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幫助一個人實現階層流動，但這個神話可能快結束了｜好奇心日報年度圖書推薦⑥

一年過去，中國與世界、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我們的生活都為大問題所左右，於愕然之中，知識分子聲音的消失或者湮沒於嘈雜，更增添困惑與茫然。或者，此時可能是拐點將現。而在任何時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見識者更是指引我們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們「2018 年度圖書推薦」希望儘可能多元化地介紹一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書。

依照舊例，我們視野所及的書，采編人員都已經讀過，並以真誠態度介紹給讀者。

我們也藉助特約作者之力來一起完成。他們總是得風氣之先，而且見解更加深刻。在此一併感謝。

這是非虛構圖書推薦系列的第二篇，探討教育在社會平等和流動中的作用。作者陳心想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之前供職於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國家戰略規劃與分析研究中心等。著有《讓教育多一點理想》《走出鄉土》《明尼蘇達札記》等，譯有《後工業社會中的階級》《公共輿論》。

教育的最大神話之一就是促進社會平等。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教育與社會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一書中揭示出的真相是，教育並沒有促進社會平等，社會階級並沒有因為教育而改變多少。影響一個人接受教育的最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出身階層。

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里，通過跟蹤研究包括不同種族和階級背景的孩子，發現很少有人可以成功實現階層「逆襲」。這與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人通過教育實現逆襲的情況不太一樣，雖然現在有「階層固化」之說，但是智商不錯又努力的孩子還是有一定的「教育改變命運」的「逆襲」機會的。美國的情況可能是因為社會的平穩時間已久，階層間壁壘較強。

所以柯林斯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總的來說，父母社會階級和孩子所受教育之間的相關性從上世紀 30 年代至今都沒有改變。雖然這些年來，接受高中、大學和職校教育的孩子的比例已大大增長，但社會的階層分化並沒有改變。認為普及教育就能促進社會平等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

柯林斯的《文憑社會》一書中文譯本的出版，再次掀起人們對教育在社會平等和流動中的作用的討論。十幾年前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念博士的時候第一次接觸這本書，就為其對教育神話的種種祛魅所吸引，還寫了一篇《文憑社會：高校擴張與文憑貶值及其他》。該書英文版最早出版於 1979 年，那是中國的高考剛剛恢復，改革開放才起步的階段，而彼時美國就已經出現了「文憑社會」，像貨幣「通貨膨脹」一樣，文憑也出現了「通貨膨脹」。

而時隔 40 年之後，這本書揭示的教育神話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高中文憑在工作市場上基本上沒有用了，僅僅在升入高一級學校中發揮作用。原來的經理人大學畢業就可以了，現在則需要有 MBA 學位了。文憑泛濫，也更不值錢了，同樣的文憑，在就業市場上獲得的回報在降低。

在過去的 40 年裡，文憑貶值於我們也漸漸習以為常了。我讀中師的 1990 年代初期，一個中專生都有鐵飯碗，令人羨慕； 1990 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誰誰考上了研究生是極大的榮耀，就業是不用擔心的；那是若是有個博士學位，就業是香餑餑，可有多個職位供其挑選。就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順應時代潮流，中國的高等教育在迅速擴張。比如，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從 1997 年的 24.2 萬人增長到 2007 年的 128.2 萬人，再到 2017 年的 201 萬人（在職研究生首次納入統考）、 2018 年的 238 萬人；招生人數（含推免研究生）則從 1997 年的 6.4 萬人增長到 2007 年的 36.1 萬人，再到 2017 年的 72.2 萬人。最近的數據顯示， 2019 年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創新高為 290 萬人，預計招生 72 萬人。時代瞬息萬變，文憑急劇貶值，現在的本科生的就業還比不上當年的中專生。

正如柯林斯所說：

現在，當學位已經發生通貨膨脹，它們的主要價值就是重新投入教育市場，用來獲得更高的學位。理論上，這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明清兩朝時那樣，學子們不停地參加科舉考試，一直到三四十歲；只不過現在這種情況影響到的可能是絕大部分人，而不再僅僅是少數精英。不同國家教育通脹的速度也有所不同，但自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它們不約而同地都走上了這條道路。

在美國，討論上大學還值不值得的問題近些年一再被人們提起。高校收費逐年攀升，而大學畢業後的找工作難度在增大，收入也在降低。據說是繼房地產泡沫後，即是高等教育泡沫。這也是教育通貨膨脹造成的人們在這條道路上不得不做的反思。

