助袁世凱新軍之力，逼迫慈禧交權。沒想到擁護變法的袁世凱表面應承，轉頭就向榮祿告密，結果變法失敗。光緒不光被剝奪了行政大權，還被慈禧囚禁在瀛台。

就說光緒臨終遺言，也是要求弟弟載灃對於告密者袁世凱務必要除掉，否則大清國難以發展。

另外，皇親貴族們對袁世凱，也是相當不滿和妒忌。

袁世凱的機會非常好，他在平定朝鮮甲申政變後，由於表現突出，得到了李鴻章等重臣舉薦，成為訓練新建陸軍的總教頭。也正是此時，他培植了徐世昌、段祺瑞等親信。隨後，袁世凱又升任山東巡撫。

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時位極人臣。再加上他的確辦了一些實事，深得慈禧器重，很快便成了慈禧身邊的小紅人。

在官制改革和預備立憲等政策上，袁世凱不光在政治上出盡了風頭，軍事上亦由他說了算。

北洋六鎮編練成軍後，除了第一鎮八旗軍是由滿清貴族鐵良統領，其他五鎮全在袁世凱控制之中。袁世凱又把培植的親信，安排在軍中重要將領職位，因此他很快成為軍政大權的實際掌控者。

皇親貴族們眼看袁世凱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們切身感受到袁世凱的威脅。

所以慈禧太后去世後，滿洲貴族都要求攝政王載灃馬上除掉袁世凱，但慶親王從中作梗，要求放虎歸山，不要殺袁世凱。等到發生辛亥革命後，良弼等願立軍令狀帶兵平息辛亥革命，但慶親王卻堅持要求袁世凱出山。

那麼袁世凱出山後，是如何接受共和，並逼清室退位呢？鳳凰歷史綜合有關資料發表一篇文章，我們予以轉載。轉載文章，不代表本平台觀點。

一

在政體問題上，袁世凱的態度雖然是複雜甚或矛盾的，但終歸是有一個從極端仇視、堅持君憲到接受共和的曲折發展過程。

當武昌響起反清革命槍聲時，袁世凱作為「世受國恩」的清朝臣子，其最初反映是極為仇視的。清廷重新起用的任命下達後，袁世凱徵詢楊度、王錫彤等人的意見，他們力勸其不要應命。袁世凱聽後勃然作色道:「余不能為革命黨！餘子孫亦不願為革命黨！」但袁世凱畢竟與頑固守舊大臣有所不同，對於黨人舉義還是有一定認識。所以，時隔不久，隨著形勢的發展，他經過冷靜考慮後，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他對謀臣們說:「余甚穩健，對於革命黨決不虐視。」(王錫彤:《辛亥記事》，《辛亥革命資料》，第517—518頁。)並主張明年即開國會，寬容此次事變諸人，解除黨禁。所以，袁世凱出山後一反清廷「懵然主剿」的策略，決定「剿撫兼施」。於是，南北問開始了議和活動。

南北議和前期，與其「剿撫兼施」策略相適應，袁世凱基本上是堅持君主立憲主張。他希望保存清廷，由他掌管大權，政治上作適當改革來滿足革命黨的要求，以此了結亂事。11月2日他派隨員劉隨承恩、蔡廷干至武漢，三次發函黎元洪，試探和議，並明確表示:「項城出山。以勸撫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相助辦理朝政也。」(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8頁。)11月11日，劉、蔡又身揣袁世凱親筆手書往見黎元洪，宣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第263頁。)以後，袁世凱也多次發表政見說:「清政府……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比較而言，「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之計！」「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章伯鋒等主編《近代稗海》第三輯。)

