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宇宙鄉愁

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不管活多長，我們都要擁有它！

轉載聲明：本文轉載自「甲子光年」，搜索「jazzyear」即可關注。作者：火柴Q

「希望是這個時代像鑽石一樣珍惜的東西。」

這句台詞伴隨著大年初一的節日氣氛，不失為一句很好的開年禮物。

據最新數據，當天零點上映的《流浪地球》豆瓣評分8.5，半日內票房已突破1.26億元。

電影《阿凡達》、《泰坦尼克號》導演詹姆斯·卡梅隆轉發了這部電影，和很多熒幕前的中國家庭一樣，見證著這幕中國科幻死磕世界先進水平的新里程碑。那句喊了好幾年的「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終於在2019年大年初一的鞭炮聲中，響了。

在以往的科幻作品中，末日危機，人類出走，在外太空尋求新家園的故事屢見不鮮。唯獨在流浪地球的故事裡，人類選擇背負著地球家園一同遷徙。

這個來自劉慈欣同名小說的宏大設定，讓這部影片成為了一場真正意義上世界級製作、中國化內核的科幻。這場「宇宙鄉愁」背後，是一幅中國科幻不同於世界軌跡的沉浮錄。

在《流浪地球》之前，中國科幻的第一個高光時刻出現在1999年。

在當年的高考全國卷中，作文題破天荒地出了一個科幻題材——「假如記憶可以移植」。

放榜當天，18歲的著名媒體人駱軼航老師在心情忐忑地喝了兩瓶北冰洋汽水後得知，自己那篇快意排比的《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得了滿分，被《北京青年報》全文登載。隨後，他喜提清華通知書，這篇作文也長年出沒於各類教輔資料里。

另一個少年在當時寫了一篇有反轉設置的愛情故事，以2分之差與滿分作文失之交臂，他是《流浪地球》的導演郭帆。

而中國科幻的意外收穫是，高考這個國民級IP帶火了另一個當時大眾知名度並不高的IP——《科幻世界》。

在高考前出版的1999年《科幻世界》7月號里，編輯部剛好做了一個「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的專題，時任主編阿來[1]親自寫了一篇有關記憶移植的文章。

這讓中國最具消費力的人群——中國家長看到了科幻的重要性。第二年，《科幻世界》的銷量從23.6萬冊飆升至36.1萬冊，一舉躍升為全球銷量最高的科幻類雜誌。起步晚於歐美近百年[2]的中國科幻在高考助推下一舉「彎道超車」。

1991年-2012年 《科幻世界》雜誌歷年銷量*數據來自豆瓣網友「三豐SF」

這說明，只要擊中了廣大人民的核心痛點，以中國的人口基數，趕英超美不成問題。

中國科幻的第二個高光時刻，是《三體》衝出科幻圈，沖向全中國。

在《三體》從圈裡到圈外的跨越中，2010年之後興起的社交媒體以及一眾互聯網大佬的大力推薦功不可沒。

以微博為陣地，互聯網圈的創業領袖、產品經理、工程師、投資人傳閱著《三體》，並對從中提煉出戰略思想樂此不疲。

2014年，雷軍發過一條微博，將《三體》從科幻小說拔高為「宇宙社會學」。

雷軍說在金山集團戰略會上，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分享讀《三體》的體會，其中的哲學道理對公司制定三到五年戰略非常有用。

獵豹創始人傅盛在轉發這條微博時表示有雷軍講述《三體》體會的錄音，問有人想要嗎？

汽車之家創始人李想則對文字比較挑剔：「作者的思維邏輯非常好，就是文筆太差了。營養極高，味道極差。」總評：還是推薦。

「三學」蔚然成風。故有人總結：看《亮劍》懂企業管理，看《士兵突擊》懂企業文化，看《三體》懂企業戰略。

2014年前後，如果不懂什麼是「黑暗森林法則」、什麼是「降維攻擊」，怎麼好意思在中關村泡3W咖啡，遞名片說自己是互聯網人？

一個是為了升學，一個是為了贏，以上兩個高光時刻說明，中國科幻的發展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功利主義的推力。

