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於1930年的女學生，如何走過近百年歷史榮辱

文/袁征，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

那天下午，我和太太到郊外散步，傍晚回學校，在飯店吃飯。

一個女教師攙著年老的媽媽。她丈夫放好椅子，夫妻兩人扶著老太太慢慢坐下。兩年多以前，我們也常常這樣做。現在媽媽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我們再也沒有機會扶她到餐廳吃飯了。

媽媽當過一個系的黨總支書記，後來貶為副書記。幾十年以後，我到同學江橋家串門。他父親江靜波教授原來是媽媽的同事。老先生豎起拇指說：「你媽媽是好人，大好人！」

二

媽媽1930年出生在廣東南海，童年生活很艱難。

我外婆家裡非常窮。雖然只有兄妹兩人，父母還是養不活他們。她四歲的時候被賣給一個開小店的寡婦做婢女，從此像奴隸一樣沒日沒夜地做工：人還沒有灶台高，就要站在板凳上做飯；有一次扛米到顧客家，回頭的時候丟了一塊錢，被主人用麻繩綁住雙手，吊起來毒打，渾身是血，滿臉是淚。

那個寡婦的買賣在衰落。外婆十四歲，又被賣給一個比她大二十三歲的小商人當妻子。那是我的外公。他結過三次婚，第一個太太生了三個孩子，第二個太太是買來的一個婢女。他很快就知道，這個妻子結婚時已經不是處女，於是告訴了他的母親。

在那個時候，婢女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往往因為男主人逼迫而失身。鄉里有一個惡棍，買過十幾個婢女，個個都被他糟蹋了以後賣掉。但外公的母親滿腦子傳統的貞操思想，天天坐在街上，用最難聽的話大聲罵自己的兒媳。兒媳受不了這樣的羞辱，不久在家裡上弔死了。在很長的歷史裡，中國人的生活很慘，其中婦女的命運最慘。造成這種慘狀的一個巨大力量是惡劣的傳統觀念。

結婚以後，外婆仍然是奴隸。外公賣大米、雜貨和養豬，待外婆非常不好。外婆一年到頭，總是天沒亮就起來幹活。養豬要用很多水，外婆四季赤腳，冬天去河邊挑水，皮膚裂了，鮮血流在石板路上。外婆懷孕，快要生孩子了，不能久立，只好天天爬上灶台，坐在上頭，吃力地攪豬食。

最讓人憤怒的，是外公跟同鄉的兩個女人通姦，每次都是讓外婆把她們叫到家裡來鬼混。他根本就不把外婆當人，經常用惡毒的語言咒罵。而外婆只是默默地忍受，從來不敢回應半句。有一次媽媽和她姐姐半夜被吵醒，看到外公又在大罵外婆。那時媽媽大概只有五六歲，覺得外婆應該逃走。外公離開以後，她對凄慘無助的母親說：「我們到舅舅那裡去吧。」外婆沒有回答，眼淚嘩嘩地流。

外婆生過七個孩子，只養活了三個。媽媽的五哥和六哥已經長到五六歲，染上天花，因為醫療落後，在幾個月里相繼死去。外婆心如刀絞。

三

媽媽的哥哥樣子英俊，善良溫和，對外婆很好，對妹妹也好。他愛好廣泛，很會彈揚琴，也很能讀書，在鄉間小學畢業，就考上省里最好的廣雅中學。他高中畢業的時候，廣州市郵政總局招考乙等郵務員，他考上了。那時郵局是外國人管的，他考作文是用毛筆寫英語。

日軍逼近廣東，媽媽一家離鄉逃難，在路上不知遇到什麼事情，到四會又折回頭。逃難有逃難的困難，普通百姓不是想逃就能逃的。南海靠著廣州。鬼子佔領廣州以後，不時到那裡「掃蕩」。日軍的騷擾破壞了農業，好些田地丟荒。鬼子還搶糧食。村裡人都挨餓，連沒法下咽的巴蕉樹心和觀音土都吃了。廣州附近的農村盜賊四起，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難以生存。

媽媽一家在鄉下沒法呆下去，結束了買賣，搬到當時被日本侵佔的廣州，跟舅舅同住。舅舅為兩個妹妹選擇了明德中學和小學，媽媽念小學四年級。選那個學校就因為它是教會辦的，在有名的石室教堂里，日本人管不了。媽媽他們班的同學經常叫一個嗓子特別好的女生唱《松花江上》之類抗日歌曲。

