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對台軍機泄密案始末
一百多年前的對台軍機泄密案，商人們為了利用輿論的隱權力推動制度保護商人利益，他們不惜在國家危難時刻泄密來提升他們的影響力。
1874年8月2日，紫禁城烏雲密布。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東暖閣內空氣凝滯。慈禧太后憤怒地將一份報紙丟給恭親王奕。
奕戰戰兢兢地接過報紙，當即目瞪口呆。原來7月11日出版的《彙報》將軍機處一份密件全文刊登，內容大致如下：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日軍已經佔了台灣牡丹社（牡丹社為當時台灣一個原住民部落），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戰死。軍機處下令船政大臣沈葆楨帶兵以巡閱為名，妥善處理台灣「牡丹社事件」。該報不僅全文刊載了清廷對「牡丹社事件」的處理諭令，還刊載了沈葆楨上奏的策略等重要文件。
台灣「牡丹社事件」令北京朝廷焦頭爛額，而軍機處泄密案則令國際局勢更加波譎雲詭。
鴉片戰爭後，美國一直試圖在中國橫插一腳，可是自其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決定將國際戰略的重心放在東北亞。他們在中國東南沿海埋下了一顆致命的棋子——李仙得。這位出生於法國，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崛起的少壯派將軍，退役後出任美國駐中國廈門領事。他在中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盯緊閩浙地界及周邊的一舉一動。華盛頓方面的戰略意圖相當明顯：台灣孤懸海外，原住民勢力錯綜複雜，又跟琉球、日本一衣帶水，只要台灣異動，美國人的亞洲策略就能完美實施。
早在1870年，時任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就截獲了閩浙總督英桂調兵的軍事密函，此舉震動了大清朝廷，也令華盛頓方面相當被動，美國總統格蘭特甚至準備將李仙得調任阿根廷大使。而美國鷹派政客、駐日本公使德隆卻力邀李仙得赴日，並圖謀將台灣通過李仙得推薦給明治政府。德隆的如意算盤是：由於李仙得手上有大量的台灣情報，而且曾與原住民部落的多位酋長歃血為盟，只要日本方面對李仙得掌握的情報動心，那麼日本就將成為美國實施亞洲策略的馬前卒。
1872年10月，德隆非常得意地給華盛頓的國務院寫信，內容如下：「在目前形勢下，我深信已經發現了一個執行我這些計劃的機會，可能用不著流血，但是，如果要動干戈，可以使那個戰爭成為把台灣和朝鮮的莊嚴的領土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列強的國家（指日本）的旗幟下的戰爭。」德隆希望格蘭特總統另外派駐阿根廷大使，因為他認為李仙得將會是美國實施亞洲策略的重要執行者。
當時，華盛頓政府將明治政府視為一隻稚嫩的獵犬，這隻「獵犬」有著狂傲的基因，但暫時沒有稱霸的實力。明治維新後，明治功勛們掀起了狂熱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導致那些寄生在封建土地上的大名、公卿、武士失去了俸祿，於是政府以公債作為補償，試圖將特權階層順利轉變為工商資本家。依靠地方武裝起家的明治勛臣西鄉隆盛開始同情沒落的武士階層，提出日本東亞戰略，實施對外擴張。
以西鄉隆盛為首的一幫明治大佬開始琢磨：到底是攻打朝鮮，還是攻打台灣。而明治政府認為，朝鮮只是大清帝國的屬國，台灣卻歸入了大清帝國的版圖，所以打朝鮮更容易得手。日本政界擔心，一旦日本出兵朝鮮，中國為了維護龍興之地東三省的利益，一定會出兵幫助朝鮮這個屬國，日本擴張的銳氣將受到嚴重打擊，台灣生番錯綜複雜，相反清政府的控制力更薄弱，日軍進兵台灣的勝算更大。美國人聽說日本人要在東北亞擴張，德隆希望華盛頓政府能夠支持自己，讓自己來駕馭日本這隻小獵犬。
