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可能會在不經意間歧視別人，也可能會被他人無心或有意的言語、眼神傷害。我們不斷劃清「自己」和「他們」的邊界，殊不知若有似無的歧視就在這些邊界的縫隙中潛滋蔓長。「鄙視的鏈條」為何總也割不斷？破除地域歧視的良方到底在哪裡？

無處不在的鄙視鏈條

如果讓我說說怎麼解決地域歧視這個問題，怎麼讓飽受歧視的族群重新揚眉吐氣，這真的是一個很難完成的任務。因為地域歧視這種文化現象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充塞在空氣中的若隱若現，若有若無的環境壓力。一旦回到真實具體的場景，擺在面上的地域歧視反倒容易變成一種善意的玩笑。

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一點，是我還在央視當製片人的時候。有一次開製片人會，會議間歇，部主任指著我們一個山西的同事說：「你聽過山西的一個段子嗎？說山西人摳，夏天買一把扇子不捨得扇，把扇子擺在這兒然後搖頭。」結果哄堂大笑。

這分明像是地域歧視，但是在那樣的場景下，這反而是一個善意的玩笑，大家哈哈一樂也就過去了。往往是那些不太熟悉的人，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甚至是比較禮貌的方式製造的壓力，那才是露骨的地域歧視，明顯會讓人感受到惡意。

地域歧視的另外一個特點：它是一個鄙視鏈條，大到國家，小到城市、省際，甚至省內之間都存在地域歧視。這有點像中國人的麻將，肯定有上家和下家，上家打出來的牌你得吃，你打出來的牌也會被別人吃掉，所以這似乎是一個沒頭沒尾的，像貪吃蛇一樣的鄙視鏈條。

想把這個鏈條硬生生地從人們的文化認識上打斷，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那到底有沒有解決辦法呢？自從我看到鄭也夫先生寫的《信任論》一書之後，我對這個問題幾乎感到絕望了。書中的一個小章節講到一個原理：任何生物包括人類在內，在這個漫長而殘酷的進化戰場當中要想生存下來，必須得有一種把世界簡化的本領。

世界到底有多複雜？舉個棋類的例子來說明。在國際象棋、中國象棋和圍棋這三種主要的棋類中，圍棋是最複雜也是變化最多的。最簡單的是國際象棋，走完一盤大概需要40步，而每一步都可能面對30種選擇。匡算一下，一盤國際象棋可能牽扯到的符合規則的變化種類大概是10的120次方，甚至有的計算結果是10的240次方。如此龐大的數字，印證了中國古人的那句話，「千古無重局」。

換句話說，即使是在棋盤這種規則、邊界和時長都既定的博弈格局當中，變化都是無窮盡的，更何況我們人生。自然界的生物面對生存競爭這樣博弈多變的環境，變化的種類恐怕更是難以計數。

所以生物在進化過程當中，一定要想出一種簡化機制。對於人類來說，這種簡化機制就是把世界完全符號化。比如，面對千種紅百種綠萬種灰，如果你僅僅說出一個紅字，別人還是不知道具體是哪一種紅色。再比如說疼痛，到目前為止科學界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方法能夠量化疼痛這種感覺。有一種說法是「女性分娩時候的疼痛是十二級」，後來我專門問了一些專家，他們告訴我疼痛根本沒有標準的分級。因為疼痛是人類對世界感知的一種簡化機制，它並不描述真實，它只能描述人們想像中的那個被簡化過的世界。

康熙帝偷寫日記歧視誰？

對於任何一個想準確把握外在世界的人來說，複雜性都是一個難題。

康熙大帝的御座旁邊會貼一張紙條，寫上全國各個省份督撫大員的名字，這個名單就是康熙對他所掌握的帝國建立的一個基本簡化機制，他只用掌握到某個省是誰在管這一個層面就夠了。美國有一個研究中國史的著名專家叫史景遷。他在小書《康熙》里收錄了康熙寫的一篇日記，是康熙偷偷寫的。史景遷先生認為這篇文章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地域歧視。

比如，康熙看不起山西人，認為山西人摳門，不會照顧窮一點的親朋好友。而且客人來了，主人連一頓飯都不留。其實就我個人跟山西朋友打交道的經歷來看，摳門的人遠沒有到那個份兒上。但是對於一個皇帝來說，他只能用這種符號化、臉譜化的簡化機制來理解他治下的臣民。如果沒有這種簡化機制，康熙大帝就算再英明神武，坐在大殿御座上的他也難以掌控泱泱大國。

民間也有類似的經驗，比如一個母親給自己的女兒描述外面的世界時，會用一些非常簡化的結論。比如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要小心；十點鐘之前一定要回家；不要跟男人在外面待到十點鐘之後，等等。這就是一個母親跟女兒交流的時候，她對世界的簡化。

人類怎麼去把握如此複雜的外在世界呢？就是用簡化機制賦予其意義，再通過意義去理解這個世界，而地域歧視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簡化機制。因為我們無法去把握一個幾千萬人將近上億人口的省份或者國家，太複雜了，所以乾脆把它符號化。

回到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他說：「凡是能夠言說的世界，就是我們能夠掌握的世界。如果不能言說出來，也就是不能把它符號化、簡化的世界，我們只好保持沉默。」