母親在學生年代。作者供圖

四

1942年，媽媽小學畢業，家裡太窮，不能繼續念書。

一天，有個好心的街坊姐姐告訴她，日本人的東亞煙廠招考女工。媽媽和她姐姐都去了。日本人用長凳截斷工廠邊上的巷子，留下個缺口，應聘的女孩挨個走過去，鬼子看中就留下。世道艱難，那天去的有過千人，因為飢餓，多數面黃肌瘦。媽媽的姐姐很漂亮，媽媽的樣子也不錯，兩人臉上有點學生氣，全留下了。那次煙廠要了不到十個人，一夠數就停下，其他人被蠻橫地趕走。媽媽覺得很幸運，其實她剛滿十二歲，還是個小女孩。

工作時間是早上五點半到晚上十點。每日天沒亮，街上空無一人，媽媽和姨媽就上班了。外婆送到門口，站在那裡，直到看不見兩個孩子的背影。

因為工作時間長、睡眠不足，營養又差，媽媽和姨媽的眼睛都發炎。外婆每天用大瓦鍋煮夏枯草。兩個女孩先用蒸汽熏雙眼，然後喝下藥湯。工資很少很少，吃飯之外所剩無幾。工人離開要排隊，搜身以後才能走出工廠，完全沒有尊嚴。

媽媽在包裝車間，裡面全是女工和童工。一天，有個女工上衛生間，出來彎腰洗手。日本男監工認為她偷懶，從後面一腳踢過去。他穿的是尖頭皮鞋，踢中要害，女工疼得大叫，倒地不起。中國工人被激怒了。機械車間的男工決定發起全廠罷工，抗議鬼子欺負他們的姐妹。第二天，有人小聲通知媽媽下午不要上班。工人齊心，午飯之後都不回廠，一連堅持了幾天。日本人沒辦法，只好調走了那個兇惡的監工，還作了其他讓步，工人才復工。

老照片：日軍侵佔廣州城後的情景

五

舅舅工作的地方經常變換，往往要離開廣州去鄉鎮郵局當局長。那是很小的郵局，總共就有兩三個人。他一直惦記著媽媽。1944年，媽媽在煙廠工作兩年了。舅舅過去郵局的兩個同事在番禺市橋的輔群中學當教師，說那個學校不收學費，還提供食宿。舅舅馬上叫媽媽去考。

考生很多。大家都知道，學校是大漢奸、市橋的土皇帝李輔群辦的。那個惡霸搶了很多錢財，就建個學校，博取名聲。大家討厭李輔群，但沒辦法。窮孩子沒有選擇。這就像很多人想去東亞煙廠做工，那不是願意為日本人幹事，而是自己要活命。

抗日戰爭結束，淪陷區的學校被叫做「偽校」，裡面的教師和學生被叫做「偽校教師」和「偽生」，受到歧視，要被政府甄別。中山大學發生了拒絕「偽生」入學的風潮，一百六十多個經過甄別、被政府撥入中大的「偽生」受到毆打。中大工學院的學生剪掉一個「偽生」的頭髮，塗花他的臉。而「偽生」們像失身的寡婦，絲毫不敢反抗，只是發表公開信，哀求中大學生原諒。中大的學生得到政府的資助，跟著學校到外地躲避日軍，而多數百姓沒有幫助幫助，只能留下。他們為了生活，為了讀書，進入學校，就被視為失節。

媽媽參加了考試，成績是廣州地區第一名。舅舅在順德新造郵局，專門回廣州，細心地幫媽媽做入學的準備，然後陪媽媽坐長途汽車到市橋，安頓好了，又帶媽媽找他原來的同事，請他們照顧自己的妹妹。

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早晨和晚上集合點名，星期天先集中檢查宿舍內務，然後才放假。學生吃飯要排隊進食堂，在規定的位子坐好，值日生髮令才能動筷子。一頓飯只准吃十分鐘，值日生吹哨就要停下。女生吃得少，還能快快趕。男生經常吃不飽。伙食很差，只有幾塊蘿蔔或幾條青菜。市橋本地的同學周末會從家裡帶些鹹菜，媽媽他們只能買瓶醬油下飯。當時交通很差，每個星期休息一天，學生很難回廣州。

女舍監腐敗無情。有些本地學生周末帶些東西給她，她對那些同學就好一些，對其他同學態度非常壞。媽媽學習很好，考試往往得第一。但學校氣氛壓抑，生活艱苦。她和幾個要好的女孩常常躲在一起想家流淚。舅舅會給她寫信，關心她的學習和生活，每次收到信，媽媽總是淚流滿面。

