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爭議的子宮移植手術，到底有哪些風險？

科技 02-01

中國首例「添宮嬰兒」 -新華社

編者按：

2019年1月20日，中國首例子宮移植並胚胎移植出生的嬰兒誕生。子宮移植技術的應用受到了廣泛的討論，從技術到倫理。本文從子宮移植技術的技術風險、倫理挑戰和法律保證等方面進行了討論。

撰文 | 於博

責編 | 玉寶陳曉雪

●

據新華社報道，2019年1月20日，中國首例子宮移植並胚胎移植出生的嬰兒

（「添宮嬰兒」）

，在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誕生。

短短一句話，包含了兩項關鍵技術，子宮移植和胚胎移植

（IVF-ET）

。其中，胚胎移植技術目前已經非常成熟，前者卻仍在發展的初期，並在倫理方面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全球子宮移植技術的應用

添宮嬰兒的進展，源於人類對移植技術、缺血再灌注損傷及免疫排斥機制等方面的研究。在前期，各國科學家開展了多項子宮移植動物實驗，實驗動物包括嚙齒類

（小鼠、大鼠、兔）

、大型家畜

（羊、豬）

和非人類靈長類動物。

中國的這一案例可以追溯到2015年。時年22歲患有MRKH綜合征

（苗勒管發育不全）

的楊華

（化名）

接受了43歲母親的子宮移植，移植後子宮順利存活。2018年6月，楊華接受了胚胎移植，終於在今年1月份剖宮產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嬰兒。

MRKH綜合征患者是子宮移植手術的主要對象。目前，全世界範圍內一共有24例被報告的人體子宮移植的案例，其中有22例接受子宮移植者為MRKH綜合征患者

（表1）

。

表1 人類子宮移植技術現狀

全球子宮移植成功14例，誕生添宮嬰兒8例。

子宮移植的適應症主要有：MRKH綜合征、單角子宮、雙角子宮、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症、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宮腔粘連等

[1]

。之前此類患者只能通過收養或者代孕獲得兒女。收養系非遺傳學後代；而代孕技術與我國的倫理規範相違背，我國法律明令禁止各級醫院實施代孕技術

[2]

。

子宮移植的風險

子宮移植作為一種新興的器官移植技術，對於子宮性不孕女性及其家庭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但同時也有相應的風險。

供體的選擇及供體手術風險。

相較於腎臟、肝臟、心臟等器官移植來說，子宮的免疫排斥反應相對較弱。目前已進行的子宮移植，供體大多來自於受體的母親或其他親屬，相較於其它種類的器官移植，供體的選擇更加容易。對供體實施的子宮切除術在臨床上是一項常規手術，但切除一個健康的子宮，往往使得供體對於手術風險難易接受，如可能會出現大出血、感染、周圍臟器如輸尿管、腸管、膀胱的損傷等。

子宮移植受體的手術風險

。目前的子宮移植往往採用子宮靜脈-髂外靜脈，子宮動脈

（髂內動脈）

-髂外動脈吻合技術。由於子宮位於盆腔深處，子宮周圍存在輸尿管、膀胱、腸管、神經、髂血管等重要組織器官，並且子宮動靜脈血管纖細、迂曲，因此供體子宮的切取，移植子宮血管的選取、切取和吻合都存在一定的困難。同時由於移植子宮後供給血管纖細，加之血管吻合導致子宮血管進一步變細，可能會導致妊娠期高血壓疾病、胎兒生長受限等問題。

子宮移植血管吻合

免疫排斥反應以及免疫抑製藥物。

正常的妊娠為免疫耐受狀態。對於器官移植後妊娠，一方面，妊娠特有的免疫耐受狀態有利於移植後器官存活，另一方面，胎兒抗原又可能引起移植器官的排斥。實體器官移植術後免疫抑製劑的調節在妊娠階段必須貫穿始終，由於妊娠期生理上的改變，劑量需不斷調整應避免毒副作用，其劑量應為最小有效劑量以減少藥物對胎兒的不利影響。

子宮移植是一種短暫性的同種異體移植。當受者符合妊娠條件並得到期望的子女數後，可切除子宮。因此，子宮移植術後服用免疫抑製藥物只是一個暫時階段，無需終生服用，這避免了免疫抑製藥物的長期副作用。

