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沙講史堂第八百期】歷史上的今天蘇聯廢除古拉格：勞改營曾經關押過1400萬人（歷史系列第336講）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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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蘇聯廢除古拉格：勞改營曾經關押過1400萬人。

古拉格也就是蘇聯時期的勞改營。

早在沙俄時期，就存在著名的流放和苦役制度。沙俄政府將嚴重的刑事罪犯和政治犯，送到西伯利亞、遠東或者中亞無人區。

不過，流放和苦役仍然有較大的區別。

很多時候，流放只是強制你去邊疆地區定居，若干年內不得離開。被流放者不見得要幹活，很多人並不會被關在監牢里，有些甚至還有家人陪伴左右。當年很多政治犯，尤其是貴族或者軍官都被判處流放，目的只是讓他們不能留在俄國核心地區進行活動。

然而，苦役則不同。被判處苦役的人，要在看守監視下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他們多是嚴重的刑事罪犯。

比如小說《復活》中的主人公瑪絲洛娃因涉嫌謀財害命，被判處苦役。

不過，沙俄時期流放和苦役的數量都有限。

在19世紀最後30年，是這類刑罰的鼎盛時期：每年平均有3300～3500人被沙俄法院判處流放。根據官方統計，1898年1月西伯利亞的流放者總人數為29.86萬。如果將隨行家眷計算在內，所有流亡人員的數量至少有40萬。

隨著沙俄的垮台，蘇聯繼承了這種制度，並且發揚光大。

蘇聯時期的古拉格，是沙俄政府無法相比的。

根據俄羅斯當局解密的文件，蘇聯曾經存在過最多476座獨立的集中營。在1929年到1953年的三十四年間，至少一千四百萬人被監禁於古拉格，多於七百萬的蘇聯公民被流放到蘇聯的墾荒地區進行墾荒。

對於勞改營的恐怖，很多著作都有所涉及。

我們看看《日瓦戈醫生》中的描述：

 過了幾分鐘他們又談起來。

    「你在哪兒學會洗衣服的？」

    「逼出來的。我們木走運。我進了一個最可怕的懲罰勞改營。活著出來的人很少。從我們到的那天起就開始受罪。我們一群人被從火車裡帶出來。一片茫茫雪原。遠處有樹林。看押的人把來福槍口對著我們，還有狼狗。這時，先前的犯人也趕到這裡來了。讓我們在雪地里排成多角形，臉朝外，免得互相看見。命令我們跪下。我們怕被槍決，不敢向四外看。然後便開始了侮辱性的點名，點名的時間拖得長極了。所有的人都一直跪著。後來讓大家站起來，有的分別被帶走了，可是對我們宣布：『這裡就是你們的勞改營。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天空下的雪地，雪地當中插著一個柱子，柱子上寫著『古拉格92fiH90』，此外什麼都沒有。」

    「一根寫著『古拉格92月H90』的柱子，此外什麼都沒有。剛到的時候在嚴冬里空手撅樹榦搭草棚。沒什麼，信不信由你，我們給自己蓋了牢房，圈上柵欄，修了單身禁閉室和降望塔，都是我們自己乾的。我們伐樹，拉木材。八個人拉一輛雪橇，雪陷到胸口。一直不知道爆發了（蘇德）戰爭。對我們隱瞞著。突然來了通知。懲罰營的人以志願兵的身份上前線。萬一幾次戰役沒被打死，就恢復你的自由。我們幾乎都報名了。以後便是一次次進攻，剪幾千米的電網，埋地雷，發射迫擊炮，一連幾個月在隆隆的炮火聲下。在這些連里稱我們為敢死隊。報名的人全都死光了。我怎麼活下來了？我究竟怎麼活下來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你想不到吧，這個流血的地獄同集中營相比還是一種幸福。這並非因為條件惡劣，而是因為別的原因。」

    「是啊，夥計，你可真吃了不少苦啊。」

    「那兒別說洗衣服了，什麼都能學會。」

還有《古拉格群島》的描述：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寬二十米長的北方常見的帳篷里。把帳篷用木板圍起來，木板和帳篷中間填滿鋸末，這樣，帳篷就成了某種簡易工棚。原定每間帳篷里，如果睡「小車廂」的話，可以往八十人，睡通鋪就住一百人。

