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春天》：他們把生活過成了一首詩
盤點2018年那些溫暖的瞬間，紀錄片《四個春天》必須有姓名。
去年7月，這部預算只有1500元的電影拿下了第12屆FIRST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獎，後又提名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剪輯獎。
1月2日，《四個春天》搶先登陸北京，在北方冬天裡，靜謐柔和的貴州山水在很多北漂遊子的心頭輕輕搖曳。
主宣傳海報上，紀錄片的主人公，也是影片導演陸慶屹的父母一前一後從石階上走下，身側桃花色的牆壁斑駁厚重，燕子又飛回來了。
因為影片主體是導演回家度過的四個春節，因此取名為「四個春天」。
在此之前，國內幾乎從未有一部紀錄片如此平靜地展示一個普通家庭的日常。但在這種平靜下，是美得驚人的鄉土中國。
@文／裕山
關於親情的
散文詩
《四個春天》的剪輯很細碎，不是起承轉合式的電影，甚至找不出一條完整的故事主線。
它更像是「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式的意象堆疊，嘮嘮叨叨地記錄著父母的四個春天。
父親陸運坤是名退休的物理老師，熱愛地理和科學，看重藝術世界的探尋和享受，在春日吹簫，在夏夜拉琴，自學拍攝和視頻剪輯。
他會在入睡前悄悄為每一個家人打開電熱毯預熱，把「每天為家裡做一件小事」當作生活信條，是沉默而從容的，永遠微笑著的父親。
母親李貴賢則是開朗善談的「大笑姑婆」，她給子女講述年輕時的愛情故事，埋怨丈夫不夠浪漫，興緻來了隨時隨地就會唱起山歌，像朝氣蓬勃的孩子、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對典型的「鄉村留守老人」——大女兒遠嫁東北，二兒子隱居北京，小兒子從事自由職業，多年顛沛流離。
老夫妻經歷著每一個農村家庭都可能遇到的困難與不便，同樣為子女的過年不能回家、不婚不育、工作健康惴惴不安。
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一直保持著農村人的質樸和知識分子的體面，尊重每一個生命的自由選擇。
古稀之年的兩位老人，守著四四方方的天井小院，養花、種菜、登高、練字，把生活過成了一首詩。
長久以來，我們對於家庭和親屬關係的探討，尤其是對於那些遺留在鄉村的親密關係的認知，往往以批判為主：滯後粗鄙的童年生活、父母缺位的原生家庭、被剝奪的女性權利、愛恨交織的祖輩關係以及人治大於法治的社群模式。
對於已經融入城市的年輕人來說，在春節返鄉是需要勇氣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對婚戀的態度、薪資的狀況，與父母越來越少的共同語言，讓年輕人的春節假期猶如升級打怪.
懊惱和不滿只能在彩虹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以及papi醬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討人厭的親戚過春節》等「鄉怨」作品中得到短暫的排解。
城市化進程的幾十年，似乎也是故鄉情結逐漸消失的幾十年，年輕人和父母分離，也讓兩代人對彼此的精神認同遭遇雙重失落。
或許，這也正是《四個春天》的珍貴之處。它沒有對代際關係尖銳的抨擊，而是提供給年輕人觀察和理解自己那對「土土的」父母的新視角。
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擁有雅樂妙舞、詩情畫意，但如果每個人都能有導演陸慶屹那樣的耐心和感知，教父母使用微信也能妙趣橫生，而那種閑散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往往蘊含著都市生活中極少存在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
當然，《四個春天》並非第一個關注中國鄉村家庭關係的作品，在此之前，更多的記述是通過文字來完成的。
在年度熱門非虛構作品中上榜多年的《皮囊》，與《四個春天》有著相似的敘事角度。
相比刻畫鄉村的廣闊圖景，他們都更傾向於一種私人化的紀念存檔。
