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氣」與「三國氣」
來源|《燕譚集》新華出版社
前兩年，北京西郊萬壽路開了一家小飯館，起了一個古怪的名字，名叫「聚義亭」。很顯然，它是在模仿水泊梁山的聚義廳。這不僅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餘勞動力大批湧入繁華的、對他們說來十分陌生的大城市的困惑，以及他們對聯合起來共同與命運抗爭的渴望；而且也說明了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外地青年人沒有新的思想意識與合乎現代社會運作方式的手段，用以爭取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只能模仿作為遊民意識載體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中所宣揚的義與義氣，把它當作團結與自己命運相同人的手段。而所謂的義與義氣，只與個人利益聯繫在一起，是極其盲目的。它不僅會給社會帶來危害，而且，對個人來說也並非福音，甚至會把他們引上歧途。魯迅曾用「水滸氣」與「三國氣」描繪社會還普遍存在的遊民習氣，這是令他極其厭惡的。社會之所以有此二「氣」，是與通俗文藝作品的影響分不開的。
通俗文藝作品除了某些為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服務的以外，大多是商業性質的。通俗白話小說的產生與發展是與宋代城市的畸形繁榮分不開的。城市形制的變化，商業、手工業的發展，居民增多（宋代十萬人口以上城市有45個之多），社會相對安定，謀生較易，這些都使人們對於娛樂的要求十分迫切。於是，遊民知識分子便多了一條求生之路，他們充當說書藝人、書會才人，創作與表演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
作為作者與表演者的江湖人，不能不把他們的生活經歷和他們對生活的認識、理解反映到其創作與演出中去，而聽眾和觀眾中也有不少是城市遊民，通俗文藝的創作者與表演者必然有意識地去迎和這類聽眾和觀眾的趣味與愛好。因此，當時必有相當數量的通俗作品是描寫遊民生活和反映遊民意識與情緒的。
宋代的話本流傳下來的不多，可是元明兩代許多通俗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唱本、戲曲）是宋代作品的改寫和發展，從中我們看到一些是描寫遊民冒險生涯和發跡過程的。如《五代史平話》中關於劉知遠、李三娘、郭威的故事；《楊溫攔路虎》中所寫的綠林英雄的故事都是證據；但最典型的還是「水滸」和「三國」的故事。水滸中的許多英雄是遊民出身，如武松、李逵、魯智深、時遷；有些不是遊民出身，但在故事的發展中也變成了遊民，如宋江、林沖、史進等。
「三國」原是帝王將相活動的空間，可是這些帝王將相——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的故事，經過江湖藝人的加工改造也都遊民化了。我們從《三國志平話》、《三分事略》、《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等三國故事來看，作者往往借歷史寫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國志平話》把劉關張寫成與自己類似的一夥（這與劉備曾織席販履、關羽曾經「亡命」有關）。
他們的經歷、立身行事乃至說話的聲口皆似遊民。如張飛怒打督郵100棒，督郵身死，分屍六段，將頭吊在北門，把腳吊在門樓的四角上，然後劉關張三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花關索出身傳》一開篇就寫劉關張桃園結義之後準備干一番大事業（也就是造反打天下）。劉備對關羽、張飛說：你們二人有妻小，「恐有回心」，讓他們殺掉全家。關羽、張飛欲自殺其家小而不忍，於是兩人相約定互殺其家。張飛跑到關羽老家蒲州解縣，殺了關家大小18口，只是因為不忍心才放走關羽已經懷了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關索，成為蓋世英雄。
自然關羽也殺了張飛的一家。這個故事在今人看來既殘忍又古怪，但它確實反映了亡命中的遊民們在鋌而走險以求一逞之前的心態。李自成數度被困，當他突圍之前也要把老營中的婦女、兒童足以成為累贅者殺乾淨，直到清末民初一些地區的土匪舉事還有這種風俗。這與主流意識形態中所倡導的，在危難之時「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是大不相同的。
元明之際形成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雖然經過文人的修訂加工，但由於羅貫中、施耐庵也是浪跡江湖、溷跡下層社會的文士，又處於社會動蕩與改朝換代之際，對這兩個傳統故事中所講述的遊民生活及其中蘊涵的遊民情緒和所表達的遊民意識必然十分理解，併產生共鳴。因而遊民意識在這兩部書中有系統的反映，使之成為遊民意識的載體。這兩部書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緒與文人士大夫是有著明顯區別的。
文人士大夫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意識的，儒家主張「君子群而不黨」，主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的。可是《水滸傳》中卻呈現出強烈的幫派意識，其傾向極其鮮明，這種傾向甚至影響到他們正確判斷極簡單的是非曲直。遊民的無是非觀就是這樣形成的。它表現在一切以自己的幫派的利益為標準。
《水滸傳》中寫了許多干剪徑打劫、殺人放火勾當的綠林豪強，但書中只肯定與梁山有關的諸山頭的人們；對於其他山頭的，如生鐵佛崔道成、飛天夜叉丘小乙、王慶、田虎、方臘等卻持否定態度，其原因在於他們不與梁山屬於一個幫派系統。《水滸傳》前七十回處處以梁山聚義為正義的坐標，以對未來的梁山天罡、地煞的態度為依歸，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
幾十年來評論界解釋梁山聚義的原因多用「逼上梁山」來概括，意為江湖好漢上梁山是封建統治者逼迫、壓迫的結果。這當然是許多好漢所走的道路，但也還有為數不少的人上梁山是被梁山好漢逼的，如秦明、朱仝、盧俊義等。為了「請」這些人上山，梁山好漢設計之奸險、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殘酷，並不亞於統治者。秦明、盧俊義所遭受的苦難決不亞於林沖、武松。對此，作者赤裸裸寫來，不加掩飾，也毫不以為非，視為當然；而且秦明、盧俊義等上梁山後對梁山頭領們設計的使他們傾家蕩產的陰謀也毫無反感，似乎只要歸順了梁山這個幫派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所謂的「聚義」。這種缺少是非的觀念，是文人士大夫很難接受的。
