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創世記：「演」出冒險勇氣
（原標題：流浪地球創世記）
撰文 / AI財經社 董雨晴
1995年是個VCD盛行的年代，初中生郭帆坐在電視機前瞪著眼看完了一部片名很陌生的美國電影，十幾歲的心被緊張的劇情揪住了。史上首款液態金屬機器人讓他分外興奮，彷彿有什麼魔力開始在血液里蔓延，15歲的他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做一名科幻片導演。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科幻電影經歷了漫長的空白期。並非沒人嘗試，是電影工業化水平的差距，讓中國科幻電影的創作原地踏步。科幻片代表著電影工業的最高水準，除了像一般電影那樣需要好故事，更要想像力，並且經得住嚴格的科學推演。有了這一切，還必須依賴完整的工業化體系，才能保障成品呈現出足夠優良的科技質感——這正是好萊塢，而非中國電影界具備的要素。
與此同時，國產科幻片面對的觀眾，是經受過《阿凡達》《盜夢空間》《星際穿越》《火星救援》等大片餵養的，因此，國產科幻片即使不具備相應的工業化配套，面對這樣的受眾，也絕無下調成片水準的可能。
半路出家的郭帆面前正是這樣的窘境。1999年，郭帆趕上中國高考史上第一次科幻作文題目《假如記憶可以移植》，作文一舉得高分，進入海南大學法學院。畢業工作6年後，郭帆重回校園，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讀研。在《流浪地球》之前，他先導演了漫改愛情片《李獻計歷險記》，接著在青春片大熱的時候執導《同桌的你》，取得當年國產電影票房第四的成績。
然後，當時35歲的他一頭扎進15歲的目標里。過去四年，他只做了一個項目——劉慈欣作品改編的《流浪地球》。「原以為困難是到腳脖子，一腳邁進去，才發現已經到脖子了。」作為項目總負責人，很長一段時間裡，導演郭帆晚上都要心理建設一番才能入睡：我是誰？我在做什麼？
「演」出冒險勇氣
十幾歲時，郭帆的科幻片夢想更多是出自對第一生產力的嚮往。此後20年，在中國電影行業，國產科幻大片和電影工業化幾乎是一體兩面的夢想。
2000年，也就是郭帆在電視上看到《終結者2》的第五年，劉慈欣發表小說《流浪地球》，這部作品雖然不如後來的《三體》知名，但地球逃離太陽系的大膽設想給讀者留下極深的印象。作為劉慈欣的書迷，郭帆對這些情節極為熟悉。
2012年，中影買下劉慈欣手中《流浪地球》《微紀元》《超新星紀元》三本小說的版權，準備開發成電影，預計單部電影投入預算不低於4000萬美金。
恰在此時，郭帆與好萊塢有了一次深度接觸。2014年底，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安排了一次活動，送幾位青年導演去美國學習，承接單位是派拉蒙，學員包括陳思誠、肖央，路陽、寧浩，和當年拍出《同桌的你》票房大賣的郭帆。那一次遊學，郭帆也第一次認識了寧浩，為日後埋下一段緣分。
在派拉蒙，五個人看到了《星際穿越》的虛擬現實版，還與《終結者》主創進行了交流，觀摩影片的動態分鏡、參觀道具組、學習派拉蒙電影全球市場推廣策略。
「工業化方面有著巨大的差距，到後來我們做《流浪地球》時都是這種感覺。」談及工業化，郭帆顯露出法學出身的十分理性、嚴謹的一面，「我們得先理解工業化的底層邏輯是啥，中國的工業化一開始就像一團模糊的霧氣」。
實際上，中影拿下《流浪地球》版權時，最大的希望就是通過這類創作，來一步步建設好中國電影工業的基礎設施。只是，當初沒人知道這個任務最終會落到誰身上。
