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德士都通過哪些途徑來揭露日軍的罪行？

1938年1月10日，貝德士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是在強姦、刺刀捅戳和肆無忌憚的搶劫這種殘暴的環境中寫的簡短筆記，為了保存這些具有史料價值的筆記，貝德士準備在日軍進城以來，局勢稍微變化之後，利用一艘從事打撈工作的美國海軍拖船「帕奈」號將這些筆記運出去。這樣的話，貝德士在上海的朋友就能夠通過總領事拿到這些證據，然後，設法把它們從一艘不受檢查的外國船隻上運送。貝德士想通過這種方式將他記錄的日軍罪行送出去，公之於眾。

貝德士

從貝德士與與《曼徹斯特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之間的書信內容以及《貝德士文獻》相關內容可以知道，貝德士是田伯烈《外國人目睹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紐約1938年6月）一書的資料提供者，是此書編輯工作的主要籌劃者，是田伯烈揭露日軍暴行的策劃者，並且為他提供了大量的南京方面的資料。 「田伯烈是世界上第一個向外界全面、系統、公開地揭露南京大屠殺的西方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公布日軍在南京及滬寧一線屠殺30萬以上中國平民這一數字的人」 1938年2月7日，田伯烈在給貝德士的信函中就明確提到仔細閱讀了有關南京和其他地區的文件。因為貝德士的這些努力，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南京的狀況，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譴責日軍的行為，也給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壓力。

《貝德士文獻研究》

貝德士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些正義的行為是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的，1942年4月12日貝德士在給朋友的傳閱函中就提到因為田伯烈的那本書，「日本當局將有可能特別憎恨南京這個小小的外國傳教士群體，尤其是我。費吳生先生由於其日記被引用，馬吉先生由於他的幾張照片被刊載，都將嚴重受到牽連……有可能出現針對外國傳教士個人或團體的報復」 但是他們感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具體的真相是一種道德義務，而且事實上也只有他們，或者和他們一道工作的人才能做到。雖然會受到牽連，但是他們還是義務反顧，貝德士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到：「我們感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種道德義務……我們不相信孱弱會改善我們在世界上所面對的一切。讓我們去履行我們自己所認定的責任。以善良的心去做並且同樣地承擔其後果」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是一場災難，可是在戰爭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關輝，而這種人性是超越國界超越生死的，留守在南京的貝德士和其他外籍人士，自發聯合起來，救助難民，與日軍進行不停的抗爭。尤其是貝德士，南京大屠殺時期，妻子和兩個孩子還滯留日本，他完全可以響應美國大使館的號召離開南京，但他還是選擇「拋妻棄子」，在異國他鄉，在炮火隆天的淪陷區，為廣大平民貢獻自己的力量。從他給妻子和孩子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對家人抱有無限愛意和責任的男人，而他在南京的一系列行為，又使我們感到正義、良知就在我們身邊。我們今天重談南京大屠殺，並不是要激起中日雙方的仇恨，而是希望銘記歷史，珍愛和平。我們今天重談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外國傳教士，是希望我們自己不要忘記曾經有這樣一群外國人在我們面臨亡國滅種的時候站了出來，或他們僅僅出於道義、出於良知，出於人性，但這更著值得我們尊重和銘記。

來源：《南京大屠殺與西方國際友人》

本文作者：吳濤濤

編輯：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研究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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