作者蔡崇達寫一輩子與生活硬碰硬的阿太，捍衛家庭完整的母親，驕傲到與現實無法和解的父親，同樣用平視的角度，帶領讀者以平和的態度去看待被包裹在傳統文化和鄉村習俗中的親密關係，重新認識時間和生死。
鄉村城市，國內國外，親屬關係以及更廣泛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有高低優劣之分，個體式的現代人際關係是對私人空間的極大尊重，但熟人式的、家園式的鄉土文化模式，也自有其魅力。
艱難的
重返
導演陸慶屹說，希望更多的人在看完《四個春天》後，也能拿起相機記錄家庭生活。
事實上，這種去中心化、以個人身份記錄故鄉生活的方式前幾年曾風靡全國，只不過大部分是通過文字的形式留存。我們把那些文體稱為「返鄉筆記」。
2015年，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拉開了「返鄉筆記」熱潮的大幕。
作者通過實地觀察和非虛構的寫作方式，描繪了在城鎮化過程中，鄉村人口的流失、人與人之間聯繫的失落、民俗的消失等現象。
雖然以個體樣本來推論中國整體鄉村的現狀有些片面，但以此文為代表的，同時擁有農村和城市生活經歷的知識分子寫作的返鄉文學，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鄉土觀察多是城市視角的缺憾，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呈現的鄉村碎片式畫面之外，對邊遠、落後地區進行了探索性的深入思考。
追根溯源式的「返鄉日記」體現的是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對社會差異發展的敏感，以及對自身精神世界的告慰，遺憾的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擁有平視鄉村的能力。
一個突出的問題就在於部分作者為了寫作而寫作。
2016年，財新網微信公眾號曾刊登記者回鄉手記《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後經新華社等媒體證實，作者當年根本沒有返鄉，而是坐在北京家中，憑藉支離破碎的信息源和天馬行空的想像拼湊出了一個「禮崩樂壞」的東北農村。
聯想到此前在社交媒體上大熱的「上海姑娘逃離江西農村」「霸氣媳婦回農村掀翻桌子」等事件，「負能量」的返鄉隨筆寫作，儼然在某些群體中發展成了一種「時尚」，至於是否真實反映生活，能否深刻揭示問題反倒顯得不重要，寫出更慘的故鄉、贏得更高的點擊率成為了「返鄉日記」熱度不減的重要動因。
讓人更為憂心的是，虛假寫作尚可通過多方證偽，但部分返鄉知識分子先入為主的俯視心理，則讓原本就處於「失語」狀態的鄉村更加被動。
《四個春天》中，在大姐因病早逝的篇章里，導演拍攝了大量哀樂、哭喪、祭祀、出殯、掃墓的畫面，但在當代一些「返鄉日記」中，以農村喪葬儀式為代表的種種民俗卻往往被一竿子打死，被冠以「攀比揮霍」「鋪張浪費」等形容詞，成為封建糟粕的殘留物。
但事實上，對於農村人來說，婚喪嫁娶不僅是某一個具體事件的外在形式，更締造了農村的生命共同體，冗雜的程序可以適時改良，但居高臨下，以便捷簡約的城市眼光否定農村特有的團聚交流方式，是淺薄無知的。
梁鴻為寫作《中國在梁庄》曾返鄉多次，她把那段經歷定義為「艱難的重返」。搜集資料、走訪調研、理清脈絡、運筆成文都不是最難的事，她最怕的是自己也陷入返鄉文學的怪圈——在寫村莊前，關於村莊的想像已經在思維中。
烏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或者是帶著悲憫和居高臨下態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已經成為村莊敘事中兩種宿命般的存在，一不留神就會落入其中。
回到電影中那個不加「濾鏡」的貴州小縣城，導演的鏡頭最後停留在了第四個春天，但中國鄉土觀察還將在四季輪迴中繼續下去。
中國鄉村的情況單純又複雜，田園牧歌式的美好與存在的問題，永遠需要詩意而又嚴肅的時代記錄者來緩緩釐清。
《中國青年》雜誌2019年第4期即將出刊
責任編輯：朱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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