手上只有版權，至於主創、道具、美術等等一切都是空白，和大多數中國觀眾的第一反應一樣，中影最先的心理預期是讓好萊塢一線大導來執掌，但沒能談成。
一位中影工作人員透露，「郭帆導演通過他近三年的前期工作，打動了中影、北京文化和萬達（後撤資）三家上市公司，我們通過各種嚴苛的評估、商議、最終審慎的共同決定信任他」。
2016年，電影《流浪地球》正式立項，很長一段時間裡，郭帆每天只能睡兩個小時，最長一次有超過100小時沒上床睡覺。後來《流浪地球》和《飛馳人生》在同一家公司做後期，後者導演韓寒說，兩個人都熬得快不成人形了。
經紀團隊「埋怨」郭帆，「簽約這幾年，你就接了一部電影」，他答，「就這樣做《流浪地球》我的時間都不夠呢，你算算，有的特效鏡頭可以改到200多遍，改一次要花3分鐘，我們2000多個鏡頭呢」。
做開拓者就必然承受壓力，郭帆時常懷疑自己，「總是在睡覺之前，一個人的時候，做心裡建設，我是誰，我在幹什麼，我要去哪兒」，很多困難甚至不是創作本身，而是常被懷疑「做這件事的憑什麼是你？」
這種袒露軟弱的剖白並不常見。《流浪地球》主演之一吳孟達曾告訴《男人裝》，「導演意志力強大到嚇死人，他才30多歲，就能駕馭400多號人，而且大家都願意跟他去熬，太不容易了。」
但郭帆告訴AI財經社，「那（意志力）都是演的，狀態好也是演的，連生氣都要演。」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演戲」是很多導演的默契。上世紀80年代，喬治·盧卡斯開拍《星球大戰》，製片方第一次看到劇本時，所有人都被最後40多頁的全新特效嚇壞了。主創們問盧卡斯到底有沒有把握，他說有，接著逐個克服。影片取得成功後，盧卡斯才把實話說出來，「我心裡完全沒底兒，一直是裝出來的」。
除了「演」，郭帆自己也像影片中帶著地球逃亡的人們，對於「希望」有著矢志不渝的堅守。過去一千多個日子裡，郭帆工作室的燈永遠是樹院園區里最後一個滅的，他總在凌晨四點結束前一天的工作，將世界觀架構說明書、梗概、分場、劇本、概念設計等發給資方。
郭帆覺得，「一定要讓《流浪地球》成為近幾年國產硬科幻電影的一次突破」。至於金錢和名利，製片人龔格爾早已做好了失敗的準備，他形容這次嘗試為，「願作枝頭花，甘當橋下骨」。
今年1月，上映前，片方組織了小規模看片，結果在業內收穫了一眾好評。影片點映時，郭帆站在影廳的一角，偷偷觀察觀眾們的反應，直到那時，郭帆還是不安的。
建立新宇宙
在喬治·盧卡斯、卡梅隆等「技術黑色電影」的時代，傳奇大導往往用一部影片開創一項或者很多項領先國際的新技術，正如28年前，《終結者2》中的液態金屬人引爆電影製作技術革命。
而國產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的誕生，晚於科幻片里程《2001太空漫遊》51年，晚於《星球大戰》45年，晚於《2012》10年，晚於《阿凡達》9年，晚於《地心引力》6年。
技術革命是階梯式的，郭帆清楚很難一蹴而就，即便是9年前拍出來的《阿凡達》，《流浪地球》離它也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阿凡達》和《星際穿越》也不是一個梯隊里的了，但《阿凡達2》一定會更進步，這就是好萊塢的階梯上升。」郭帆說。
「我們看《星際穿越》會覺得他像個紀錄片，因為它的美術、視效各個方面可以達到水平。」郭帆說，「既然選擇了干這件事，就免不了要和好萊塢在同一個競技台上」，但目前，《流浪地球》可以對標的是十年前上映的《2012》，而不是《星際穿越》。
（《星際穿越》劇照）
在美學風格上，《流浪地球》有過很多參考對象，包括《星際穿越》，甚至是半個世紀前的《星球大戰》，這是中國科幻電影要完成的必修課。與此同時，郭帆也清楚，中美科幻差距大，美學上想要達到符合中式語境的包裝，一味的去太平洋彼岸取經並不可行。
