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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孫詒讓(1848—1908),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的樸學大師,在小學、經學、金石學、文獻學等領域均有深厚的造詣。著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學術著作。孫詒讓在小學方面的傑出貢獻與其在版本鑒定等方面的修養是分不開的,這從他對《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的辨偽上可以看得出來。

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說文解字·木部》殘卷,是當時與孫詒讓關係密切的著名版本鑒定家莫友芝的一個大發現。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號郘亭,貴州獨山人,工於版本辨偽。他從安徽黟縣縣令張仁法(字廉臣)處得「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共一百八十八字,自謂「此吾西州漆書也」,並撰《箋異》一卷,以舉正嚴可均、段玉裁兩家校注之不足。莫友芝認為,《木部》殘卷中有《周禮》釋文等,是一字千金的稀世之珍;殘卷於《說文解字》全書僅佔五十五分之一,但假如校定《說文解字》時能廣求民間,多收幾部像《木部》這樣的文獻,就能幫助訂正《說文解字》的錯誤。莫友芝此論一出,立刻得到學界反響。著名學者劉毓崧通過詳考唐代避諱規律,得出了此殘卷刊印於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的結論。①譚獻也說:「子偲撰《箋異》一卷跋語,證之群籍,而段若膺注、嚴鐵橋校語多與暗合。予嘗言許書原本為傳寫所訛奪者不少,此唐本流傳僅當全書五十五分之一,而異同之多如此。徐氏二本所不逮,亦有當用徐本訂正者。字經三寫,何能畫一?是所望於好學深思者矣。」②

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面對這樣一部海內烜赫的文本,孫詒讓並沒有盲目崇拜。同治三年(1864)即莫氏《箋異》問世的第二年,年僅17歲的孫詒讓通過對時人驚為秘籍的《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的悉心讎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書戴侗〈六書故〉後》③曰:

孫詒讓與「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

此書所引唐本《說文》,今之治小學者習知之。近獨山莫氏友芝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以此書木部所引唐本二條核之,並不合。(此書木部椅字注,唐本及莫本止竹革一紐,械字注唐本《說文》或說內盛為器,外盛為械。莫本作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友人歙縣汪茂才宗沂語余曰:此乃其鄉一通小學者所偽作,其人彼尚識之。莫號能鑒別古書,乃為所欺,可口(笑)也。近人得莫本,多信為真,慮世之為讎校之學者將據以羼改詩書,故附識之。(孫詒讓自註:莫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上下勻寫二文,行款與二徐大異。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不勻排字數,足驗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遠。又莫本卷尾附米友仁鑒定跋,稱篆法說文六帙。案:唐本在宋時猶今之明寫本,固非絕無僅有之物,況許書唐本全帙,彼時尚有流傳,何得殘剩六紙,遽登秘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為偽跡顯然,莫氏自不察耳。)

這是孫詒讓對《說文·木部》殘卷的首次公開批評。他認為,殘卷與元代戴侗《六書故》所引的真正唐本《說文解字》「木部」的內容不符,加上友人汪宗沂又認識殘卷的作偽者,且卷後題跋也有作偽的可能,因此,所謂的「唐寫本」在孫詒讓看來毫無疑問是一時偽作。

後來,孫詒讓對《說文·木部》殘卷又有過一次批評,今存於雪克先生輯錄、整理出版的《籀庼遺著緝存》「諷籀余錄」條下。據多年整理孫詒讓遺著的雪克先生考訂,「『諷籀余錄』約作於同治五年(1866)後,是孫詒讓19歲時的作品。」④其中「唐寫本《說文·木部》」曰:

獨山莫氏友芝得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帙於皖中,儀征劉氏毓崧考定為元和時人書,其間於唐諱間有失避者,劉氏又據唐碑刻證為筆誤,其本善處多異二徐,而與段注、嚴議暗合。莫氏既為影摹刊行,又校其文為《箋異》一卷。世之治小學者詫為秘籍,而余竊有疑焉。二徐本惟部首字跳行書,余文則皆隨注之繁簡連屬書之,唐本均排字數,每葉必三十六文,上下分為二列,與二徐本絕異。或謂二徐注本增多,今本行款,或其所改。然宋刻字書若《玉篇》、《類篇》諸書無不如是,既《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唐石刻本亦然,是二徐固未可遽謂非許書舊式矣。

至篇末有米友仁跋二行云:「右唐人書篆法《說文》六紙,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莫君據以為南宋初曾入秘府,經元暉鑒定,故夾縫中尚有紹興小璽。此則可疑之大者。蓋唐本之在宋代,猶今之明寫本耳,流傳雖少,要非絕無僅有之物,故南渡後,晁、陳書目尚有著錄,此時內府所儲,當尚不少。而許書唐鈔,汴京時尚有全帙,晁以道猶得記其異文,此六葉者,在全書止四十四分之一,既非知名人書,且唐書具在,又非若《文館詞林》(見《中興館閣錄》)、《文思博要》(見《雲煙過眼錄》)諸書之殘帙僅存者,乃何以亦蒙收錄,登諸秘閣,且命詞臣為之鑒定?然則唐本之真贗,故亦未可定也。(宋時法書、名畫及秘本書籍,悉降付秘書省,《中興館閣錄》載之頗詳,亦無唐本《說文》也。)

可以說,孫詒讓這次的意見比第一次更加詳密,言語表述也客觀縝密得多。我們認為,孫詒讓的考證有理有據,非常有說服力。並且,這種敢於質疑、敢於向權威挑戰的治學態度也是難能可貴的。

因在曾國藩幕府的張文虎,也是清末著名的學問家,時常與孫詒讓之父孫衣言(曾國藩的得意弟子,曾歷任江浙各省的布政使)交接,二人還經常一起參加文人雅會,曾在所著《舒藝室詩存》中就對此事有所記載。文曰:時莫友芝得唐寫殘本《說文·木部》之半,自撰箋異,曾國藩命刊行於世,楊見山,張文虎為之校勘。孫詒讓覽而疑之,有書一篇以著其說。

注釋

①張其昀《說文學源流考略》213頁,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

②譚獻《復堂日記·丙寅(186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卷七

④雪克輯點《籀庼遺著輯存》144頁,齊魯書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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