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記林繼庸，他是抗戰工廠內遷的頭號功臣

文史 02-01

文 | 楊津濤

廣東香山人林繼庸（1897~1985），是抗戰初期主持沿海工廠內遷的第一功臣。

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截至1937年，全國登記的工廠（至少50名工人、10匹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有1235家，佔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佔52.4%。

為保存這些工廠，國民政府戰前已在討論「擇定安全地點」遷移。

惟企業家大都抱有僥倖心理。為讓一位上海大企業家同意內遷，林繼庸曾從民族大義到國際局勢，勸說了1個多小時，得到的回答是：

「林先生，不要太興奮啊！記得『一二八』大戰那時，我們的工廠總共停工還不足十天呢!」

至「七七事變」，沿海工廠內遷已勢在必行。不過，當時政府搬遷的重點在兵工企業，對沿海民營企業的關注嚴重不足。

7月28日資源委員會內部會議，林繼庸提議搬遷上海工廠，曾被質疑上海各家民營機器廠合起來還不如一家國營兵工廠，同僚也頗懷疑民營企業家是否願以國事為重同意內遷。因林力爭，會議才同意派林與上海企業家試做接洽與調查。

圖：林繼庸，任職新疆建設廳長時所攝，林後於1949年赴台

當天下午，林抵達上海，遊說兩日，得顏耀秋（上海機器廠）、胡厥文（新民機器廠）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復命。

稍後，林被任命為「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全面主持上海工廠內遷。8月10日，林赴上海就職。臨行，同僚楊繼與之握手告別，嘆道：

「繼庸兄，你能夠搬出兩個工廠就很能幹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當時財政窘迫，行政院僅撥款補助56萬元，優先給予同國防密切相關的大鑫鋼鐵廠、大中華橡膠廠等上海企業。林繼庸不斷發電告急，亦僅獲追加補助52.6萬元，仍舊嚴重不敷使用。

除資金外，運輸工具短缺、通行證繁多，都是很嚴重的問題。林抵達上海時，因戰事需要，市區輪船、拖駁及京滬鐵路已全部被軍隊徵用。很多私人車主怕車輛被徵用，就拆下車上零件，拒絕出租；僱到的輪船又常被難民搶用。林繼庸和廠家只能滿上海尋找木船——華生電器廠內遷，裝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裝了272噸，最小的船隻裝了8噸，船隊拼湊的艱難程度，可見一斑。

據統計，此次內遷，共動用木船499艘。當時上海駐軍眾多，通過其防區需要不同的通行證，也一度使遷廠工作舉步維艱。一次，為讓國軍88師放行，林繼庸和顏耀秋早上出發，「江上敵艦炮火集中射擊，彈片橫飛，兩旁房屋前仆後倒」，二人「咬著牙齒，拼著性命繼續前進」，才在前線見到副師長，拿到通行證。

奔波之中，林繼庸左腳受傷，醫生囑咐他休息，「要把左腳懸掛起來，不可放下，否則恐成殘廢，須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須時刻曝光在上海企業家的視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勵著各廠當事人的勇氣，不要灰心，要冷靜著頭腦，把緊張的情緒捺住」，遂租了一家舞廳作為辦公室，「懸高左腳坐著辦公，接應各方面來往的人物」。

對當日炮火中的搬遷情形。林繼庸晚年記憶猶新：

「連天炮火中，各廠職工們正在拚命強拆機器的時候，敵機來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後爬起來再拆，拆完馬上抗走。看見前面夥伴被炸死了，喊聲『噯唷」，灑著眼淚把死屍抬到一邊，咬著牙照舊工作。冷冰冰的機器，每每塗上了熱騰騰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間工作，在巨大的廠房裡，暗淡的燈光下常有許多黑影在閃動，錘鑿轟轟的聲響，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在林繼庸的主持下，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共遷出民營工廠146家，機器設備1.6萬噸，技術工人2500多人。大致以抗戰所急需的機械五金業為主。

具體情形，如下表所示：

1937年11月，上海146家內遷工廠的設備、人員已大多到達武漢，但因為用地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加之日軍迅速東進，各家工廠只得再次準備遷移，前往四川、廣西、貴州、湘南等大後方。同時，國民政府吸取了上海遷廠的經驗，不給企業主出於私利猶豫的空間，嚴令「不遷則炸」，決不留下廠礦資敵。因此武漢有大小233家工廠動身西遷。

此時，林繼庸已被任命為經濟部工礦調整處的業務組組長。翁文灝鑒於「林組長協組商廠遷移辦理頗有經驗」，又讓他繼續負責江蘇、浙江、山東、河南、江西、安徽等各地廠礦的內遷工作。

統計顯示，從1937年~1940年, 從沿海等地區內遷到後方的工礦企業共有639家, 其中政府協助的有448家。

要將物資運送入川，輪船不足，林繼庸遂租用白木船850餘艘，歷經艱辛將大部分設備運入四川。後又四處奔走，為遷川企業選擇廠址，以求儘快復工。復工過程亦極為艱難，如龍章造紙廠有兩個大烘缸，每個重達12噸，全靠人力，竟推上了位於山上的廠址。後來林繼庸陪外賓到這裡參觀，外賓問：「沒有起重機器如何搬用得動？」林回答：「他們是仿造埃及人建金字塔的辦法扛上去的。」

圖：龍章造紙廠辦公樓舊址，位於今重慶市江北區

林繼庸主持的這場「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晏陽初語），對國運影響甚大：

（1）為持久抗戰積聚了工業實力。

（2）加強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基礎。

（3）破除了地方軍閥的經濟割據，主要工業設施自此大部掌握在了中央政府手中。

時人也頗為感念林繼庸的貢獻。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進入新疆，林繼庸出任新疆建設廳長。1944年，盛世才誣陷林繼庸等為混在國民黨內的異黨，逮捕了包括林在內的1500多人。林遇難的不實消息傳到重慶，實業界人士大為悲慟，有人倡議道：「林繼庸生為英雄，死當為神」，遂在工廠內立上牌位：「工業之神林公之牌位」。

此外，重慶有禮堂改名為「繼庸堂」，有道路更名為「繼庸路」，都是為了紀念他主持工廠內遷的功績。

盛世才逮捕林繼庸時，栽贓他收受蘇聯賄賂10餘萬元，且宣稱「人贓並獲」。實業界人士對此極為憤慨。上海企業家吳蘊初以全部家產作保，公開表示：

「盛世才誣林氏受賄款昧於事實，如果林氏要發財早就發財了，上海廠礦西遷，蔣委員長發給林氏一千多張空白的『特別通行證』，很多人為了得到特別通行證，每想用重金收買，如果林氏要發財，那個時候是可以大發國難財的，何必等到去新疆呢？但林氏始終未為利誘。他對於通行證之使用時很慎重的，凡他認為應該拆遷的工廠，不用他們請求，照發不誤，如果是與拆遷工廠無關重要的則一律拒絕發給。」

曾參與遷廠工作的胡光鹿也回憶：

「林繼庸先生在此一舉措中，奔走領導，殫精竭慮，擔任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其功績實不可沒」，「他那種奮發熱誠為國效勞的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人格感染力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