最終，郭帆選擇了蘇聯式重工業美學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為了配合這樣的設定，郭帆專門調整了幾位主演的表演，「有些中二感是我故意的，因為工業水準上的差距，畫面不是很寫實，所以裡面的人物也不能太寫實，做了一點漫畫感」。
「未來的故事太難拍了，它跟我們現代人的關係是什麼？情感會發生什麼變化？」郭帆知道，電影核心是人和情感，如果觀眾無法對細節產生情感，就無法入戲。《阿凡達》在開篇也用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才讓觀影者完全進入那個世界。
必須建立一個讓人信服的宇宙。喬治·盧卡斯曾說，「創造一個宇宙是很驚人的」，世界上只有少數人有勇氣做這件事。在原著中，劉慈欣習慣性開啟上帝視角，使用密集敘事和時間跳躍的手法，在作品裡無限加快敘事節奏，在兩萬字里講述了2500年跨度的故事，如果謹遵原著，《流浪地球》可能會拍成一部科教片、紀錄片，觀影門檻很高。
為此，電影較小說作了大刀闊斧的改動，僅選取了某幾個小段——對2500年中的某3天進行補充，幾位編劇在劉慈欣的小說基礎上，從經濟、政治、教育、文化，多個角度進行了一百多年的編年史，僅世界觀部分的撰寫就用了8個月，由郭帆、嚴東旭八位編劇，連同中科院四位科學家一起完成。在幾位編劇看來，就算電影只能呈現出世界觀的冰山一角，但如果沒有剩餘整座冰山的支撐，故事就不夠牢固，劇本文字也難以變為具象的畫面。
「我一直認為，好的科幻是把最瘋狂的幻想描述成新聞報道般的真實，《流浪地球》所創造的充滿厚重史詩質感的場景做到了這一點。」第一次看完成片時，劉慈欣這樣評價道。
接力救場
在找特效合作公司時，郭帆、龔格爾以及中影都優先考慮了好萊塢，比如盧卡斯影業旗下子公司工業光魔，《星球大戰》系列就出自他們之手。
看到極具中國特色的科幻片找上門，工業光魔的特效總監很激動，是「專業屠夫見到牛時那種技癢的激動」。
即便如此，打折也是不可能的。根據工業光魔的報價表，一個7到15秒的高難度鏡頭，最便宜也需要12萬美金。這對於擁有兩千多個特效鏡頭的《流浪地球》而言，太貴了。實際上，這個數字也幾經刪減，最初的版本里，特效鏡頭高達4000多個，而成本超過1.5億美元的《阿凡達》也只有近3000個特效鏡頭。合作沒能達成，郭帆最終把絕大多數特效交給了中國公司。
《流浪地球》的成本約為5000萬美元，科幻愛好者、科幻片《拓星者》導演張小北對此解釋，「美國科幻電影《降臨》的預算是4700萬美元，《星際穿越》《火星救援》《2012》的預算都在1億以上」，5000萬美元，只能算是中等成本。
一部中等成本電影必須具備性命攸關的自覺性：嚴謹合理分配預算，把錢花在刀刃上。
北京文化是為數不多的全力支持的機構。在劇組陷入資金困難的時候，北京文化董事長宋歌幾乎在交談的前10分鐘就確定了投資，他還鼓勵郭帆，超支了也要繼續幹下去。據北京文化的公告，投資這部影片花了不超過1.075億元，主要用於電影的製作。
最終的投資名單里一共有四家，按照順序分別是中影、登峰文化、北京文化以及郭帆導演工作室。登峰文化是吳京的公司，那段帶資進組故事就是這麼流傳開來：整部影片的拍攝分為地面和空間站，空間站部分因為種種困難遲遲沒有定下演員，「沒人，主要是信任問題，為什麼是你的團隊，你到底能不能做？」。2018年，經人介紹，吳京決定特別出演，在拍攝的過程中，吳京臨時決定投資這部資金上困難的電影，並且免去了片酬。吳京說，他在郭帆身上，看到了自己拍《戰狼》時的影子。
臨近上映時，郭帆工作室再度追加3000萬元投資，就這樣東拼西湊完成了。
