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次面臨國運生死抉擇時，這群窮得響叮噹的泥腿子扛起民族未來
來源：戎評（rongping898）
1月21日，2019年春運大幕正式拉開。
這40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個世界唯一的奇景。40天里，無數中國人提著大包小包，背負沉重行囊，像候鳥一般來回遷徙。
他們從經濟發達的城市，返回經濟欠發達的家鄉。在短暫的休息與團聚後，就同家人告別，返回他們工作的地方。
在春運大軍里，有一群人是主力。他們衣著並不新潮，甚至看著很是陳舊；褲子也洗得發白，有些還能看到修修補補的針腳。
他們，是農民工。這是一個平凡的群體，卻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年輕人，打心底認為農民是卑微的。
但他們卻不知道，
中國農民，曾三次拯救中國
。
建國之初的經濟之苦
新中國剛成立時，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
不少人將其歸咎於蔣介石，是他敗走台灣時，將大陸的黃金儲備一卷而空。
這是事實的一部分，卻非全貌。國民黨當年敗的那麼慘，倒台跟雪崩一般，根子是在
經濟
。1、法幣之「苦」
自1928年後的20年，國民黨先後換了3次財政部長。無論是宋子文、孔祥熙，還是王雲五，無論是法幣還是金圓券，都沒能治好國民黨的「經濟病」。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腐敗、權術是一套接著一套，搞起經濟來，則是日益糜爛。
1935年，國民黨發行法幣，統一幣制。1937年時，法幣發行總數是14億，1945年已經是5500多億。8年抗戰，法幣發行數額增加逾
392倍
。貨幣的價值，要同社會總生產力對上才行。有錢買不到貨，和廢紙沒有區別。
1948年，金圓券發行前夕，市場中有604萬億元法幣，但
10億法幣只能兌換3400美元
。2、物價之「高」
貨幣不穩，物價崩潰地更快。法幣發行的頭一個十年里，重慶物價上漲
1795倍
，上海更多，約達到86000多倍
。
這是什麼概念？以委內瑞拉為例，其去年10月通脹率為830000% ，當地人吃一頓簡單的快餐，就得花上2000萬玻利瓦爾！
蔣介石在日記中曾提到：1948年2月底，每石米
300萬元
，6月10日漲到700萬元
，而6月16日就成了980萬元
。物價漲到最後，去市場買一筐雞蛋，得提著比雞蛋筐大得多的一提錢去買。1948年7月，上海工人月薪超過百萬，卻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
3、金圓券之「罪」
至於金圓券，完全成了國民黨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從1948年8月開始發行，到1949年5月為止，金圓券發行量超過
56萬億
，收繳上來的黃金、白銀和外匯全被運到了台灣。
上世紀台灣之所以能是「四小龍」之一，根本原因在於老蔣把整個大陸的財富給搬空了。
國民黨和西方資本主義一樣，用巧取豪奪的手段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
到了新中國成立時，蔣介石一手造就的「爛賬」，全扔到了我們手裡。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赤字不斷擴大；各地通貨膨脹也十分嚴重，物價高得嚇人。
沒有外匯，沒有黃金，大陸的外貿基本斷絕。
可就在新中國財政最困難的時期，不少資本家和食腐鳥一樣，瞅著機會投機倒把。
1、投機金融
有的專門以倒賣金銀為業，操縱金銀黑市價一日三漲。
1949年，作為資產階級大本營的上海，自解放日到6月9日的
13天
里，黃金上漲2.11倍
，銀元上漲1.98倍
。那時候，不少人私下交易還用的金條銀元。金銀價格上漲，就讓物價隨之上漲，漲幅在
2.7倍以上
。解放初期，人民幣立足未穩。人為造成貴金屬和物價的浮動，對人民幣通貨地位和信譽造成嚴重衝擊。
在這個形勢下，資本家們甚至放出話來：「
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2、囤積居奇
此外，還有不少資本家盯上了
糧食
、棉布
等生活必須品。
金、銀、物價都不穩定時，人為了保住自身利益，往往會用糧食和棉布等硬通貨代替貨幣，充當價值更加穩定的籌碼。
當時，「以貨易貨」在市場中很常見。不過，投機資本家就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盯上了這些「硬通貨」。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想方設法搗亂市場。
從上海到南京，再到武漢、重慶，在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這10個月的時間裡，發生了
四次物價漲風
。資本擾亂了經濟的兩條「腿」，一是貨幣，一是大宗商品貿易。
這些問題其實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就普遍存在，國民黨高官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說，有不少人都親自「下水」。
（陳雲坐鎮上海）
可對於我黨來說，這些事都是頭一回遇上。面對一個讓蔣介石垮台的「頑疾」，新中國手裡恰恰就有「良藥」。
建國初期，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
88%
的傳統二元結構。新中國的財政赤字，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
上。這12%的城市人口，需要大量財政支出，去維護警察治安、教育醫療、街道衛生和工商管理。但由於物價飛漲、貿易癱瘓、金融不穩等原因，
城市產出基本為零
。1949年前後，為何我們農業收入能佔到總收入的68%？根本原因在於1947年時，我黨就開始搞土地按人均分的「均田制」，使佔總人口88%的農民恢復了小農經濟。