1873年，在德隆的安排下，李仙得帶著詳細的台灣情報到了日本，這讓主戰派的明治勛臣副島種臣心花怒放，當即提出：日本如果能夠統治台灣，便由李仙得任總督代表日本行使統治權，並答應給李仙得提供與駐日公使一樣的優待——每年一萬兩千美元的高薪。不久之後，明治政府便授予李仙得「准二等出仕」頭銜，專門襄助副島種臣辦理台灣事務。
副島種臣非常清楚華盛頓政府的算計，決定將計就計，將美國也拖上台灣問題的戰車。1874年3月15日，李仙得發電報與美國政府交涉有關日本僱用美海軍少校卡塞爾和陸軍中尉華森一事，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同意。美國政府的決定足以向世人證明：美國軍方已經默認了日軍進兵台灣。日本還密令李仙得與美軍東印度艦隊聯繫，讓軍艦「蒙諾加賽」號艦長康茲承諾，到時會率領美國軍艦尾隨日軍軍艦，在日軍軍艦計劃停靠的台灣琅嶠灣地區為日軍助威。
令人詫異的是，日本人在美國的幫助下已經決定向台灣進兵了，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州將軍文煜、船政大臣沈葆楨、福建水師提督羅大春這一干大員卻沒有向北京朝廷彙報任何情況。奕決定將日本進兵台灣一事報告給同治皇帝。經過御前會議的討論，軍機處立即向李鶴年、文煜、沈葆楨、羅大春、李宗羲、直隸總督李鴻章發出軍事密令，令沈葆楨帶領水師艦隊，以巡閱為名，前往台灣生番一帶察看，妥善處理生番事宜。軍機處還向福州將軍文煜下達了緊急調兵令。
軍機處下達軍事密令之時，日本明治天皇御前會議上進行了周密籌劃，制訂了利用日軍攻佔台灣南部之機，興兵一萬直取北京，囚禁清帝，令中國十八省瓦解的作戰計劃。北京方面掌握了日方聘請美國高級官員擔任顧問以及軍事指揮官的情報。李鴻章立即向總理衙門推薦了耶魯高才生容閎，建議派容閎攜帶總理衙門的公函，遠赴華盛頓跟美國國會議長理論，希望美國能夠遵循中美友好條約，保持中立，撤回僱傭兵跟軍事指揮官。
當一切的一切都在按照雙方的計划進行時，軍機處的軍事密令卻出人意料地悉數曝光。更令北京政府尷尬的是，報紙還將英國使館向總理衙門寫密函告知日本進兵台灣這樣的外交秘密也一股腦兒地刊登了，這立即讓英國陷入被動局面。一時間，國際輿論嘩然，日本方面在台灣更是有恃無恐，血洗台灣，牡丹社等地已經成其囊中之物。
奕很快就明白了，《彙報》只是泄密報紙之一，《上海新報》、《華字日報》都刊登了軍機密函。慈禧太后的暴怒令奕膽戰心驚，這已經是閩浙地區四年之中的第二次軍事泄密了，閩浙政界跟軍界已經毫無秘密可言。奕立即召集軍機處的一干人馬開軍機會議，軍機大臣們認定，報紙泄密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要徹查軍機泄密案。
以奕為首的軍機處成立了專案組，調查軍事機密到底是從哪裡泄露的。8月2日當天，六百里密諭從軍機處發出，要求跟泄密案相關的一干大臣、督撫、將軍，必須在接到調查令第一時間內進行自查，並提交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沈葆楨、李鴻章、文煜、李宗羲、李鶴年、潘蔚等人均為調查的對象。自然，作為當事人的沈葆楨更是成為調查的重點對象。
收到密旨後，沈葆楨「伏讀之下，且感且悚」。報紙到底是怎麼弄到軍機密函的，沈葆楨對此還是雲里霧裡。但無論是軍機處的密函還是沈葆楨上奏朝廷的報告，都已經泄露了。沈葆楨自知難辭其咎，於是立即向同治皇帝進行了極為誠懇的檢討，甚至提出：自己甘願接受御前會議的處理。
同治皇帝收到沈葆楨的報告後，只是在報告上硃批了一句話：「沈葆楨著交部議處。同時，同治皇帝在一份措辭嚴厲的諭旨中警告官員們，「致誤機宜，唯涉案將軍、督撫等是問」。同治皇帝決定將查處軍機泄密案擴大化，除了東南官場大範圍追查外，要求兩江總督李宗羲對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諭旨一案，嚴密確查。