還有很多外部助力。寧浩導演的《瘋狂的外星人》與《流浪地球》同期都在青島影都拍攝，寧浩直接把自己的太空艙和衣服借給郭帆——這等於是變相給錢，科幻片道具需要很好的質感，必須兼具未來感和科技感，沒有成品，也不是常規美術團隊和材質能達成的，一般都需要三維建模，再用大量車床加工或3D列印而成，此間成本遠高於其他題材的影片。
接力的除了資金也有人情，寧浩、路陽、饒曉志、張小北等多位導演都在片中客串出演；劉慈欣幾經考慮也同意擔任電影的項目監製；劉歡為電影創作了片尾曲，並將其帶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陳坤、徐崢、乃至郭帆的偶像卡梅隆等人自發在微博宣傳……
這些人里，很多人在春節檔同樣有作品推出，但對一些有抱負的中國影人而言，如果能推動一部作品進入到前人未至的領域，就是對整個行業的助力，也終將反哺身處其中的自己。這一點，完全適用於背負國產科幻大片從0到1使命的《流浪地球》，因此，一時的票房PK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在親歷全程的龔格爾眼裡，從0邁出的這一步「是整個電影行業對我們的支持，絕不僅靠我們個人努力就達到這個位置」。
然而，縱有多方相助，這部電影的四年製作過程依然困難重重。除了預算和工業化程度帶來的問題，就連不可預見的政策問題都會出現，根據「貴圈」報道，拍攝期間恰好遭遇環保整治，使得道具置景的製作速度降到計劃的一半。按照製片人、編劇龔格爾的說法，就是「沒有得到幸運女神的一點眷顧」。
「我是一個凡事喜歡想到最壞（可能性）的人，因為結果如果好一點，實際感受會舒服一點。但這部電影是我這輩子遇到的，想得有多難就一定有多難的第一個例子。」龔格爾對「貴圈」感慨。
人海戰術
除去以上種種，最致命的問題還是特效，包括物理道具和CG。「中國製造能力的確非常強，但大部分在工業級消費品上，電影道具沒有人做。」郭帆告訴AI財經社，在科幻電影領域，中國沒有積累，很難直接找到工業級別的道具，這也是中國文化特徵所致——中國古裝劇拍得好，是因為很容易做一個中式椅子、屏風。
好質感、高質量的金屬切割卻很難。以道具宇航服為例，包括1100多個零件，頭盔內的構造和分層達到14層，手工製造無法滿足這樣高的精度，必須由工業工藝完成。
2016年，《流浪地球》立項不久，郭帆和寧浩就共同前往紐西蘭，拜訪好萊塢的老牌大廠維塔工作室，維塔最為國人熟知的作品是《指環王》三部曲與《阿凡達》，有著大量優秀的機械原理設計師、服裝師，在機械外骨骼製作上非常有經驗。
維塔接下了《流浪地球》宇航服、重型特殊道具的製作，但因為組裝太複雜，片場還是狀況連連，經常拍著拍著零件掉了。「現場有很多大力膠，粘回去。」郭帆說，大家還給維塔打過電話，質疑產品質量，對方則認為是劇組操作有問題，親自派人過來，依舊會掉，「第二天就開始聽見有人用英文喊502、膠帶」。
機械外骨骼是一種穿在身上的金屬機械裝置，幾乎是好萊塢科幻電影中士兵的標配，實物重達100斤左右，每次穿戴需耗時一小時，對演員體力消耗極大。為了能讓演員休息，劇組在片場做了一些龍門架，演員們休息時就像烤鴨一樣架上，65歲的吳孟達第一天收工就哭了，「從來沒有拍過這麼苦的戲，什麼方面都苦，工作時間、布景、導演對演員的要求，組裡的外國演員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
（穿著宇航服的演員使用金屬升級版龍門架休息）
作為宇宙題材電影，失重拍攝比例很大。《地心引力》里的大量失重場景由機械臂拍攝完成，「但是機械臂非常的貴，《流浪地球》基本上是用吊威亞和轉輪完成的。」郭帆告訴我們，這十分考驗演員的體能，「吳京拍失重的時候，我們沒有錢用那些特別先進的設備，還是傳統威亞，我們是連電動威亞都用不起的。」郭帆解釋，宇航服重達70斤——已經是合理成本之下的極限，再輕就要用真正的航天材料，成本上百倍，加上片中一名外國演員完全沒有這方面經驗，最終所有的力量支點都在吳京一個人身上。