教育的一個理想目的是試圖通過教育，培養知識精英來管理國家。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再取決於先天的出身，而是後天通過教育獲得的知識。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在 1958 年出了一本《知識精英的崛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書，該書是以寫於2033年的「手稿」的假設出現的。書中預言在二十一世紀初，英國這個貴族統治的社會，就要變成知識精英統治的社會了。貴族統治的社會是以繼承或者委命為地位獲得原則的，而社會的發展將是以教育知識的獲得為基礎的社會分層原則。社會學家把前者稱為「先賦原則」，比如出身家庭的階級地位；後者叫做「成就原則」或者叫做「自致原則」，比如你學習成績好，考上了大學，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工作。這一改變為現代社會的英才教育體系提供了合法性。英國不再供奉一個沒有必需的技術能力的統治階層了，「成就原則」在社會分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知識精英的原則是「智商加努力」。如果一個人智商在 125 分以上，就可以通過教育進入知識精英的階層，不管其出身如何。這種基於「智商加努力」過濾精英的辦法遭到了民粹主義者的挑戰和反抗，經過半個世紀之久，這種知識精英統治的社會制度宣告結束。講述的故事也向我們昭示了教育並沒有實現社會平等，而是一種重新界定社會階層的途徑。

到了 197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出版了《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貝爾告訴我們，後工業社會的最初邏輯也是一個知識精英的社會。相對於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而言，後工業社會理論知識的中心地位，決定了通過教育獲得知識技能是取得高層地位的前提條件，專業階層成了社會精英。在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收入差異的根據是是否具有技術能力和是否受過高等教育。這樣一個社會，本質上是「文憑社會」。投資教育就是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貝爾引用加利·貝克爾的研究估算：

一項為期四年的大學教育「投資」，在男性畢業生的工作年限中，每年可產生 13% 的收益。畢業於一所名牌學校比畢業於「公共」即州立學校具有更進一步的差別優勢。於是，曾經反映著社會地位的大學，現在成為劃分階級的仲裁人：大學獲得了決定未來社會階層劃分的准壟斷地位。

所以，大學教育之所以如此受人們重視，是因為：「後工業社會給人們帶來了一種明顯的恐懼：蹬不上教育這座自動樓梯，就意味著被排斥在社會的特權地位（privileged place）之外」。「在這個社會中，大學學位、專業考試證書、許可證等是高級就業的一個條件。」所以，在這樣的社會裡，教育就成了一種必需的護身符。貝爾引用了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的《教育與社會政策》一文中的話，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教育在這個文憑社會裡的真正作用是什麼。瑟羅說：

人們發現，隨著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增加，僅是為了保護住目前的收入狀況，他們必須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別人就會這麼做，從而他們會發現，他們目前的職位將不再屬於他們。教育變成了一項有益的投資，不是因為當他人都不提高教育水平的情況下，這會提高他們的收入，而是因為要保住他們的收入，如果別人都提高了教育水平，而自己不投資，就將保不住現有的收入。實際上，教育變成了保護某人『市場份額』所必需的防衛性支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階級越龐大、發展速度越快，這種防衛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

這表明，文憑社會裡的教育變成了「軍備競賽」。在貝爾理想型的後工業社會裡，「機會平等否認按照出身、裙帶關係、庇護關係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標準來劃分地位，它只承認對天賦和抱負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用帕森斯的話來說，機會平等主張普遍主義甚於主張特殊主義，強調成就甚於強調先賦。」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就是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之上的。「現代性意味著從開放、變革和社會流動的原則出發，根除那種等級秩序。…… 原則上，這些新的崗位是面向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因此，「後工業社會在權力的基礎和獲取途徑的定義中增加了一個新的標準：技術能力成為掌握權力的條件，高等教育成為獲得技術能力的手段。」

楊和貝爾的知識精英社會，都是通過教育來實現的，也都是「文憑社會」。與貝爾相比，柯林斯對「知識精英統治」的文憑社會持更多的批評態度。 1979 年，柯林斯出版的《文憑社會》專門研究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關係。柯林斯的研究發現，並不像知識精英統治論者所說的，真的是因為教育帶來的知識和技能的差別而劃分的社會階層。雖然在特殊的專業領域，教育確實可以提高專業知識和技能，但是，這種高文憑高報酬的教育與分層體系還只是一種神話。實際上，不少工作是不需要這麼高的學歷的，而且好多的知識和技能是在工作實踐中獲得的。就像我們現在說的，上了四年大學，工作時所用的知識還得在工作實踐中從頭學起。那麼留在學校受到高等層次的教育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主要是要學習上層文化。有人說，上過大學和沒上過大學就是不一樣，這點兒不一樣就是那個大學期間熏陶的一些大學文化。