發展傳統小農經濟，只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人，二是地。農民有了土地，生產就不會拉下。
新中國成立前後，恰逢資本家們脫實向虛，把糧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哄抬物價。
為了支援新中國渡過難關，是廣大的農民節衣縮食，儘可能多向國家交售農產品，讓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有了足夠的底氣，打倒投機資本。
新政權從農民那裡得到了大量的糧食、棉布等「硬通貨」供給，運到城市裡去平抑市場價格，迫使大批囤積居奇的私商破產。
經濟戰的彈藥是貨幣，在平抑物價的「戰爭中」，我黨也只能選擇增發貨幣。
貨幣作為交易工具，背後必須要有足夠的實體做支撐。
有錢卻買不到相應的貨，貨幣的信譽和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和蔣介石不同，新中國擁有廣大農民的支持，有強大的生產力做保障。我黨在平抑市場物價時，後方貨物供給沒出什麼簍子。
農民出售的農產品，吸納了近一半的超發貨幣。為了買地，他們還把這些毛票子儲存到銀行，而非再次進入市場流通。
這間接地幫助人民銀行吸儲回籠，新政權的財政赤字壓力得到極大地減少。
1950年4月之後，全國財政收支趨於平衡，財政赤字不再擴大，貨幣也不需要再增發。到了6月，在4萬萬農民的支持下，物價基本穩定，人民幣信譽得到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只用不到1年時間，就完全渡過最初的財政危機，農民居功甚偉，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農民是主力軍
在《
戎評|中國崛起的真正秘密：沒有他們的精心布局，就沒有今天的「換了人間」
》一文里，曾提到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
但沒有提到的是：
改革開放里，農民是主力軍
。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是什麼？就是引進外來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我們被封鎖了太長時間，生產水平和技術早就跟不上世界水平。只有先引進來，才能再走出去。
不過那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幾乎為零。怎麼辦？借著中美關係好轉的東風，找西方舉債。畢竟黃金是戰略儲備，不到關鍵時刻動不得。
改革開放所需的第一筆啟動資金，名義上是引進來的「外資」，實質上是我們借的「外債」。
這筆外債規模一點都不小，1974年，新中國財政赤字超過百億規模。僅僅5年後，也就是1979年，這個數字突破了200億。
5年，財政赤字漲了一倍
。對於40年前脆弱的財政收入來說，這是一個看得見的危機。1978年，按計劃規劃引進所需外匯180億美元，國內投資1300元億人民幣。但1977年，全國財政收入僅874億元人民幣，整個外匯出口僅僅只有76億美元。
「
入不敷出
」這個詞，是最貼切的形容，可見整個國家財政之脆弱。但這些外債是「剛需」，主要有兩個用途。
（寶鋼1號爐，我國首座成套引進的高爐）
一是用於
大學恢復建設
，公派留學生、聘請國外教師、購買計算機和實驗設備，這些事情只能通過動用外債才能辦成。二是國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工程
，京津塘高速公路、大同到秦皇島的煤運鐵路和港口、大連石油輸送管道和港口、以及寶鋼等，都動用了大筆外債。如此龐大的外債去哪了？全都壓在了財政赤字上。赤字壓力如此之大，可解決都是燃眉之急。壓力必須頂住，問題也必須解決。唯一的路子就是想方設法改變財政支出的結構。
改革開放那年，農民佔到總人口的
82%
以上，經濟還是城鄉二元結構。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一紙公文，成了關鍵鑰匙。《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
真正意義上的大包干，是從這時才開始的，而這正是解決赤字的良方。
一方面大包干之後政府又不用管農民了，三農財政開支直線下降，一度低於
3%
，赤字壓力得到緩解；對於農民來說，每家每戶都分到了田地，自然沒有任何怨言。另一方面，農民群體過剩的勞動力就地拉動鄉鎮企業發展，對於國內重工業和設備製造業的需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也就是拉動了改革開放最急迫的「內需」。
就拿紡織業來說，在那時候鄉鎮企業佔了
9成
。在改革開放之初，受限於技術與設備，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是我們外貿的急先鋒，也是製造業的頂樑柱！
上世紀80年代，紡織業對GDP增長平均貢獻率超過
20%
，而大多數從業者，就是農民！輕工業發展，離不開重工業的支持。鄉鎮企業成長了，它們的需求也就增加了。各大城市發展的重工業也被拉動，給推著往前走！
是農民通過產業鏈的形勢，形成了旺盛的內需，對我們重工業以及城市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1980年後，中國外匯儲備飛速增長。1981年底首次達到27億美元，1990年底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10.9億美元。
注意，
在那個時代，鄉鎮企業是緩解國家外債壓力的主力軍。
當時有85%以上的出口創匯，是來自農產品和以農業為原材料的加工品，這些可都是農民一毛一毛地攢下來的。40年改革時期，頭10年增長內需拉動作用極為明顯，而鄉鎮企業同時還帶來了鄉村城鎮化。
鄉鎮企業的興起速度很快，到1988年的時候，全國上下共有1888萬個鄉鎮企業，總產值達到4765億元。