為了保證畫面的真實性，片中大量的電腦顯示和手臂屏鏡頭都是實拍而非CG，好處是，手指撫過落灰的顯示屏，會留下指紋，真實感和質感極佳，演員也不用對著綠幕齣戲。由此令劇組崩潰的就是，每一個顯示屏畫面都需要提前做好，每一個顯示屏都要人工控制，現場最多時同時有一百多個顯示屏。
以上這些都意味著：對資金有限，欠缺技術的《流浪地球》而言，最終的解決方案只能是人海戰術，靠人去補足工業化上的差距，郭帆透露，據不完全統計，《流浪地球》團隊達到了7000人。
1930年代，好萊塢就已經形成一個完備的、自我複製的電影工業體系，中國內地電影工業大約在2010年才初具規模，前後相差80年。即便如此，郭帆仍認為，不要一味迷信工業化，好萊塢和中國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前者是契約社會，中國是人情社會，人海戰術在前者那裡絕無可能；然而在中國，條件有限的狀況下，群策群力、人海戰術、甚至各方妥協犧牲卻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比起項目流產，落後的一方更願意選擇咬牙堅持，迎頭追上。
除了文化，也有落後進程中的很多習慣問題，很多工業化體系的東西在中國行不通。「舉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好萊塢的一些場記軟體，在中國就用不了，很多場記不喜歡用，還是喜歡用紙記。」四年下來，郭帆切實體驗到，好萊塢工業化中的基礎實施，直接拿回國內用不了，必須找到契合中國人的方式。
現在看來，這種符合中國人的方式，《流浪地球》已經找到了，那就是所有人擰成一股繩，拼盡所有去完成一件有價值的事情，而讓他們維繫在一起的東西，是一種有點瘋狂的努力和堅持，加上長期落後帶來的強大自驅力。
在四年漫長征程的最後，主創團隊堅持撥出時間，將這一次的經驗寫成了《流浪地球電影創作手記》，20萬字，作為對過去四年間所犯錯誤的檢討總結，郭帆把它視為一份美好的回憶，同時承認，確實有一些缺點，但就算重頭再來，他與團隊都無法做的更好了，「竭盡全力了，我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東西，除非是到未來，下一步再去總結經驗」。
這一程走完，還要能有下一步，正是這份手記的意義所在。回顧整個創作過程，《流浪地球》是一個絕不具備普適性的特例：演員片酬一降再降，甚至有吳京這種零片酬且帶資進組；預算有限、技術落後不得不群策群力，用一些土味技巧，以及人海戰術，靠各方妥協奉獻付出，才繞開了科幻電影的常規工業環節。
這種通過犧牲一些個體利益，來實現超性價比的成品質量的做法，背後更多的是情感因素：落後者的奮起直追動力、同業者的守望相助……
正因如此，這種特例是難以複製的。但是，既然《流浪地球》已邁出第一步，符合中國特色的科幻電影工業體系的建立就必須再不踟躕，勉力前行，以在未來保持持續產出能力，讓土味技巧和個體奉獻成為過去。
摸索前行必然在練兵中發生，對中國硬科幻電影而言，《流浪地球》正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練兵躍進——例如，為了控制成本，劇組有數十套輕版外骨骼由國外授權，交由國內團隊完成，這對國內工業化的進程是很好的推進，進步是肉眼可見的：到2018年拍攝空間站戲份時，吳京的宇航服已經由國內MDI公司設計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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