解決地域歧視需人格修鍊

亞運會期間，有一個廣州市民發了一條微博，憤怒的語氣明顯是帶有地域歧視的感覺。他說：「你們外地人不能一邊罵我們亞運會辦得不好，一邊又跑來把我們所有的票都搶光。你們不能跑到我們的地鐵上，把我們市民的位置全部佔了，然後又說我們的廣州治安不好。」

站在他的角度來看，他所有的委屈和憤怒都是真實而有道理的。可是在「我們」和「他們」、我們廣州人和他們外地人之間，這卻是一筆亂賬。因為買光票的和批評亞運會辦得不好的，可能是一撥人，也可能不是。但沒有辦法，廣州人不可能細緻到去區分到底哪些外地人是買票來看亞運會的，哪些外地人是批評亞運會的。

小孩子在八個月到十二個月之間會出現一個心理階段——認生，除了自己的媽媽和爸爸，誰都不讓抱。從那個時候起，自我意識就開始構建起來。這是我爸媽，這是我吃飯的小碗，這是我睡覺的床，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朋友，這是我的學校，這是我的城市，這是我的文化，我的語言，我的祖國……我們的成長過程就是不斷構建自我和外界，也就是「我們」和「他們」之間邊界的過程。

人從小到大就是不斷地把一些外在的，看似和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事物，逐漸認同並劃歸到自我的人格當中這樣一個過程。如果別人動了自己的東西，也就是那些被認同的外界之物，人就會覺得自我人格受到了傷害。

比如說，在反日大潮當中，你會發現表現最激烈的大多是年輕人。我曾見過一個一提起日本就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即要殺到日本列島的初中生，我好奇地問他跟日本人有什麼仇，他其實也說不出來。但是我可以理解，他正在構建自己對國家的一種認同感，他認同這個國家，所以可能對這個國家的曾經或者未來造成傷害的族群，都成了他認知當中的敵人，讓他充滿了仇恨。

我大學時的校長李培根先生講過一句話：「什麼是母校？母校就是那個自己隨時隨地可以罵，但別人絕對不能罵的學校。」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幾乎每個人在上學期間，都埋怨過自己學校老師很爛、食堂不好等等，可是一旦走出校門，誰要是罵這個學校就跟誰沒完。為什麼？因為這個學校已經成為你人格當中認同的一部分，罵學校和罵你從心理機制上引起的反感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構建「我們」和「他們」的世界的過程，地域歧視也來自於此。比如我們北京人，我們上海人，他們外地人。或者在北京內部，我們是東城、西城的人，他們是崇文、宣武的人等等。這種邊界一旦形成，所謂的歧視就在這種自我認同的構建當中潛滋蔓長。

「喪鐘為每個人而鳴」

那面對地域歧視，到底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

原則上，解決的辦法就是讓認同變得無邊弗界，也就是認同的對象已經變成了這個宇宙，或者這個世界的全部。

不要以為這是很古怪的思維方式，中國古代哲學家張載寫過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西銘》，提出了「民胞物與」的思想。什麼叫「民胞物與」？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類。這是一種非常宏大的哲學思想，在基督教中也非常突出。

比如17世紀的英國詩人約翰·多恩寫過一段佈道詞，大意是：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所有的地點，包括一些小小的石子，都是歐洲的一部分。當一個石子滾到了海峽當中，歐洲就少了一部分。所以每一個人的死去或離開，都是「我」這個主體少了一部分。所以當你聽到喪鐘鳴起的時候，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就是為你而鳴。

後來海明威根據這個詞寫了那本著名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這與張載提出來的所謂的「民胞物與」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把自我認同擴大到所有的邊界上去，如果一個人擁有這樣胸懷，那他就不可能有地域歧視。

還有一種思維方式是剝離，是佛法的一種修行。既然人的成長過程是不斷把外物認同到自己的主體當中，那麼佛法的修鍊就是不斷把這種認同剝離掉。包括肉身在內的外界跟我們有什麼關係，修鍊到最後，所謂的成佛做祖，就是把自己的靈魂和外界所有的附著物全部剝離開來，不僅要出家而且連肉身都可以不要。

在社會當中面對地域歧視，有時候不得不採取剝離法。舉個例子，有一次我聽馬化騰講，因為騰訊有很多的產品和服務，所以罵馬化騰的人就很多。有的人真是用各種最髒的字眼辱罵他。有的時候馬化騰的夫人氣得要死，馬化騰就跟他夫人講：「你不要生氣，他們罵的是馬化騰，罵的不是我。」

這是一種很高明的思維方式，一個人的社會符號被辱罵，跟他內在人格其實沒有什麼關係。一旦看穿這點，你就不會覺得自己被辱罵了。

其實很多我們非常尊敬的人，他們就是在用這樣的方式思考世界。比如美國越戰期間有一個人叫姆斯提。他每天都拿著一隻蠟燭站在白宮門前反戰，有時候遊行隊伍都散去了，他還站在那裡。有人就問他：「姆斯提先生，你站這裡有用嗎？你能改變這個國家嗎？」這個人正色回答道：「是啊，我改變不了這個國家，我站在這裡只是不讓這個國家改變我。」

這就是剝離世界的態度，把自己和周邊群體剝離開來，這也是佛法修行的態度。

所以，要破解地域歧視，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自身著手。要麼把自己的人格擴大到無邊弗界，要麼把自己的人格收縮得非常獨立。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當中的任何一點，那麼我們就會在地域歧視的這鍋爛湯當中，煎熬著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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