但舅舅這樣的關懷只有幾個月。媽媽還在念初一，班主任突然把她叫到辦公室，說：「郵差來通知，你哥哥病死了。他現在就帶你去新造。」這真是晴天霹靂，媽媽頓時手足無措。

六

其實舅舅得肺結核已經很久。外婆知道，媽媽和姨媽都不知道。

在歐美，能有效治療肺結核的青黴素已經大量生產。但在中國，它還十分稀罕。窮苦人家想都不敢想。外公病重，長期癱瘓，神志不清。過去一直受他無情凌辱的外婆細心地照顧著他。外婆的心腸特別好。曾經把她吊起來毒打的寡婦沒落了，外婆還不時叫媽媽給她送一點食物。舅舅是外婆唯一的男孩，而且善良能幹。但家裡很窮，外婆把能賣的東西都賣掉，換點錢給他買葯。可是舅舅的病越來越重。

一天深夜，大家都睡了，外婆搬一張小桌到門外，點上香燭，然後禱告，請求上天讓她去死，把生命換給兒子。這在當時叫做「讓壽」。外婆是真心的，她願為親人獻出一切。但苦苦哀求的中國人太多，上天沒有聽到外婆的聲音。

那時中國人很苦，郵局的人也很苦。舅舅管的小郵局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郵差送信，無論多遠都靠雙腿走路。舅舅一個同事有癲癇病，在烈日下不停地走，有時發病，會突然跌倒在水田裡，蘇醒後接著上路。舅舅去世前幾個月，他的郵局已經發不出工資，只能把郵票分給職工，大家賣掉換點錢。

媽媽跟著報信的郵差到了新造。舅舅靜靜地躺在郵局的門廳，眼睛沒有完全合上。他只有二十八歲。家裡拿不出錢，不能舉行任何儀式。媽媽和同父異母的哥哥請人把棺材抬上附近的小山，用最簡單的辦法掩埋了。墳墓只是一個坑、一堆土，連塊碑都沒有。下山的時候，媽媽向前走兩步，就回頭看一次，不願離開自己貼心的哥哥。淚水擋住了她的雙眼。

回想起來，那天他帶媽媽從廣州到市橋入學，車上人多悶熱，空氣污濁。原來他們都站著。中途有人下車，空出一個位子，舅舅就讓媽媽坐。而他自己不停地用雙手搓胸口。當時媽媽沒想到，哥哥的肺病已經很重，距離死亡只有幾個月。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儘力照顧妹妹，艱難地從廣州站到市橋。這麼善良的親人永遠不會回來了。媽媽當天寫了很長的日記，懷念哥哥，怨恨自己不懂事，結尾寫道：「嗚呼！阿妹歸矣，留下你作異鄉孤魂！」眼淚不斷落在本子上，融化了剛寫下的字。

廣州是中國的重要城市。南海就在廣州邊上，並不偏遠。媽媽的家庭也不是最貧窮的。後來土地改革，外婆被定為地主。媽媽一輩子帶著低人一等的政治烙印。即使如此，媽媽的青少年時代還過得這麼苦。近年有些人非常過分地美化民國的情況，很不實在。

日本投降之後，媽媽回到廣州。在廣州四中，她遇到共產黨員教師虞澤甫。因為對中國的貧窮落後極為不滿，媽媽一下子就相信了虞老師講的救國之道。她和四中的同學徐雪賓一塊升入協和念高中，後來都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地下學聯，反抗專制政府。

七

1949年10月，解放軍進入廣州。第二年，地下學聯的人都轉成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夏天，媽媽高中畢業，考上清華。徐雪賓阿姨考上燕京。團市委不讓她們走，要她們留下當學生幹部。於是媽媽和徐阿姨都在廣州上大學。

我父親那時已經是共產黨員。跟許多人一樣，他相信推翻專制的舊政權，中國就進入了民主社會。1950年，他高中畢業，興沖沖地跑去市團委，跟學校工作委員會書記黃崧華說，他不念書了，要干黨的工作。黃先生問：「你要幹什麼工作？」爸爸從來沒想過這事，愣了一下，回答說：「只要是黨的工作，幹什麼都行。」黃先生笑起來。他管廣州學生的政治活動，叫爸爸考大學，繼續在本市讀書。就這樣，他跟媽媽在大學相遇。乖孩子有乖福，兩個聽領導話的人後來成為眷屬。

他們的大學生時代是天真活躍的。除了聽課做作業，媽媽學鋼琴，拿過舢板運動員和小口徑步槍運動員的證書，每個星期跟爸爸一起去聽梁釗韜太太的古典音樂講座。因為「院系調整」，他們去了武漢中南財經學院，1954年畢業，回到廣州。

媽媽在大學裡當一個系的學生輔導員。她從小到大讀書分數都很高。但她相信人性超過相信理論，大學的很多思想教育並沒有入腦。媽媽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弟弟妹妹，跟他們關係特別好。有些人成了她的終生朋友。學校黨委成立，媽媽當系黨支部書記。後來系裡建黨總支，她是總支書記。50年代末搞運動，媽媽覺得同事和學生都挺好，不忍心下手。學校黨委副書記劉望遠狠狠指責她「嚴重右傾」。上頭降了媽媽的職，另外派來一個總支書記。