南北議和後期，袁世凱的「剿撫兼施」策略由於南方民軍的不斷抵制而一再受挫，而此時的革命浪潮卻猶如江河決堤，迅猛向前。獨立省份的紛紛增多，清海軍的倒戈，陸軍的力不從心，原立憲派和列強罷兵息戰的強烈要求，這些都為他所始料不及。形勢的逼迫使得袁世凱的策略發生了變化，即由「言撫進而言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頁。)當得知共和不僅是革命黨的原則主張，也是舉國上下的一致意向時，袁世凱也逐漸明白，君憲之路難通，再死抱清室無疑自尋末路。因此，他確實在考慮如何接受共和的問題。袁世凱在議和後期的所作所為恰好證明了這一點，11月底袁世凱授意其子袁克定密遣故舊朱芾煌出使武昌，表示此來的目的在於「約南北聯合要求清帝遜位」，惟應舉袁世凱為總統。(《李國鐮自述》，《辛亥革命資料》第507頁。)12月17日，袁世凱急調並未領會其深意的馮國璋赴京，由較識大體和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軍統領。段代馮後，「一反國璋所為，與鄂軍府時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絕於道。」(《黎副總統歷史》，《憲法新聞》1913年第10期。轉頁吳相湘主編《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第2頁。)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推袁為大總統。(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377頁。)12月20日在袁氏父子授意安排下，時任保定陸軍小學堂總監的廖少游代表北方與黃興所委任的代表簽訂了和議密約。大體的內容就是:「確定共和政體」，優待清皇室」和舉袁為大總統。(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366頁。)與此前後廖少游等奔走南北，遊說北洋將官接受共和，並勸說馮國璋等人不反對南北密約。12月18—31日，袁世凱正式委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上海，與民軍先後五次談判，最終也達成了「定以共和政體為鵠的」，但「南方須舉袁世凱為總統」的協議。(趙尊岳:《惜陰堂辛亥革命記》，《近代史資料》1983年第3期第79頁，劉厚生《張騫傳記》第182頁。)同時，袁世凱加強了與原立憲派如張謇、趙鳳昌等人的聯繫。他急切了解這批對政局有巨大影響的「東南人望」的舉措，以此決定自身的進退。

袁世凱在準備接受共和時，對革命黨仍懷有戒心，對南方答應舉其為總統事更不放心。當南方成立民國時，袁世凱的態度又出現了極大反覆，情緒「非常衝動」，「投著而起，聲言……人先組織政府，公選大總統，有悖協議本旨。」(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頁；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近代稗海》第三輯第17頁。)他一面宣布唐紹儀「擅用共和政體，逾其職權」，表示概不承認，一面責難南方，「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伍遷芳:《共和關鍵錄》第60頁。)同時，他又授意馮國璋等北洋將領電請內閣，「主張維持君憲，極端反對共和。……謂若以少數意見採用政體，必誓死抵抗。」(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第336頁。)

袁世凱態度的動搖和反覆，一方面是他此時矛盾心態的流露，另一方面顯然是向南方施加壓力，從而使南北議和一時陷於停頓。對此，南方民國政府反映強烈，斥責袁世凱違背前議，指出:「若因而再起兵釁，全唯袁世凱是咎！」(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章伯鋒等主編《近代稗海》第三輯。)並積極備戰，準備北伐。同時，又全力向袁世凱解釋，一再重申相讓之意。孫中山也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

袁世凱在看到南方對共和問題的激烈反響和得到南方對總統問題的一再保證後，決定「專從清室著手」，加快了逼宮步驟。(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8頁。)1912年2月12日，在舉國一致反對聲中和袁世凱的軟硬兼施下，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凱也隨即向全國公開宣布政見:「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疆之幸福。……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章伯鋒等主編《近代稗海》第三輯。)

二

袁世凱為什麼能夠接受共和？這是人們不願承認或有所避諱的命題。我們認為，在當時特定的環境里，袁世凱具備接受共和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

在清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在迅速膨脹的同時，它的階級性質也開始發生變化，即由封建地主階級性向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性轉化。在經濟上，袁世凱通過巧取豪奪，全部接收了盛宣懷的路礦輪電企業。在此基礎上，他又著力擴充和主持創辦了一批新的工礦企業。一些北洋官僚積极參与投資，成為大股東。企業的借款和收入也成為北洋集團的重要經濟來源。因此袁世凱與民族大資產階級如號稱「南張北周」的張謇、周學熙關係逐漸密切，思想也逐漸開明。戊戌變法時，他傾向維新，曾列名「強學會」，後又積極倡導預備立憲。在立憲運動中，他對楊度的「憲政講所」和張謇的「預備立憲公會」給予了一定支持。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他不遺餘力地推行「北洋新政」，頗有建樹，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資產階級的推重。張謇、嚴復，甚至革命黨人對他都極為稱道。(見《張季子九錄·年譜》卷七第17，20頁，《張九子九錄·政聞錄》卷三第13頁；陶菊隱:《籌安會六君子傳》第116頁；寄生《安撫恩銘被刺事件》，《民報》第16號。)由此可見，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儘管仍存在著極為濃厚的封建性和反動性，但它畢竟在向資產階級接近和轉化，不管袁世凱的階級屬性是官僚資產階級還是買辦資產階級或是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官僚，對於共和制這個資產階級政體，兩者並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相反，卻有著一定的相吸性。這正是袁世凱之所以能夠接共和的內在因素。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南方革命黨人始終堅持共和，不惜為此而流血一戰。議和前期，袁世凱幾次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都遭到南方的嚴詞拒絕。以後，朱芾煌暗使武昌與民軍的接洽，段祺瑞在武漢與民軍的接觸，廖少游與南方所訂之密約，南方無一不是以實現共和作為前提條件。上海談判時，南方也堅持「非清廷承認共和，不能開議」。(錢基博:《辛亥南北儀和別紀》，《辛亥革命》叢刊（八）第103頁。)孫中山也一再強調:「袁世凱之君主立憲辦法，決不為人民所允許」。「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王耿雄:《孫中山史事詳錄》（1911—1913）第38、42、62頁。)民國成立時，袁之態度出現反覆，南方立刻群情激昂，一片討伐之聲。對此，袁世凱自己也說:「民黨堅持共和，毫不通融」。「民軍之意，萬眾之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袁世凱:《請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國第一歷史檔館案藏《軍機處錄副奏摺》第1743號；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00頁。)同時，北方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日益活躍，使袁世凱十分擔憂。1月16日，黨人楊禹昌等人截路炸袁，事雖未成，但袁世凱已飽受驚嚇，深知黨人於共和已矢志不渝，長此遷延性命難保。相反，革命黨人在推讓總統一事上卻十分心誠和忍讓，這使權欲甚重的袁世凱感到接受共和於己有利。

