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山茂久：克服學術惰性才有學術創造力

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哲學園鳴謝

栗山茂久，1954年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哈佛大學羅徹斯特文化史講座教授。1986年，獲得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是比較醫學史與科學史。1999年，栗山教授的代表作The Exressiveness of the Body,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ense Medicine(NewYork: ZoneBooks, 1999)，剛一出版，就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該書榮獲200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東方醫學期刊》（Oriental Medicine Journal）的「卓越成就獎」，先後翻譯成中文，希臘文和西班牙文。其中文版書名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台北，2001）。現刊登復旦大學歷史系馬建標先生對其的訪談，以了解這位學人的治學與經歷。推文轉自「新史學1902」。

2016年5月29日至6月5日，應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的邀請，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栗山茂久教授做客復旦大學，在復旦大學歷史系開設了為期三天的「學術論文的寫作與報告」工作坊，與復旦師生進行了深入的互動的交流。在此期間，復旦大學歷史系馬建標對栗山教授進行了一次學術訪談。以下為訪談實錄。

栗山茂久教授

馬建標：請談談您的求學經歷。

栗山茂久：我是1954年出生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但我是在歐美接受的學校教育。我的高中時代有兩年是在法國度過的，所以我的法語比中文說得還要好。1977年，我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在大學期間，我所選修的課程主要是自然科學理論方面的。我印象中最深的一門課，是一位哈佛天文學家所講授的關於「時空運動」的課程，這門課讓我對於時間、空間以及運動的觀念有了深刻的印象，並影響之後看問題的思考方法。另外，我還選修了相對論、科學主義等方面的課程。這些課程與歷史系的同學所接受的科學訓練是不同的。

在大四年級，有一位日本朋友在波士頓開了一個針灸診所，但是他不會說英語，就聘用我當他的英語翻譯，以便為客人看病。那時，這家針灸診所的生意很不錯，波士頓當地的許多白人也來治病。這一年的實習經驗，讓我對針灸非常地感興趣。大學畢業之後，我回到了日本京都在一家商業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主要是編輯一本百科全書。此間，我在當地的一家針灸培訓機構學習臨床針灸技術，並獲得了營業資格證書。當時，我的臨床老師的把脈和針灸技術堪稱一絕，是一位針灸高手！他的臨床案例吸引了我對針灸魔力的濃厚興趣。他每次會找一個學員當志願者，由他進行把脈。他通過把脈，就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身體狀況如何，你的食慾如何，你的睡眠狀況如何？這些都通過脈象體現出來。這些脈象與人體特定的穴位都有關聯。比如，如果你的脈搏跳動比較弱，他可以針對與脈搏有關係的穴位進行扎針，然後奇蹟就發生了，也就是扎針之後，你的脈搏跳動就可以加快，等等。這一切，都說明脈搏、穴位與針灸都有某種很神秘的關係。這種經歷，讓我對脈搏與針灸感興趣。在日本工作兩三年之後，我在1980年代初重新回到哈佛大學科學史系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的題目就是中西醫學史上的切脈問題比較研究。

馬建標：您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是如何撰寫博士論文的？

栗山茂久：我的博士學位指導老師是一位美國人，他的研究專長是美國醫學史，對於中國醫學史並不了解；另外一位導師是杜維明先生。杜維明先生的專長是中國思想史，對於中國醫學史也不了解。他們只能在宏觀的方面進行指導，無法在具體的研究上指點迷津。

我的問題意識的形成大約是由三方面因素促成的：第一是在哈佛讀書期間所接受的系統的科學史學科的訓練，特別是美國著名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對我的治學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庫恩提出了著名的「範式」觀念，他的這一觀點啟發我去思考中西醫學的觀念異同；第二，我大學畢業後在日本所接受的關於針灸的臨床訓練， 這一經歷讓我對中國傳統醫學的「脈搏」、「經絡」、「穴位」等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想探索其中的奧秘。第三，我的跨文化身份使我對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敏感。我雖然是日本人，卻在歐美接受的學校教育，長期在歐美國家生活，對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感同身受。文化差異雖然是抽象的，但是當你有了具體的跨文化生活體驗之後，你就能領會到文化差異的奧秘。比如，我用中文說：「我是一個日本人」，與用英語說：「I』m Japanese」，其表達的文化意味其實是不一樣的。再如，你可以抽象地問我：「在美國的生活怎樣？」我也可以抽象的回答你。但是，美國的生活到底如何？只有你身臨其境之後，才能感受到真實的美國生活狀態。跨文化的生活體驗影響了我的學術問題意識的形成，使我習慣於從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視角去看待醫學史上的問題。由於上述因素，我將博士論文的選題確定為東西方對「切脈」的比較研究。我的博士論文撰寫是獨立完成的，導師的指導作用只是輔助性的。撰寫的過程也是比較順利的，並沒有遇到特大的困難。

栗山茂久著《近代日本の身體感覚》

馬建標：您在哈佛博士畢業之後，就直接去高校工作了，請談談您的工作經歷。

栗山茂久：我在1986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就去了美國新罕布希爾大學歷史系工作（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在那裡工作了兩年。然後，去了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在那裡工作了四年。埃默里大學是一所很好的私立的研究型大學。在1994年，我回到日本京都的國際文化研究所工作（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在此期間，我一直在修訂博士論文，最後在1999年出版了第一本專著，即《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這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的，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內容。在這本書中，我用實際的案例闡明了古代希臘醫學與中國古代醫學之間的差異，以及造成這種差異的因素。我特彆強調，人們的「身體認知」與「個人認知」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自我認知」與「時空經驗」之間存在相互的影響。