爸爸念完研究生，從上海回來，看到媽媽變成副書記，也沒有很在意。後來他在路上碰到另一位校黨委副書記。人家問媽媽的情緒怎麼樣，爸爸說挺好。書記說：「學生出身，鬥爭觀念不夠強。」爸爸才知道媽媽挨批了。

八

媽媽沒有雄心壯志，不在乎職位高低，就是憑良心實實在在地做事，一輩子沒有跟爸爸講過自己為什麼被貶為副書記。她跟新來的書記相處得挺好。事實上，那位書記跟我們同住一座小樓，兩家從大人到小孩都是朋友。

媽媽病重入院，很多人問候。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李寶健教授在電話里說：「過去她在系裡做了很多好事。」我太太問媽媽做了什麼好事，爸爸說不知道。媽媽一生沒做過了任何不起的事。她就是善良，勤勤懇懇地工作，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她覺得認真工作是應分的，不會跟別人講自己做了什麼。在現代世界，沒有理論做不成大事。但如果信了反人性的理論，那會幹沒人性的壞事，還不如老老實實當個平庸的好人。

媽媽的姐姐是南海縣醫院的護士長，原來在當地也算是個人物。50年代末，她提了些意見，不久被趕到農村做苦工。三個孩子沒人管，只好分散到親戚那裡。其中一個三歲的女孩到了我們家，成為我的好朋友。

1959年，有人揭發，說媽媽聽到姐姐被懲罰的時候哭了，還收留她的孩子，「立場不穩」。於是媽媽又從生物系黨總支副書記貶為學校總務處秘書。她沒有抱怨。她好像從來不會抱怨，還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認認真真，平靜和氣，居然連年被選為「先進工作者」。

不當書記未必是壞事。1966年，媽媽沒有挨斗。爸爸卻成了「牛鬼蛇神」，被拉去批判，剃了流行的陰陽頭，一邊頭髮刮光，另一邊頭髮留著，怪模怪樣。媽媽不相信那些激昂的口號，不認為丈夫是壞蛋，但也不知道運動錯在哪裡，只知道周圍環境危險，很實在地跟爸爸講：「你好好檢討吧，不然兩個孩子怎麼辦！」

不久，傳來徐芻先生的死訊。徐先生是徐雪賓阿姨的哥哥，也是媽媽的好朋友。他是個科技才子，從小就自己搗鼓各種電器。徐阿姨和媽媽考上協和中學，是他輔導的結果。後來徐先生在清華工作，參加研製中國最早的電子計算機（註：徐芻：清華數學系1952屆留校學生，我國計算機領域的開山者之一，是現在若干先驅院士的老師）。1953年，媽媽去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徐先生領著她在北京到處玩。1957年，他被關進監獄。後來，他死在了勞改場。

媽媽聽著徐阿姨講述，一聲不吭。

我曾經問爸爸：「如果媽媽上了清華，情況會怎麼樣？」

爸爸說：「要是媽媽去了北京，很可能會跟徐芻結婚，以後生活就慘了。」

九

母親離休以後。作者供圖

1976年以後，媽媽當過學校幼兒院院長，1990年從財務處副處長的位子退下來，「離職休養」。於是她幫我們照顧孩子，推起嬰兒車滿校園走，看著那小東西從躺在車上的蠕蟲變成在草地上亂跑的頑童。

媽媽會寫些文章，回憶自己的母親和哥哥，記錄在三藩市看到的同性戀遊行。她的語氣很溫和，鋼筆字也漂亮。爸爸把她一篇回憶文章收進文集，後來出版遇到困難。他自己給了媽媽兩百元，哄她說是稿費。媽媽很高興，像小孩拿到零花錢。

1968到1972年，學校的教職員被趕到農村「幹部學校」。媽媽挑石塊、挑土、挑磚頭，把腰搞壞了，晚年不斷受折磨。2016年11月的一個上午，她剪指甲，突然腰椎滑脫，不能站立，讓救護車送進醫院。對於疾病，她也持順從的態度。手術之後，我扶她練習走路。媽媽覺得很吃力，總是講「以後再說吧」。接著是兩次腦溢血，她再也沒有恢復行走能力。

媽媽入院，我和太太搬來跟爸爸同住。他比媽媽小一歲，八十五了，也需要陪伴。家裡每天都有人去看媽媽，跟她講講話。

有一次天氣不好，我打著傘去醫院。病房裡的一個護工說：「下那麼的大雨還來看媽媽？」

我點頭笑了笑，沒說什麼，自己心裡想：「我是她身上分出來的一塊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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