李宗羲被嚇壞了，《彙報》跟《上海新報》就在自己管轄的範圍之內，身為兩江總督，自己一直沒有給皇帝一個明確的說法，在皇帝眼中就是管轄能力有問題。接到諭旨後，李宗羲立即派員到上海調查。經查，《上海新報》背後是一幫歐美洋人在支持，他們的報道是援引香港《華字日報》。《彙報》是一幫廣東商人創辦的，報道也是援引《華字日報》。不過，《彙報》卻令李宗羲頭大。
《彙報》的股東有唐廷樞、鄭觀應、容閎、徐潤。這些人都是李鴻章在推行改革時的先鋒，尤其是唐廷樞跟容閎兩人，更是李鴻章的左膀右臂。沈葆楨跟李鴻章本是同科，可是在左宗棠北上的時候，左宗棠三顧沈家，力邀丁憂在家的沈葆楨出任船政大臣，沈葆楨成了左宗棠鉗制李鴻章的棋子，因而這次事件的背後一定大有文章。
李宗羲很快就給北京寫好了調查報告，他從一開始就強調自己的保密警惕性很高：「凡遇秘密公牘，皆由內署繕辦，卷存內署，不敢稍有泄露。」李宗羲在報告中還說，《上海新報》跟《彙報》的內容均抄自香港《華字日報》，上海這兩家報紙在抄錄的時候都特地註明香港的消息是來自福州，這說明問題出在閩浙軍界和政界身上。
於是，閩浙總督李鶴年派同知文紹榮前往香港密查《華字日報》。文紹榮很快就摸清了《華字日報》的底細。此報於1872年開始獨立發行，是英人所辦英文報紙《德臣報》的中文版，當時的主持者為《德臣報》之主筆陳言，他自幼信奉天主教，中英文俱佳。《華字日報》內容取材不外乎翻譯西報及轉載京報，以及本地新聞而已。
在香港密查期間，文紹榮發現陳言已經離開了香港，他的同事說他去了福州。可是文紹榮回到福州秘密調查後卻發現，陳言已經到了台灣府。陳言為何去台灣？他跟閩浙政界、軍界何人有勾結？這一切都還是一個謎。李鶴年聽到這個調查結果後立即給沈葆楨去信，希望沈葆楨查證陳言是否就在台灣府，進而調查陳言台灣之行的真實目的。
李鶴年在給同治皇帝的報告為自己開脫，說自己到福州後，所有洋務密件皆由信函往來，不經書吏之手。李鶴年還將文紹榮的秘密調查結果向皇帝進行了詳細彙報，報告中提到：陳言經過福州到了台灣，其台灣之行的真正目的無法確認，現在自己只能向廣東撫臣問訊，並下令讓台灣道、福州府徹查根究。
沈葆楨接到李鶴年的信函後，立即對陳言進行了詳細調查。令沈葆楨驚訝的是：陳言現在竟然受聘於台灣地方長官黎兆棠。廣東順德人黎兆棠1867年代理台灣道台，與沈葆楨一直私交甚密。在日本進兵台灣問題上，沈葆楨第一個想到的助手就是黎兆棠。因為黎兆棠早年在北京與奕、文祥等一大幫皇親貴胄關係密切，而且天天跟歐美的駐華使節打交道，對洋人相當了解。在代管台灣期間，黎兆棠跟台灣紳商交往頻繁，洞悉錯綜複雜的生番利益。
經過調查，黎兆棠聽說陳言的英文很好，對洋人的情況很熟，就將其借聘了三個月。黎兆棠堅稱，重要文件自己在家時從沒有看過，不存在泄露給陳言的可能，而且在他邀請陳言到台灣之前，報紙就已經刊登了這份軍機密件。
軍事機密到底是誰泄露給陳言的？
文紹榮在香港秘密調查期間，雖然挖出了《華字日報》的總經理陳言，但遺憾的是，他沒有調查出陳言背後那個龐大的廣東政商網路。《華字日報》真正的出資人有三位：黃勝、何啟、伍廷芳。《華字日報》在聘請同為廣東人的陳言為總經理的同時，又聘請王韜為《華字日報》主筆。王韜很有才華，在華人跟洋人中的影響力，尤其是同李鴻章身邊的唐廷樞為首的一干廣東商幫關係密切。1874年6月，唐廷樞他們創辦《彙報》時跟《華字日報》便在內容上進行戰略合作，約定報道內容可以相互摘錄刊登。
歷史總愛開玩笑，誰曾想唐廷樞給李鴻章的一份電報會泄露出有關軍機密案的蛛絲馬跡。1874年5月13日，唐廷樞從上海到天津面見李鴻章。唐廷樞跟李鴻章說，自己當天收到一份日本電報，內容是日本已經從英國商人那裡訂購了兩艘輪船，還託人在上海購買輪船，招募歐美流浪在上海的無賴之徒，打算讓這些人搭乘新購買的輪船赴長崎當僱傭兵。