其實，文化上的區隔在小時候已經由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做出了。比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國家精英》一書里揭示了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是如何共同作用再生產了社會統治階層和下層人民的。像布迪爾的母校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樣的「知識分子精英學院」，就是培養法蘭西高級知識分子的溫床。學校在招生時對學生的要求是要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和學院氣質，而這些正是那些來自資產階級貴族家庭的孩子所具有的。通過教育系統和文憑制度，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得到了掩飾，把植根於經濟和政治等物質權力的那種歷史武斷的社會秩序，轉變成文化精英階層人士溫文爾雅之外在表現。社會等級制度作為衡量社會成員優秀與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獲得了社會尊嚴，而另一部分人則淪落下層。法國的文化資本家來自巴黎高師，而國家與工業界的領袖則來自高等商學院和巴黎綜合工科學校。這些學校招生的學生主要來自那些罕見的既有世襲財產又有文憑的家庭。

布迪爾所說的法國這種出身決定人生前途的思想，在中國早就出現在費孝通 1943 年發表的《遺傳和遺產》一文里了。費孝通寫到：「若是你願意分析一下成敗人的歷史，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可以把他們成功的原因歸功在他們父親們給他們的遺產。尤其在一個賓士的社會中，若是你父親沒有給你留下一筆可以使你有二十年不必工作的生活費，你就別夢想有進入學校的機會。不進學校，即使你自己很用功，卻總得不到一個畢業的資格。很多位置是不允許沒有這資格的人去佔有的。從表面上說，以學識來選擇人才是最合於優生的原則了，但因入學的先決條件在經濟，於是最後決定著仍是遺產。」這也是當下所說的「拼爹」現象。

費孝通說的「一個畢業的資格」就是「一張文憑」。在現代社會裡，以文憑和資格證書為標誌的專門職業專家系統成了一個重要系統。為什麼要信任專家？他們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為什麼這麼認為呢？因為他們受到了專門的職業教育，獲得了文憑和執照。就是這些文憑和執照，把專家和外行隔開了。柯林斯認為，文憑就是設置特權階層的保護門檻。比如我們說傳統上，父親是醫生，教給了兒子，兒子就可以子承父業行醫了。現在，沒有文憑和執照能有資格當醫生嗎？即使實際上有能力，沒有這個認可證，也是不可以的。文憑和證書，其實就是一個標籤，告訴別人，我受過這些職能的專門訓練，合格了。不管事實上能力如何，他人不了解你的實際能力，沒有辦法，就只好利用文憑和證書來獲得一個人的能力的信息。 柯林斯因之認為學歷就是保護利益團體（比如醫生、律師和會計等）和中產階級的利益的屏障，教育只是提供了社會階層合法化的理由，從而掩蓋了社會分層本質的不合理性，這是一種高級的騙術。但是，柯林斯沒有看到，如果不用文憑區隔的話，社會又有什麼標準呢？比如中國曾經取消高考，按家庭出身來安排職位，還不如學歷社會有效和公平。至今距柯林斯的著作出版已經 40 多年過去了，而文憑社會的勢力卻越來越強了。這就是我們「文憑社會」的宿命。只能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我們的諸多教育問題。

如果我們回到教育可以讓社會更平等的神話，也可以發現教育內部實際上是在製造著或者再生產著社會不平等。就像布迪爾揭示的法國高師等精英學校再生產了社會統治精英一樣，其他社會也在通過教育內部精英大學和非精英大學對同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們做了階層的劃分。找工作時這些不同的大學就發揮了作用。比如，本科畢業於耶魯博士畢業於哈佛的社會學家 Lauren Rivera 於 2015 年出版了《精英譜系：精英學生是如何獲得精英工作職位的？》（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Rivera研究的是美國投資銀行、法律事務所和管理諮詢公司等三大領域裡頂級公司，在招聘時，他們的標準是什麼。她發現，第一要求是本科畢業的學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大學，被稱為超級精英大學。沒有很強的熟人推薦，其他校即使是精英大學的畢業生進入面試圈，都不可能；甚至對那些即使研究院讀的這些超級精英學校的畢業生，如果本科不是這些學校畢業，也很困難。僱主的解釋是，這些學校的本科選拔他們信得過，以此簡化招聘中海量申請人的複雜煩勞。他們沒有時間去過目海量的簡歷信息，所以必須簡化過程。這是加劇這些學校本科申請競爭的大推手。我們的大學生在報志願時也是 985 ， 211 ，「雙一流」院校競爭最激烈，找工作也是這些大學畢業生為用人單位所青睞。其理一也！