目前臨床上主要的免疫抑製劑有糖皮質激素類、環孢素、他克莫司、雷帕黴素

（西羅莫司）

、霉酚酸酯、咪唑立賓、環磷醯胺、硫唑嘌呤、雷公藤等。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將移植術後常用藥物分為ABC三類。A類藥物對妊娠完全無害,但尚無此種藥物。B類是那些有證據表明對人類妊娠無害的藥物，如強的松。C類不能排除對人類妊娠有害。目前C類藥物較多，主要有：環孢素、霉酚酸酯、雷帕黴素等。D類是那些有明確證據表明有害的藥物，如硫唑嘌啉。

移植子宮後需要檢測免疫排斥反應，由於子宮缺少類似肝功、腎功等敏感的術後指標，不存在典型的免疫排斥癥狀。這樣往往難易有效及時地監測移植子官的免疫狀態。近期的一些研究提示，免疫抑製劑並不是致畸的主要因素

[5,6]

。目前移植子宮所孕育的8個嬰兒，母親在孕期均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療，胎兒出生後未見畸形。

圍手術期及圍產期的心理干預。

子宮移植手術由於涉及到血管吻合技術以及離體器官灌洗，手術時間較長，導致相應的麻醉、出血、感染的風險相應增加。術中可能由於大出血而不得不中止手術，術後因感染、血栓形成等原因而不得已移除子宮。面對這些風險，子宮性不孕的女性不僅需要經歷身體上的痛苦，也會產生心理上的落差。因此需要術前充分的風險知情，術後細心護理和心理疏導。子宮移植後保證其存活僅僅是第一步，隨後的胚胎移植、產前檢查、分娩以及長期服用免疫抑製藥物都會有相應的健康風險。

倫理挑戰及法律保障

子宮移植作為目前治療子宮性不孕唯一且可行的方法，在臨床上有很大的潛能。這一技術的開展得益於血管外科、輔助生殖技術、器官移植等領域的進展。子宮移植可以使婦女成為遺傳和生理上的母親，有助於促進親子情感的建立。這一技術相較代孕倫理爭議較小，同時卵子、精子分別來自夫妻雙方，孕育的嬰兒從遺傳及倫理上均屬於夫妻二人。

隨著世界範圍內人類子宮移植的逐步開展，公眾對於子宮移植的接受度逐漸增加。據調查，在允許代孕的英國，絕大多數受調查的婦女傾向於子宮移植而不是妊娠代孕和收養。在瑞典的調查表明，育齡婦女逐步認同子宮移植。最近在日本進行的一項大型調查顯示，與妊娠代孕相比，子宮移植的接受度提高了一倍

[4]

。在美國的調查結果類似。

子宮因素的不孕在育齡女性中的發生率是1/500，占女性不孕症病因的3%-5%

[3]

。2014年人口普查時，我國15-49歲的總育齡女性為3.83億；按比例其中約有76萬女性受到子宮因素不孕的困擾。在這種情況下，子宮移植為這類患者獲得親生後代提供了合法的方法。

不可否認，子宮移植的倫理規範在國內還基本空白。目前需要加強對這一技術的倫理審查，逐步規範程序。同時也要借鑒國外的法律和倫理經驗，以保障供體和受體的權益。

作者簡介

於博為北京大學醫學部博士研究生，北醫三院婦產科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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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魚

參考文獻：

1. Ber R. Ethical issues in gestational surrogacy. Theor Med Bioeth, 2000,21(2):153-169.

2. Hanafy A et al. Uterine transplantation: one human case followed by a decad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animal models. Aust N Z J Obstet Gynaecol, 2011,51(3):199-203.

3. Taylor E, Gomel V. The uterus and fertility. Fertil Steril, 2008,89(1):1-16.

4. Nobuhiko Suganuma et al. Uterus transplantation: Towar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Japan. Reprod Med Biol. 2017Oct; 16(4): 305–313.

5. Bar J et al. Is immune suppression therapy in renal allograft recipients teratogenic?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Am J Med Genet A. 2003 Jan 1;116A(1):31-6.

6. Gutiérrez MJ et al. Pregnancy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Transplant Proc. 2005 Nov; 37(9): 3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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