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配套的基礎設施也得跟上。企業要充足的原料來生產，貨物也要及時運出去，這就讓公路、鐵路網進一步密集。
農民收入增加了，對生活也會提出理所應當的要求。水、電、網路到村到戶，是農民的需求拉動著建設。
我們都講的三駕馬車，請問內需駕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就是農民成了主力的那個80年代。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石
我國的環境問題排在各國的最前面，以最大規模的污染為代價，讓工業產出和化學農業生產總量登頂，這真的是長久之道嗎？
前車之鑒有太多太多，不需要戎評再去列舉。而這些問題，我們在12年前就已經開始思考。
從2007年開始，我們就提出生態文明的包容性，提出可持續發展理念，要以生態文明為指導推動戰略轉型，最主要強調的是自然多樣性與人類社會文化多樣性之間的有機整合。
但是，
任何戰略轉型的前提，是經濟
。2008年，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一點都不小。自90年代中期後，中國經濟增長就離不開外貿。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後，是外貿讓中國經濟就此騰飛。
可2008年底，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其直接後果，是2009年的全球需求直線下降。緊接著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外部需求更少了。
這時候，我們產能過剩的問題就徹底暴露了。
當時我們全球的主要貿易夥伴，一是美國，二是歐洲。結果這兩邊經濟同時熄火，需求崩盤，讓我們的外需條件急劇減少。
外需急速下降，國際訂單迅速減少，但生產線不可能短時間內全給停下來。一時間，中國製造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著不慎就會滿盤皆輸。80多年前的美國大蕭條，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此刻，農民第三次站了出來，再度拯救中國經濟。
2010年時，我們城市化率接近半成，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
49.68%
。城市消費水平再怎麼提升，基礎消費水平擺在那裡，潛力不會太大。但佔據了另一半人口的農村，可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龐大市場。
如何開發這個大市場？「
家電下鄉
」是一次不錯的嘗試。「家電下鄉」是從2007年底開始，在局部進行試點；2009年初，逐步向全國推廣。到了2010年，效果就顯露出來了。
2010年，全國家電銷售額近3000億元，以舊換新銷售累計3200萬台，救活了一眾中國家電廠商。
這兩年中國家電企業在國際上呼風喚雨，基礎就是那幾年打下的！也正是農民的消費能力，有力支持了內需增長。
類似還有同期的「汽車下鄉」政策，用不到兩年的執行時間，讓我們的汽車銷售量一舉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
在這一場轉型中，農民是主力軍！但是，農民拉動的內需不能是曇花一現，也得是可持續的，這就得讓農民收入持續增加。怎麼做？
鄉村振興戰略
。去年8月，中國出台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
看清楚，這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換句話說，這將是未來的一項長期規劃項目。
每一項戰略，都是危機催生的。中美貿易戰尚未結束，逆全球化浪潮不斷蔓延，外部貿易環境積重難返。
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無論中美談判結果會轉換成某些領域的讓步，無論外部環境再怎麼惡劣，我們都得練好內功，夯實基礎。
這個內功就是「內需」，基礎就是鄉村振興。
一方面，我們仍有超過4成人口在鄉村，市場規模龐大，潛力深厚。這就是一座寶山，可不能空守著。
另一方面，生態經濟中，鄉村是極為重要的一環。鄉村既能是第一產業，也可以發展第三產業。
生態旅遊、農家樂等產業，既可以拉動城市居民消費，也能夠提高農民收入。農民受益後，就可以持續拉動內需。
未來的中國經濟中，農業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未來的產業結構中，農村將成為新的一根支柱。
農村會越來越好，但我們仍需要著眼當下。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全世界特有的一群人——農民工。
40年前，沿海地區建起了一片片電子廠。廠是誰來蓋的？農民工；廠里誰來工作？還是農民工。
同樣的場景也在山西煤礦上演，在全國各處工地上演。那時候的臟活累活，全經過農民工們的雙手，灑滿了他們的汗水。
但在城裡，農民工是最底層的人。衣著光鮮的城裡人很是嫌棄他們，直呼「鄉巴佬」，卻很少有人去思考，那些城裡人不願意做的工作，究竟交給了誰？農民！
改革開放至今的40年里，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民待遇增加了，但農民的社會地位，卻沒怎麼動過。
城市，農村，沒有城牆相隔，卻被人心隔開；
城裡人，農村人，同住一片土地，卻被人制定了高低。
看清楚，碗里的米是誰種的？農民！
想清楚，身上的衣是誰制的？農民！
弄清楚，城裡的樓是誰蓋的？農民！
阿Q說：「老祖宗也曾闊過」，但誰家的老祖宗不曾是農民！
中國人都是農民的子孫，沒有農民哪有今天的我們！
※GPS即將退役，美國籌備加入北斗？中國答應嗎？
※為什麼世界各國都對5G虎視眈眈？看懂華為背後的隱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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