Rivera 還發現，在名校要求之外，最重要的是學生課外活動情況。這類課外活動是指那些可以證明個人熱情、投入和「全面發展的」的活動，比如划船隊；而不是那些在自己行業里的，為了簡歷看上去好看的，帶有工具性目的的專業活動，比如投資和法律俱樂部之類。前者主要出自個人興趣，後者是為了專業興趣。這些被看重的課外活動反應的是白人中上階層文化的那些高地位、耗資源的活動。僱主招聘成員看簡歷材料，通常 10 秒到 4 分鐘之間一份。迅速集中到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反應申請人素質的「信號」。他們在看重學生的課外活動上，超過了傳統上所謂的在校考試成績、標準化考試分數、前僱主聲望、或者工作經驗。學生的課外活動被視為學生的社會交往和道德性格的體現，因為這些課外活動做得好，需要大量時間和金錢的投資，往往還需要野心抱負、勇氣和毅力、合作能力等。有招聘人說，他們招的不僅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更是在一起玩的朋友。只有分數說明不了什麼，比如有人說「分數不能告訴我們你還有朋友」，「當然，你分數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數，其它什麼都沒有」。僱主還把自己的公司比喻成聰明人的兄弟會。再者，通過課外活動，還可以發現這個申請人在時間管理上的技能，時間大家都是一樣多的，他能夠在學習壓力之外做這些活動，正是公司工作中所需要的平衡技能。

總之，一個學生即使上了美國超級精英大學，要想進入那些精英公司獲得精英職位，就要進一步在課外活動等方面繼續競爭。如果你能參加一個世界巡迴演出的知名樂隊，或者某項技能拿到全國冠軍或者奧運獎牌，當然很受僱主青睞。一旦這些學生為讓自己有一份求職中容易勝出的簡歷，在為出色的課外活動和各門功課的完成而努力，則很難具有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一書中所說的自由，無暇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和人生的意義了。有知識技能而缺乏自己真正的人生意義的思考和公眾關懷精神，即所謂的「優秀的綿羊」。華爾街的精英們大概就是這群「優秀的綿羊」中的最明顯的代表。這些「優秀的綿羊」在文憑社會裡，也是由雄厚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支撐著。文憑社會裡沒有文憑不行，但獲得精英大學文憑後，要成為職場精英還需要依賴來自好的社會階層。

顯然柯林斯是對文憑的通貨膨脹持極大的批判態度，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甚至說如果修改《文憑社會》一書，在理論層面他將重新定義「文憑的通貨膨脹」這一概念。他說：

不再將它等同於貨幣通脹。正如經濟學家所公認的，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會減少貨幣的購買力。但貨幣與文憑的區別在於，印紙幣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教育文憑不僅僅是一張紙，它的成本還包括學校建築的投資、教師和行政人員的工資等等。因此：雖然貨幣通脹理論上是沒有限制的，但是在文憑通脹，學生要花更多的時間接受教育的情況下，多「印」文憑的成本是非常昂貴的。……從某種角度看來，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口都將在學校里待上 2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取得更高的學位，那麼教育的成本將幾乎等同於現在整體經濟的規模。

過於重視文憑的現象是否現在有所改觀？柯林斯在回答澎湃新聞時這樣說：「近年來，大學因資金短缺而縮小規模（原因是大量地製造文憑導致成本飛漲），它們開始鼓勵理工類學科部門與企業家直接聯繫，或者讓理工科研究者自己成為企業家。這意味著他們不再專註於獲得學位，轉而關注如何進入商界和技術圈子。」「 最有名的革新者並沒有踏上以獲得學歷為目標的學術道路。」「 而在教育之外，美國社會的其他特性會培養出史蒂夫·喬布斯或托馬斯·愛迪生這樣的人才。美國經濟的動力學正是這樣。」這就是說，在文憑社會裡，教育需要其他社會特性的彌補才能保持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在高校擴招的大潮里，文憑貶值的現象我們並不陌生。但柯林斯認為: 「由於中國的人口總量很大，所以目前沒有產生美國這般極端的文憑通脹，可能以後會有。又或者，中國會走上一條與美國不同的道路。」

題圖為電影《墊底辣妹》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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