可以說，中國科幻，一點都不「幻」，而是很實在，很接地氣，甚至很「經世致用」。

但功利也沒什麼不好。發憤圖強，務實求成，這才是一個有覺悟的「追趕者」的正確姿勢。

追趕者比落後者多了一點什麼？多了一點變好、變強的希望和由此而來的行動力。

中國科幻的起點本就是變強的希望。

第一批向中國引入科幻概念的人，是梁啟超、魯迅等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

1893年，梁啟超翻譯了《世界末日記》（原著為法國天文學家弗拉馬利翁的英文小說 Omega: 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後來還自己創作過科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

十年後，魯迅在1903年翻譯了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的《從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當時的譯名為《月界旅行》）。他在序言中寫道：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難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

兩位的出發點很明確：救亡圖存，啟蒙民智。在當時科技意識荒蕪的中國用娛樂性更高的小說拉近大眾與「賽先生」的距離，進而幫助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中國科幻後來的幾經沉浮，也都如其起點一樣，捆綁著時代最強音。

新中國建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初，科幻的主題是科普和革命。

在上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從地球到火星》和《共產主義暢想曲》等作品的中國科幻作家鄭文光說過：

科幻小說的現實主義不同於其他文學的現實主義，它充滿革命的理想主義，它的對象是青少年。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的熱情更加高漲。

徐遲在1978年1月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直接導致帶著草稿的民科們在中科院數學所門口排起了隊，數學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全國來信，聲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取得了其他重大突破，這比現在任何自媒體大V的「帶熱點」效應都厲害。

科幻也隨之大熱，葉永烈出版了他在60年代初於北大圖書館寫成的科幻小說《小靈通漫遊未來》，一時風靡。這本書被製作成了多個版本的連環畫，成為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小靈通漫遊未來》連環畫

在追尋光明前途時，當然也會遇到道路的曲折。

和當時很多的新事物一樣，中國科幻在1983年遭遇大挫。由於改革之風勁吹，閃到了部分人的腰，這一年，保守派在全國發起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因「偽科學」被列為「精神污染」之一，一時沉寂。

因《小靈通漫遊未來》而聞名的葉永烈也暫停了科幻創作，開始專註於政治人物傳記，陸續出版了《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四人幫全傳》、《鄧小平改變了中國》。

然後是滾滾而來的新千年。

科幻類創作已隨鄧小平南巡講話在90年代被解禁，電話乃至行動電話走入千家萬戶，互聯網文化開始在大學生和高知人群間悄然生長。

到2001年，中國又正式加入WTO，經濟騰飛、城市化的加速到來和IT、互聯網的商業崛起同步發生，創造了長達十幾年的高速增長奇蹟。

發展、追趕、競爭，成為過去20年的大主題。

中國科幻也從革命的、科普的工具，變成了一個產業，並在冥冥之中和商業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比如，一個有意思的商業史細節是，葉永烈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比劉慈欣的《三體》更早地啟發了中國市場的一項商業成功：在2002年到2005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靈通」（背後是日本的PHS技術，產品形態看起來是手機，但卻使用固定電話網路）。

引進小靈通的UT斯達康一時風頭無二，在2004年巔峰期的收入高達213億元人民幣，並投入巨資研發3G，這給因鄙視PHS技術而錯失小靈通市場的華為造成了巨大衝擊。

而為UT斯達康貢獻了「小靈通」這個絕妙產品名稱的是一位1996年入職的早期骨幹員工——葉永烈的兒子葉舟。在獲得老爸的許可後，葉舟所在的UT斯達康註冊了「小靈通」的商標。葉永烈未收取任何授權費。

可惜 「小靈通」沒能漫遊屬於自己的未來。華為在回過勁後，決定不能只讓中興和UT斯達康數錢。本著不賺、不虧、競爭為先的原則，華為將出貨價拉到了玩死對手的單機300元，並迅速奪得25%的市場。

