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反科學嗎

胡翌霖

最近，教育系統內有兩件事情引起熱議：一是廣西北海藝術學院的「雷人試卷」，二是孫楠夫婦把孩子送去讀「國學班」。兩件事並非偶然的孤例，已經有評論者把它們和「權健」聯繫起來，背後都體現出某種「反智主義」的泛濫，或者說公眾科學素養的缺失。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圖片

搞出雷人試卷的學院的某些人，一方面崇尚「女德」，另一方面認為Wi-Fi會造成腦溢血；各種國學班一方面也強調女德，另一方面則輕視數理化科學教育；權健等商家一方面打著復興傳統醫學的旗號，一方面抵制現代醫學的科學成果。

我們看到，弘揚國學似乎總是與反對科學結合在一起，如此一來，崇尚科學的人，想必是一定要反對國學了。

但這種國學與科學相對立的態勢本身，也許自始自終是一種錯位。所謂「國學」本應在教育系統中成為「科學」的補充，但由於一群豬隊友的努力，反而讓傳統文化變得臭名昭著了。

在筆者看來，傳統文化教育在中國教育體系內佔據的份額不是太多了，而恰恰是太少了！而且，正是因為這一教育維度的欠缺，導致了科學素養的欠缺。

這個教育維度，在西方叫做「liberal education」，在中國被翻譯成「博雅教育」或「通識教育」，但其字面意思其實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與「專業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相對，教授的是那些並不直接指向職業或實用的東西。西方的古典文學、古代歷史、哲學傳統等等科目，都是「自由教育」中的重要環節。

「自由教育」可謂是西方人的「國學」，它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教育系統，在啟蒙時代一度沒落，而在19、20世紀又有所復興。

為什麼荷馬、柏拉圖、西塞羅等數千年前的經典，仍然值得21世紀的學生們去學？而且這種教育何以能夠與現代科學並不抵觸？這就要從「自由教育」的定位說起。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給出了如此描述：「自由教育的理想是，促使人們思想開放（open-minded）並避免地方主義、教條主義、偏見或空想；促使人們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所自覺，對自己的行為有所反思，意識到自己在自然和社會中的位置。」總之，顧名思義，「自由教育」的主旨是「自由」，意在培養人們能夠獨立地、批判性地思考和行動。

與此相對，「專業教育」傳授的是客觀的、有用的東西，一個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就可能在某一特定崗位上勝任他的工作。如果他服從安排、任勞任怨，那麼他就可以做出很好的成就。但問題是，僅靠專業教育，僅靠傳授客觀的科學知識和實用的技術能力，只能培育出合格的「螺絲釘」，卻無助於獨立人格的培育。而這方面，正是「自由教育」的定位。

所以說，理所當然地，「自由教育」之所以還在教授幾千年前的傳統經典，並不是因為這些經典仍然在提供客觀的、有用的東西，並不是因為柏拉圖比愛因斯坦高明，所以我們才值得去讀柏拉圖。恰恰相反，「自由教育」的定位就是「無用」的教育，旨在讓人們從追求功利的、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主義中超脫出來，在一個不同的維度上去反思自己的位置——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從實用性角度看，傳統經典確實早已過時，他們都有著各自時代的局限性。而恰恰是這種時代局限性成就了它們的意義——因為我們可以通過跨越時空的對話，走進他們的時代並跳出我們自己的時代，在時代的碰撞之間，在思想的交鋒之間，在歷史長河中更恰當地定位我們所處的位置。簡而言之，閱讀古典不是為了否認進步，而是為了理解進步——我們不滿足於只做一個被時代浪潮裹挾著前進的身不由己的螺絲釘，而是需要獲得更超然的視野和更寬闊的胸懷。那麼，在專業教育之外，通過自由教育去接觸古代經典，就成了教育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了。

而這種定位下的自由教育，自然也不可能與現代科學發生衝突。因為人們一開始就並不否認科學技術的實用性和有效性，而是說，恰恰是因為現代科技「太有效了」，因而讓功利主義壓倒一切，讓人們滿足於工具理性而放棄了反思和批判。人們致力於不斷提升效率，卻忘記去反省初衷和目的。比如在基因技術等領域暴露出來的問題：中國人在不斷提升技術能力方面並不落後，但是在究竟為什麼要發展這一技術的人文關切方面，卻缺乏反省。

說到這裡，我們立刻發現許多人對「國學」的定位恰恰相反——學習傳統文化並不是旨在培養「自由」，反而總是為了培養「順從」；而抵制現代科學也並不是因為「反對效率至上主義」 ，相反，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產品比現代科學更加「有效」。

我們亟需發展「自由教育」，而中國人的「自由教育」自然不能也是只去讀柏拉圖和西塞羅。一個中國人想要去定位「我們從何處來」，想要在歷史和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自然也需要去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去閱讀中國的古典著作。但是這些教育的主旨是自由而非順從，在這個意義上，「國學」的復興甚至還沒有開始。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