要求共和也是舉國上下的一致意向。首先，原立憲派人在經過徬徨猶豫後已深知清廷大勢已去，共和已成必然趨勢，所以紛紛轉向革命。張謇就致電袁世凱說，全國輿論，「大多趨向共和」。望他能趨時趁勢，「采眾說以定政體」。以後又說，為全國各族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北方少數將官，戀私忘國，堅持君憲，「此等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環觀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並拒絕袁內閣的農工商大臣和宣慰使的任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89、992頁；《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三第41—44頁。)張謇等人乃「人望所屬，函電四齣，各省多聞聲相應」。(趙尊岳:《惜陰堂辛亥革命記》、《近代史資料》1983年第3期，第74頁。)各地諮議局也紛紛表示擁護共和。另外，清朝一些封疆大吏在革命潮流衝擊下也傾向共和。江蘇巡撫程德全幡然易職，並囑人進說袁世凱贊同共和。四川總督岑春煊也致電袁世凱，要求「採取多數」，實行共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991頁。)駐外公使也紛電北京，要求俯順民情，承認共和。(《辛亥革命》叢刊（八）第170—171頁。)除此，一些華僑也連電國內，敦促清廷早行揖讓，實現共和。(《辛亥革命》叢刊（八）第143頁。)在要求共和的歷史潮流中，更為重要的是北洋官兵開始傾向接受共和。不僅一些下級官兵「多被感化，釋甲來歸者踵相接」，(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第1408頁。)就是像段祺瑞等較為開明的高級將領對於共和也「甚韙之」，(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358頁。)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即電告北方將士，勸其反正。一時如頑固守舊的馮國璋等也「皆有複電，贊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392頁。)北洋軍乃袁世凱命根所系，在前方將士軍心瓦解，傾向共和的情況下，他內心極為矛盾，以至「日夜焦慮，鬚髮頓白。」(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六，第20頁。)袁世凱內心十分清楚，雖然北洋軍比民軍裝備較為優良，實力也較強大，假如他以此為其爭奪總統權位而戰，也許會一呼百應。但他想逆整個軍心、民心而動，要靠這支武裝去為清廷的尊榮而喋血疆場並無足夠把握。因此，他也不得不表示，如果「國民」的多數主張共和，他也「必服從多數。」(羅癭公:《致任公先生書》，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77頁。)

另外，列強態度的轉變對袁世凱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辛亥革命時期，列強是偏袒袁世凱的，希望他出山來收拾殘局。對於中國究竟實行何種政體，態度不一。但總的意見是:中國最好維持君主政體，不過也不反對采引立憲政體，甚至共和政體。(王曾才:《英國與辛亥革命》，《中國近現代史論集》（十八）第995頁。)特別是南北議和後期他們認為，「不論中國人民喜歡哪一種政體，我們所要求看到的是一個鞏固統一的中國」，從而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1042、1192頁。)隨著形勢的迅猛發展，列強也逐漸認識到，袁世凱固守君憲已非上策。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就說過，袁世凱「必須正視現實，改變他維持清政府的政策。」(《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第290頁。)因此，列強經過權衡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承認民軍為交戰團體，並停止向清廷支付業已談妥的貸款。這樣，就使需款甚急的袁世凱更加窘迫，喪失了繼續作戰的財力。袁世凱自己也說:「洎入都後，籌計餉需，蒐簡軍需，無一不形匱絀。借款屢議，迄無所成。」致使「軍事至今迄無起色」，「奉職無狀」。(袁世凱:《請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第1743號。)儘管列強的態度是圍繞著其利益這個軸心運轉，但袁世凱不能不考慮在此狀況下的政策取向和立場態度。