2005年，我離開日本京都，回到母校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直至今日。 我先後在四家單位工作過，最喜歡的還是日本京都的研究生活。在京都，只是純粹地從事研究工作，不用教書，這種生活是很悠閑愜意的。但就工作環境而言，哈佛大學當然是最好的，他的學術平台更具有世界性。哈佛大學的學生都是多才多藝的，聰明好學的。哈佛的學生非常地自信，都是雄心勃勃的。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希望將來能當上美國的總統，或是從事醫生職業，但很少有人願意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這一點，與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很不同。芝加哥大學的學生都想當學者，不像哈佛的學生這樣有濃厚的政治興趣。

馬建標：哈佛大學的教學培養情況如何？

栗山茂久：我想每一個教授的教學方法都是不一樣的。我只能就個人的教學經驗簡單談談。比如關於培養大學生寫論文的事情。針對大學低年級學生，我通常採取循序漸漸的訓練方式。最初設定一個命題作文，將他們的論文字數限制在200字左右。可以想像，每一個學生文章開頭的第一句話都是不一樣的，但肯定有好壞之分。我就讓他們相互傳閱自己的文章，讓他們比較全班同學中誰的文章第一句寫的最好？這樣一個比較的過程，就可以讓學生領略寫好文章的奧妙之處所在。對於初學者而言，要培養他們的論文寫作能力，我認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劃定他們的寫作框架。這就好比一個建築工人，他必須根據一個建築設計藍圖才能從事建築施工。如果沒有設計藍圖，他會茫然無措，不知從何處下手。論文寫作的訓練，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在課堂教學上，身體語言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一般教學則偏重於「說話」，而忽略了身體語言的信息傳遞功能。美國有一位學者做過一個試驗。他發現，人們通過過「說話」所傳遞給受眾的有效信息其實只有10%左右，而通過身體語言傳遞的有效信息可以達到70%左右。我在教學時，非常強調對「聲音」和「眼神」的運用。就是說，你在上課時，你的「聲音」要足夠地響亮，要保證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能夠聽清楚；其次，要讓你的「目光」關注到所有在場的同學，讓他們有被重視的感覺。我還經常請一些自願者參與課堂教學活動，這樣可以激發同學們的興趣，活躍課堂氛圍，營造一個良好的「情感共同體」。

馬建標：學術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培養有價值的問題意識。在這方面，您有何良策？

栗山茂久：如何尋找一個好的問題意識，這是所有學者都要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研究生們所要考慮的。科研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往往就是問題意識的睏乏。照我看來，一個文章有沒有良好的問題意識是區分其優劣的最重要的標準。如果一篇文章僅僅告訴我發生了什麼，這只是提供了一個「信息」而已，它的學術價值自然是不高的。好的研究文章不僅告訴人們一個「新信息」，還應給人新的「學術啟發」，給人一個開啟未來學術研究的「新圖景」。雖然良好的問題意識的培育是一言難盡的，但還是有法可循的。

依據我的切身研究經驗，我認為「自我設問」是非常好的辦法。就是你寫好一篇文章的初稿之後，你應該進行「自我設問」，然後「自我答辯」。這個自我答辯的過程，不是在心中默念，而是要形成文字，在規定的時間內（比如三分鐘），大聲說出來，提出解答。在這樣一個高度濃縮的時間內，你的靈感就會被「逼」出來，從而能夠深化你的研究，將你的問題思考引向深入。

其次，應該經常和「外行」的專家或聽眾多多交流。比如在一個公開的學術報告會上，一個外行人士對你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疑問，這些疑問可能不是很「專業」，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些「外行的問題」會提醒你看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當你認識到這種局限性之後，你的學術研究的「危機時刻」就來臨了，這種「危機時刻」就給你的問題思考帶來了「轉機」。

最後，在歷史研究中，研究者應該對「朝代意識」或者「歷史的時間觀念」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因為「歷史轉折」、「歷史變化」往往就發生在「朝代鼎革」之際，這歷史的「轉折」處就蘊藏著學術研究的價值。以我從事的中國醫學史而言，我在研究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漢代出現了「虛」的醫學觀念，到宋代出現了「火」的觀念，而到了晚清則出現了「神經」觀念。這三種「醫學觀念」為何分別出現在這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什麼因素造成了這種觀念的出現？這些觀念的出現對中國醫學的發展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對三種醫學觀念的成因都缺乏深入的研究。

研究者問題意識的匱乏，往往與他們固有的「學術惰性」有關。一個成熟的學者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套路，他的學術惰性也就出現了。這種學術惰性就限制了他的學術創新能力。而要有所超越，必須意識到這種學術惰性的存在。而要克服自身的學術惰性，就應該放開眼界，不能故步自封，要虛心接納新的學術理念、新的學術方法。

馬建標：請您談談未來學術發展的走向，或者談談何種學科會成為未來的「顯學」。

栗山茂久：我認為，未來最有發展潛力的學科當屬「傳播學」。現在是新媒體時代，自媒體改變了以往的傳播方式，正在改變這個世界。比如，微信在中國就非常地盛行，微信正在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費觀念等造成深刻的影響。以往的傳播觀念無法解釋現在自媒體時代的傳播問題。隨著自媒體的出現，傳統的話語權勢結構正在被「分解」。比如，在古代社會，只要你擁有了「貴族」身份就可以發揮社會影響力；在近代社會，你擁有「財富」，你也可以發揮影響力；但是在自媒體時代，你只要擁有眾多的「聽眾」，你就擁有社會影響力。比如，如果一個人雖然身份普通，但他若擁有「一百萬聽眾」，他的社會影響力就可以超越一個名牌大學的教授。在自媒體時代，普通人都可以「發聲」，話語權不再壟斷在少數人手中。如何在這樣一個信息多元化的時代，最大限度地獲取別人的「關注」，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摘自馬建標著《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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