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書香文化
在中國，書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發展歷史，至西漢末期，中國最早的圖書貿易市場「槐市」已經在長安成型。
之所以有這麼個好聽的名字，是因為公元4年，長安太學近旁出現了包括買賣書籍在內的綜合性貿易市場。因為它坐落在綠葉濃陰的槐樹林中，故稱為「槐市」。每逢初一、十五，太學生多會於此，「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籍，笙磐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下」。「槐市」興於西漢末期，王莽政權崩潰後，戰亂中太學解散，「槐市」隨之消失。
然而，「槐市」消失，可不意味著圖書市場的消失，在以後的歲月里，它以書肆、書林、書鋪、書棚、書堂、書屋等名稱，一直活躍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至宋代以後，統稱為書坊；到乾隆年間，叫做書店；發展到中國近代史上，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書店統稱為書局。
作為古今典籍的聚散地，雅俗文化的傳播體，以買賣書為主體的書肆，猶如橋樑，聯繫著難以計數的文人學者、藏書家、書生及其書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載著文明資源與學術薪火的積聚與傳送。書店的繁榮或凋零，折射著社會經濟與時代文化的盛衰變幻，而書肆的分布遷移，則又與該地區的經濟條件、文化水準及其印刷技術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來我國書肆分布的大致情形：即北京、南京、蘇州、浙江等地，既為經濟發達之地，亦是書肆繁榮之所。
在民國孫殿起所著的《琉璃廠書肆三記》載，截止1940年左右，北京僅琉璃廠一帶，書店多達220餘家；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為重要的刻書中心之一，僅民間書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等57家；若再加上官刻機構和刻書私家，其數量便更可觀了；作為明清時期全國的經濟文化樞紐、刻書藏書中心，小小一座蘇州城，竟有書肆65家。康熙十年，蘇州還成立了書業公所———崇德書院。清末四大藏書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湖州陸氏皕宋樓，其中浙東浙西地區佔了一半。此外，該地區的造紙業、刻書業也十分發達，已形成了不少專業的刻書、印書鄉鎮，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當然，少不了還要提到後來居上，並迅速崛起為中國近代書業中心與支柱的上海。晚清以來，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空前開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為遠東地區的金融與商業中心，繁榮的經濟又催開了文化事業、特別是出版事業的發展之花。當時一些名聞全國的大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申報館、開明書店、世界書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
如此繁盛的書肆市場，作為那個時代的讀者，是什麼感受呢？黃裳在《西泠訪書記》中說：「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應該就是杭州的舊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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