如今，華為依然屹立不倒，UT斯達康則已被江湖遺忘。就算偶爾被想起，也多數是因為這家公司的創始人之一薛蠻子又搞出了什麼幺蛾子。

這是另一段追趕與被追趕、失敗與勝利的故事了。

沿著「中國夢」、「變強夢」的起始點，中國科幻的主流基調依然是已被歐美視為過時的「技術樂觀主義」。

當雨果獎等國際科幻大獎日益被反思向、女性向、邊緣人群向作品佔領時[3]，中國最有群眾基礎的科幻作品卻是劉慈欣的《三體》。

人稱大劉的劉慈欣是鮮明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他曾說：

與其被貧窮、死亡和戰爭所奴役，我更願意接受所謂技術的奴役，畢竟這是一種進步。

我的這種技術樂觀主義在哲學上講肯定是有很多缺陷的，不過作為一個科幻作家，我的這種信念很難改變。

技術發展不能停滯，最大的危險就是技術發展的停滯。

在劉慈欣看來，人類社會的一切癥結——道德的、經濟的、社會的問題，大概率都可以被技術解決。

太絕對了嗎？

這可能是因為1963年出生的大劉這一代人切身體驗過什麼叫「技術發展的停滯」，以及由此帶來的災難。

所以當美國的老牛仔將槍口對準Waymo自動駕駛車輛時[4]；中國賣早點的小販們未經任何思想鬥爭就換上了二維碼付款系統。

中國科幻圈也有一個獨特現象：科幻作家的社會地位尤其高。

在世界其他地區，現在的科幻文化是亞文化，科幻作家被視為類型作家，不太可能與商界、政界主流人士同台暢談。

而在中國，雖然核心科幻創作圈僅有寥寥數百人，但如劉慈欣、郝景芳等著名作者卻很受商界追捧。劉慈欣被多家科技公司聘為架構師，在2018年還當上了IDG資本的「首席暢想官」。

對科幻的重視和熱情，折射著中國社會對科技、發展和追趕的熱望。

活下去的迫切心、不敢停歇的追趕心，仍是當下中國社會心態的主流，與1910年代以來，渴望復興、崛起的心情並無二致。

這種特質談不上好壞，而且就像母胎和故土一樣，無從選擇，而是來源於一國一地的歷史積澱與長期民情。它讓中國人成了世界上最焦慮，也最樂觀的人，最世故，也對未來最有希望的人；它輕視著無用之大用的價值，也同時刺激著驚人的進取力和行動力。

而在多數發達國家進入了「後資本主義」的多元、分裂甚至頹廢階段時，中國對科技的希望和樂觀，對發展和生存的執念，可能是此時此刻，我們對混沌的人類整體精神的貢獻之一。

這是一群極盡所能想活下去，進而活得好的人。

其實，擁有黑暗高潮，但卻最終選擇負重前行的《流浪地球》原著，不就是一部太空版的《活著》嗎？

葉永烈的北大師弟，科幻作家陳楸帆已於年前看了《流浪地球》，在和一位知名導演交流後，他們的結論是，《流浪地球》或許能創造40億的票房。

比票房更重要的，是一部好作品給全行業帶來的希望、信心和未來可能性。

1月20日大寒那天，大劉在參加完《流浪地球》的一場點映活動後動情表白：「之前我也一直在擔心票房，但是看完片子之後，我認為就算只賣了十塊錢，它也是巨大的成功！」

這部上映前，被許多人懷疑拍不出、拍不好的《流浪地球》，用引人入勝的125分鐘，不輸成熟好萊塢科幻電影的觀影體驗，結結實實地反駁了市場的看空。

在工業水平的突破之外，《流浪地球》的電影主創也很好地處理了另一個難點：人文內核。

中國之前並沒有特別成功的科幻大片，也就沒有可依循的情感模式和精神內核。

技術手段和視效經驗可以求助工業光魔、維塔數碼等外援，但美國人和紐西蘭人回答不出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中國科幻電影？