義氣是義的俗名。義大約是中國古代倫理概念中最具歧義的。它作為倫理概念大約出現在春秋之末、戰國初。《論語》中就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和「見利思義」的訓條。墨子、孟子之時把它正式作為倫理學範疇使用。義可以解釋為「宜」。宜為適宜、應該。那麼什麼是適宜或應該呢？不同階層和經歷的人們會對它做出不同的解釋。儒家把它與仁愛、忠恕、中庸之道和克己復禮、推行仁政的社會主張聯繫起來，所以他們強調義利之辨和「明於義不計其利」；而墨子則把義利打成一片，強調義就是利。遊民生活在社會底層，在肚子尚不能填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他們在設計建構自己的倫理範疇時怎麼能捨棄利害而不講求呢？因此，他們在談到義或義氣時主要是講對自己有利。
這在《水滸傳》中也有充分的表現。作者在書中談到義時簡單明了，講義氣就是要提供金錢或物質上的幫助。「仗義」就要「疏財」。宋江的綽號有兩個，一是及時雨，這是指對他人在物質上的幫助，這正是對他另一綽號呼保義的解釋。梁山上的英雄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錢的。最以義氣聞名的宋江，走到哪裡，錢就撒到哪裡，彷彿是趙公元帥。「仗義」幫助的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可能與自己結成群體的遊民。書中讚頌宋江、晁蓋、柴進等人的「仗義疏財」，是指他們肯於救助「江湖上的好漢」。至於魯達救金翠蓮、宋江資助唐牛兒的本錢、給賣葯湯的王公點幫助，是被視為自上而下的施捨。這是單方面的，至於講義氣則是雙向的、是有來有往的。
宋江「耽血海似的干係」為晁蓋等人通風報信，不是出自什麼共同的政治傾向，而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筆「投資」；晁蓋、吳用等人也完全理解這一點，當他們在梁山立穩腳跟之後，馬上想到「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走一遭」，以為回報。可見義氣是遊民們聯繫同夥、增加遊民群體內部的凝聚力和對抗社會的道德觀念。因此，遊民無論是結拜還是建立秘密組織都要「義字當先」。倡導「聚義」對於社會的穩定來說是個危險的信號，可惜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這一點，有的作家學者還在通過不同形式歌頌義與義氣。
注重眼前利益是遊民的重要特徵。他們長期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追求財貨、垂涎金銀財寶似乎是他們本能的追求，而且毫不加以掩飾。這與士大夫意識是根本不同的。不能說文人士大夫沒有這方面的追求，但至少他們不會在口頭上表達出來。即使貪鄙如西晉的王衍也都會裝出口不言錢、手不摸錢的樣子。《水滸傳》中的好漢們上梁山的目的就是要「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的。他們相信金錢的力量可以無堅不摧。晁蓋、吳用等人都是抱著「獻金銀」的入股思想去敲擊梁山大門的。像魯智深那樣的頂天立地的漢子，竟在朋友主持的桃花山上背著主人把「金銀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的度牒袋內」偷偷拿走，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這樣的例子在《水滸傳》中可以舉出許多。其他如赤裸裸地宣揚野蠻殘酷，例如武松殺嫂、血濺鴛鴦樓、李逵鬧江州、李逵殺朱全哄的知府的可愛的孩子、宋江殺黃文炳、楊雄殺潘巧雲等事例，令今世讀者慘不忍睹，而《水滸傳》的作者卻津津樂道，毫不以為非。這些也是文人士大夫們很難認同的。
特別是對於女人，《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反映的觀念極其落後。只有泯滅了男女差別的、比男人還男人的女人才受到他們肯定，在梁山上才有座位。如母大蟲顧大嫂、母夜叉孫二娘等，至於那些還有女性特徵的如潘金蓮、潘巧雲、閻婆惜都是浪蕩的淫婦，沒有一個好東西，必須凌遲而後快；《三國志演義》劉備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掛在口頭，兄弟不能丟，衣服可以隨時更換（如同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黑社會老大所說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樣），獵戶劉安殺妻用其肉為落難的劉備烹制肴饌也受到作者的表揚。封建社會雖然歧視婦女，但也沒有把問題推到如此極端，這恐怕在世界各種文化體系中也不多見。這些粗俗的思想情緒和意識形態，在中國民間有著廣泛的市場，在遊民泛濫的時期，它的負面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清除它們是文化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在《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等至今仍有廣泛影響的作品中是滲透著遊民文化、遊民意識的。因為這些仍屬於封建文化體系，所以王蒙稱之為「前現代」的（見《讀書》雜誌1994年所發表的《〈三國演義〉里的前現代》）。其實，魯迅先生也早就敏感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形象地稱之為「水滸氣」、「三國氣」（見《葉紫作〈豐收〉序》）。他說：「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因此，我看到今日在新的傳媒手段中製造出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火爆」，不由得為之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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