三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整個南北議和過程中，對於共和政體，袁世凱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始終反對，而是基本上順應了時局的發展變化。正如曾參與議和活動的張國淦所說:「項城最初表面維持清室，其次始討論民主君主，又其次則偏重民主。」(張國淦:《洪憲遺聞》，《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第133頁。)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歷史潮流，任何人無法抗拒，袁世凱也是如此。

雖然他接受共和是被迫的但接受總比抗拒要這是他一生中一個進步的舉動，客觀上有功於歷史，無疑也值得稱道正如時人所謂:「南北統一之易，禾可謂袁氏無功於其間。」(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沈若嬰序，《近代稗海》第三輯。)

誠然，袁世凱接受共和是以推舉他為臨時大總統為先決條件的，這反映了袁世凱權欲熏心的本質。但是，從表面上來看袁世凱接受共和與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好像互為因果其實畢竟是兩回事。就當時而言，如果不是舉國上下各派勢力競相擁袁，而單靠袁世凱接受共和，是難以換取南方拱讓總統寶座的；同樣，如果不是共和已成大勢所趨和袁世凱的明智識體，單靠總統權位也難以換取袁世凱態度的轉變。應該說，兩者都是客觀形勢使然，並非袁世凱權術操縱的結果。所以我們不能因為袁世凱在議和過程是善弄權術、屢施手段，以及他以後破壞共和就否定他曾接受共和的事實。袁世凱終究擺脫不了形勢的制約，他是在民心所向前提下被迫接受共和的；同樣，他也是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摘取總統桂冠，得以滿足權欲的。當然，兩者的最終實現，確實互為契機，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在公開場合仍一再表示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當他的議和政策遭到皇室親貴等人的激烈指責時，他說:「議和是一時權宜之計，豈能忘恩於清室？」(張達驤《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資料選輯》第48輯，第224頁。)又說:「余深荷國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寡婦乎？」(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章伯鋒等主編《近代稗海》第三輯第18頁。)就在唐紹儀準備動身南下時，他約各代表談話說:「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它。」(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頁。)是否就憑此言而斷定袁世凱始終反對革命，根本不可能接受共和呢？我們認為，一、評論人物不僅應看他說了什麼，而更應看他做了些什麼。如前所述，袁世凱就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主要的活動是在準備接受共和。二、袁世凱當時所處的地位確實使他除君憲外難以言及其他。當時，也確實出現了時人所說的「項城居於被動地位，心中已以為然，而口不能言」的局面。(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374頁。)三、其時袁世凱所面臨的局勢仍十分嚴峻，皇室親貴等人的激烈反對，宗社黨威脅的存在。把持禁衛軍指揮權的載濤、良弼等人就認為:「袁是心腹之患。」(《中華民國史事綱要》（1912年）第131頁。)他們百般阻撓和議，密籌除袁之策。這些不能不使袁世凱格外小心，講些甜言蜜語安撫他們，否則性命有虞。當然，袁世凱自己態度仍有動搖甚或反覆，這也是可能的。不管袁世凱的心態如何，而他終究是在一步步地走上接受共和之路。這個事實不應輕易否定。

袁世凱接受共和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在當時，他具備接受共和的主客觀條件。因此，袁世凱接受共和，與其說是虛假，不如說是客觀局勢的作用。為什麼在當時大勢所趨的條件下，其他許多疆吏將臣能接受共和甚或投向革命，而袁世凱卻一定相反呢？當然，即使袁世凱接受了共和，袁氏集團具有的封建性和反動性使他多麼留戀舊制度，使他對於共和新制度時時產生難以合拍之感。而且，這種劣性確實使他存在著懷舊復古的戀情和基因，在一定條件下，又會舊情復萌和死灰復燃。袁世凱就任總統後一步步破壞民主共和，並最終演出洪憲帝制醜劇即是一個佐證。但是，兩者畢竟是發生在不同條件下的兩回事。一個是大勢所趨下的從流舉措，深受國人所讚賞；一個是得意忘形後的逆流行動，終為國人所唾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評論歷史人物應該立體地、動態地和分階段地進行。不能因為袁世凱搞洪憲帝制違反歷史潮流於後，就否定其接受共和順應歷史潮流於前。總之，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他合乎歷史實際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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