這個難題只能由郭帆導演和他的編劇團隊自己破解。

在啟動《流浪地球》近兩年後的2016年底，一次美國之旅幫助《流浪地球》團隊釐清了這部作品的「中國內核」。

當時，郭帆去舊金山和工業光魔談合作。這家公司承接過《阿凡達》、《星球大戰》、漫威超級英雄宇宙等多部電影的特效製作，有豐富的科幻電影經驗。

《流浪地球》有兩個情節設定讓工業光魔感到詫異和好奇。

第一是，為什麼地球出現問題時，中國人不是離開地球，而要帶著地球一起跑？

第二是，《流浪地球》的劇情並沒有聚焦到一個孤膽英雄身上，電影里，有5000個發動機而不是一個發動機出現了問題，這是5000個救援隊的全球集體作戰和集體勝利。

郭帆對第一個問題的本能反應是自己剛買了房，房價太貴，得帶著跑。後來他深想的結論是，這個設定正好是這部電影的「中國內核」所在——故土情節。對家園的不離不棄，深耕於我們千年的農耕文明歷史。

面對第二個問題，郭帆想了想，認為：可能是我們人多吧。[5]

人類也可以拋棄家園而活，但在這個故事裡，我們選擇守衛地球而生，因為這裡有祖先、有家人；而且這不是一個人的選擇，是一群人的選擇，這真的挺中國的。

由此，這部電影的內核，以及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本身，讓它再次像中國歷史上的那些標誌性科幻作品一樣，成為了當下時代隱喻。

正如科幻作評論家、未來事務管理局合伙人李兆欣（兔子等著瞧）在影評中說，《流浪地球》最大的價值，是硬磕最難的路，挑戰對電影工業水平要求最高的災難主題科幻片：

它選擇硬磕技術，所以收穫了可信的視覺細節；它選擇堅守類型，所以保住了劇情的持續動力；它選擇直面崇高，所以才能站上行業最高的競技場。

為什麼一定要走最難的路？李兆欣的想法和100多年前梁啟超等人翻譯科幻作品的出發點很相似，只是發展的主體，已從國家變為產業。

拼貼、消解、反諷，隱喻、符號、哲學，這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是，讓我們再重複一遍歷史：這些不能構建行業，不能開拓市場，沒法給後輩一口飯。

「給後輩一口飯吃」，讓家園變得更好——發展、進步，仍是各行各業面對的共同考卷。

在寒冷的2019年初，中國科幻產業已先行交出了自己答案：《流浪地球》用4年的埋頭追趕，讓中國科幻電影從此變得值得期待，這給行業帶來了一份最寶貴的禮物——希望。

電影里有句台詞，不僅適合2075年，也適合現在：「希望是這個時代像鑽石一樣珍惜的東西。」

其他行業里，人們也在努力製造著信心和希望，也需要做出知難而上的決斷，也需要一部屬於他們的《流浪地球》。

如果希望還在來的路上，不妨再看看劉慈欣原著里的這段話：

聽著親愛的，我們必須抱有希望，這並不是因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為我們要做高貴的人。

在前太陽時代，做一個高貴的人必須擁有金錢、權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擁有希望，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不管活多長，我們都要擁有它！

最後他寫道：明天把這話告訴孩子。

[1] 這位阿來，就是在2000年以《塵埃落定》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茅盾文學獎獲獎者的阿來。阿來是一位藏族作家，1996年從四川阿壩來到成都，進入《科幻世界》編輯部，1998年成為主編，現任四川省作協主席。《科幻世界》一度是成都最賺錢的雜誌。

[2] 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說是瑪麗·雪萊於1818年出版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又名《科學怪人》）。中國的科幻則起源於清末民初，相差近百年。

[3] 實際上，大劉之所以能在2015年逆勢獲得雨果獎，與被美國「政治正確」長期壓抑的白人男性右翼科幻組織「瘋狂小狗」（Rabid Puppies）的刷票行為有關。「瘋狂小狗」的發起人Vos Day在《三體》入圍最終評選名單後，將其排到了刷票第一順位，號召「小狗黨」黨眾們積極投票給三體。

[4]「甲子光年」在以往的報道和「每周甲子趨勢」欄目里多次介紹過歐美民眾對新科技的恐慌情緒，案例之一就是Waymo的自動駕駛車輛駛過街道時，曾遭到被槍指、被路人阻攔等挑釁事件。反觀中國勤勞樸實的民眾，對技術的態度的確友好多了。

[5] 《流浪地球》幕後故事來自娛理《關於的50件事》，該篇文章的許多內容也可見於《流浪地球：電影製作手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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