可是，政治苦役犯則是每間住二百人。

但這可不是硬擠！這叫做居住面積的「合理利用」。給政治苦役犯們規定的是兩班制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沒有休假。因此，不論什麼時間總是有一百人在勞動，只一百人在工棚。

勞動時，囚犯們由攜帶軍犬的警衛隊包皮圍著。如果看守人員不滿，就隨手打他們幾下。要想使他們振作精神的話，就用槍托打。在往返營區的路上，押解隊的大兵一高興就可以用槍，朝苦役犯隊伍掃上一梭子彈。誰也不會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責任。筋疲力盡的政治苦役犯的隊伍，從老遠處就可以看出與普通囚犯的隊伍迥然不同——它顯得那麼憂傷、迷們，步履是那麼艱難、沉重。

說起勞動的十二個小時，真可說是度日如年（在諾里爾斯克那種北極地區的、凜冽的北風中，在紛飛的大雪中，他們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時之間僅有十分鐘可以取取暖）。規定的十二小時休息時間，也安排得儘可能地荒謬。在這十二小時里，他們被帶到一個隔離區，又帶到另一隔離區，要站隊，要搜身。進入居住區後立即被塞進永遠不通風的帳篷——沒有窗戶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鎖。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濕的空氣變得越來越濃，不習慣的人簡直連兩分鐘都呆不下去。對政治苦役犯來說，這居住區比勞動區更加難以忍受。

去廁所、食堂、衛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許的！這些都通過馬桶或者送飯窗口來解決。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時期，斯大林設立的苦役刑就是這個樣子：它把勞改營里最壞的東西同監獄裡最壞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了。

政治苦役犯還要受到飢餓的折磨。但是，因為一切報表單據都不必留作歷史的見證，所以，報單上還有照樣寫著：政治苦役犯可以領到「礦工菜」和「獎勵菜」補助。這些東西本來就少得可憐，還要經過三層偷竊和盤剝。所有這些也都要經過送飯口和一整套繁瑣程序才能得到：要逐個點名，要拿菜票換大碗，等等。等到終於可以躺在鋪板上睡一覺的時候，送飯口又打開了，又叫名字：開始發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們是由隊長把菜票領來，一起交 給伙房的）。

就這樣，名義上十二個小時的在囚室的空閑時間，最多不過剩下四個小時能夠安靜下來睡一覺。

由於這一切，政治苦役犯們大都很順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爾庫塔勞改營的第一張字母表名單上共有二萬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編號。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個字母，每個字母從一號編到一千號），所有這二萬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內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為什麼沒有在一個月之內都死去。

其實，很多華人也見識過這一切：

後來成為公安部辦公廳主任的姚艮，在1932年8月去蘇聯給抗日義勇軍籌備軍火時，莫名其妙被捕，被強制勞改近6年之久。

蘇聯保安部門以「日本間諜」罪名，將他押送到勞改營。

據他回憶勞改營的生活說：「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國『澤克』（俄文罪犯的諧音）以及蘇聯上千名勞改犯被送往遠東黑龍江下游。由於勞動地區的偏僻和艱苦，甚至不需要特別看管，那些「罪犯們」是很難逃跑的……1936年7月，所有的中國人又被棚車裝運到巴勒哈什北邊的矛音特車站鐵路工地，修築卡里甘達-巴勒哈什湖鐵路。在押解途中經過沙漠乾旱地區，曾連續在三天的高溫中沒有喝到水，飽受乾渴的折磨。修路工程完成後，中國「罪犯們」被裝進帶鎖的棚車，由內務部押解部隊押送，到北極之城瓦爾士特集中營。在那裡我當了礦工，深入地下挖煤。……

幾年來在勞改營中，我經歷多次九死一生的災難。在北極勞動營當礦工，深入地下上百米採挖煤礦時，礦井突然冒水。我和幾位中國「罪犯」，埋在地下九天才被營救出來。

此外，在勞動營和押解轉遞過程中，還常常會發生俄國流氓搶劫和毆打中國人的事。在當年，我們這種罪犯被人打死，根本無人過問，看守隨便挖個坑掩埋而已。

此時也不止一次地冒著生命危險，拚死去和他們打鬥。

這一切總算過去了，萬幸地活著出來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記得那些葬身異國的同胞呢？……1938年4月，我乘火車抵達邊境。在出關時，我再次受到蘇聯邊防人員滿懷敵意的盤查和嘲諷，仍然被當作了間諜，只不過是勞改了五年三個月，如今被釋放了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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