李鴻章跟唐廷樞詳細地分析了日本興兵局勢，他們認為如果日本真要向朝鮮發兵，那麼日軍應該在日本西北之對馬島濟渡，不應由西南之長崎徵發。李鴻章跟唐廷樞的看法一致，判斷日本將兵發台灣，因為長崎與台灣東面相對，日本政客們向報刊透露出征伐朝鮮的虛假消息，意在聲東擊西，麻痹清政府，消解中國備戰之心。
在與唐廷樞一番分析之後，李鴻章立即給同治皇帝寫了一份報告，將日本電報以及台灣形勢向皇帝進行了彙報。他向皇帝建議，一定要快速向福州方面傳達日本軍界的動向。福州軍界跟政界一定要進行軍事和外交籌劃，如果日本兵船開到，福州軍區台灣部隊應第一時間狙擊日軍，給福州以及北京留出更多籌劃時間。
李鴻章的報告以六百里加急送抵北京。第二天，同治皇帝就召開了御前會議，軍機處、總理衙門的一干中央領導幹部參加討論。當天，同治皇帝就向軍機處發出諭旨，令沈葆楨以巡閱之名，帶兵赴台。那時，唐廷樞還在天津，有關李鴻章的彙報，以及5月14日北京御前會議的內容，他都可以從李鴻章處詳細了解到。更為重要的是，李鴻章跟沈葆楨在書信中反覆磋商用輪船招商局船隻運送淮軍入台的事宜。唐廷樞站在商人的角度，不斷跟沈葆楨討價還價，自然洞悉沈葆楨赴台的部署。
《華字日報》與《彙報》刊發的報道不僅有5月14日御前會議討論的內容，還有沈葆楨防衛台灣的詳細部署，尤其是購買鐵甲船的計劃。李鴻章跟沈葆楨在書信中多次討論鐵甲船採購的想法，甚至提出向英法銀行貸款購船的計劃。沈葆楨派出特使赴上海跟英國、德國商人商洽購船。身為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同時身兼多家外資公司董事之職，對洋商的情報了如指掌，李鴻章自然委託其協助沈葆楨所派特使購船。
唐廷樞真的泄露了軍機嗎？
無論是閩浙還是兩江政界跟軍界，沒有任何人將目光投向以唐廷樞為首的廣東商幫。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彙報》為了跟當時上海報紙老大《申報》爭奪話語權，在摘錄了《華字日報》的軍機泄密文章後，在上海一時洛陽紙貴，風頭蓋過《申報》。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政客商人，都將《彙報》視為圭臬，《彙報》成為上海灘了解北京政府的窗口。
廣東商幫創辦《彙報》，一方面是為商人爭取話語權，更重要的是通過輿論陣地影響政府。通過輿論的公開透明，讓行政陽光化，政府的信用才得以監督。從以李鴻章為首的漢族武裝集團摸索國有資本改革，到以輪船招商局為代表的民營資本改革，資本成為權力的附庸，商人猶如搖尾乞食的乞丐。軍機泄密案只是商人的敲山震虎，意在警告北京政府，由商人控制的輿論可以影響政府，甚至引發戰爭。
商人們的計劃逐漸變成現實。北京朝廷跟各地督撫也正不斷地通過報刊了解戰爭，掌握世界局勢的變化。日本進兵台灣後，皇帝的諭旨、軍機處的密令、總理衙門的報告，以及封疆大吏們的六百里加急，經常會援引新聞紙的消息。輿論的隱權力開始向中央及地方滲透，進而影響政治、軍事、外交的權力生態系統，最終推動了政治清明的改革，在制度上確保商人的利益。
廣東商幫控制的《彙報》泄露了軍機，這婁子捅得實在太大了。慈禧太后的盛怒、專案組的調查、督撫們的彙報，這些都意味著愛新覺羅王朝已經意識到輿論的力量，一旦這種隱權力無節制地膨脹，那陽光化的監督將會約束皇室的威權，甚至會動搖帝國的體制。皇帝徹查軍機泄密案的真正目的是：通過皇權打壓輿論隱權力。
廣東商幫是幸運的，因為在軍機處成立調查專案組之時，同治皇帝龍馭上賓。奕忙於同日本人和談，沈葆楨謀劃台灣的海防跟經濟建設，慈禧太后將抓捕陳言的任務下放給兩廣總督。新任的兩廣總督張兆棟擔心一旦抓住陳言，以沈葆楨為首的漢族集團將難逃干係，甚至會查出廣東商幫的後台李鴻章。張兆棟一直拖延不查，隨著沈葆楨調任兩江總督，軍機泄密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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