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顧維鈞只能算是近代以來最傑出的「半個」外交家。正是這特殊的「半個」外交家，在民國政壇上幾乎始終屹立不倒，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在國力衰微的大背景下，儘管其個人努力有時顯得有些蒼白，但放眼近代中國外交史，僅就所付出的心血和獲得的成果而言，顧維鈞絕對是難以超越的。

如今北京城的地安門東大街（又稱張自忠路）23號，是一座由東、西3個院落組成的宅院。當年，作為這座宅院的主人，顧維鈞曾在這裡度過了幾年美好的時光。

張自忠路這個名字的歷史並不長，那是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在馮玉祥的倡議下，有關當局於1947年3月13日將鐵獅子衚衕命名為張自忠路，以紀念抗日英雄張自忠。說起來，張自忠路的前身鐵獅子衚衕在老北京城那可是大有名頭。作為北京最古老的衚衕之一，鐵獅子衚衕據說在明朝初年時就頗具規模了。據歷史記載，早期這條衚衕還只是一條兩邊開口、東邊堵塞的狹窄通道，衚衕中有一座名叫天春園的府邸，而府門前坐落著一對鐵紅色的石獅，衚衕因此得名鐵獅子衚衕。至於這天春園，最初據說是明代英國公張輔的宅邸，後成為崇禎皇帝寵妃田貴妃之父田弘遇的私宅。在此期間，田太師得到了絕代美女陳圓圓，後又將其轉送吳三桂。不料在李自成的軍隊攻入北京後，其部下劉宗敏居然將滯留北京的陳圓圓據為己有，不知吳三桂的「衝冠一怒為紅顏」是否屬實。清朝時，天春園多次易手，至道光時改名為「增舊園」。別看鐵獅子衚衕只有短短的幾百米，在最鼎盛時卻聚集了不少豪門顯貴，從東往西依次坐落著和親王府、和敬公主府和承公府。到清末民初，隨著世事變遷，和親王府改建成了海軍部和段祺瑞執政府，而最西頭的承公府則一度成為顧維鈞的私宅。

話說1922年參加完華盛頓會議後，風光無限的顧維鈞回國述職，很快就因其巨大的聲望和廣泛的人脈而被任命為外交總長。既然決定了留在國內發展，置辦產業便提上了顧總長的日程。於是在財大氣粗的新婚夫人黃蕙蘭的贊助下，他斥資25萬元買下了前清的王公府邸承公府，之後又大興土木，將其改造成設施齊全的豪宅。在顧維鈞最風光的那幾年，這裡名流雲集、車水馬龍。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時，就借住在顧宅西院二進院的正房裡。當年，孫中山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應邀北上共商國事，而此時的顧維鈞卻因怕受牽連正逃亡海外。孫先生北上前，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曾向顧維鈞「商借」鐵獅子衚衕5號為其行館，並同意送給租金200元。顧維鈞答覆稱，孫中山是「創建民國元勛，功垂寰宇」，能將自己的房屋作為孫中山的行館是「無上之光榮」，最終決定將西邊房屋供孫先生居住。卻不料先生竟一病不起，1925年1月病重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後，他便移居顧宅，直至3月12日逝世。孫中山逝世後，顧維鈞決定將西院的37間房屋捐出，作為孫中山先生行館遺址。同年4月2日，孫中山治喪委員會決定在該宅門口懸掛「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室」匾，並在外間牆上鑲嵌了一塊長方形漢白玉刻石，上刻「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孫中山先生在此壽終」，刻石上方還懸有孫中山遺像。如今這裡已成為重要的歷史遺迹，而在經歷多年的政治變遷後，其原本的主人早已同這裡沒有了關係。

1922年顧維鈞返回國內述職時，按他本人的設想，接下來其實是希望繼續從事自己的老本行，回到倫敦擔任駐英公使兼駐國聯代表，卻不料竟陰差陽錯地進入了北洋政府的權力中樞，在北京一待就是7年的光景，成為北洋政壇上著名的「不倒翁」。而地處鐵獅子衚衕5號的那座豪宅，則成為他這段傳奇政治生涯的見證者。

簡要回顧一下顧維鈞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履歷，我們不禁會感嘆他的際遇實在令許多同行羨慕呀！

從1922年到1928年間，顧維鈞先後在七屆內閣中出任外交總長，兩度出任財政總長，並兩次代理內閣總理，一次實任內閣總理和北京政府3人攝政之一，堪稱北洋時期最風光的政壇「不倒翁」。

眾所周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人干政成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內閣作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不僅掌握著中央財力的分配權和地方督軍、巡閱使的任命權，且作為正統的合法性來源，成為軍閥競相角逐的競技場。在此情形下，如果沒有實力的保障，任何政客都隨時會面臨「下課」的危險。據統計，1916-1928年期間，北洋政府的內閣變更了37次，改組24次，有26人擔任過總理，此外還有4個攝政內閣在短時間內行使了執政權，任期最長的17個月，最短的僅兩天，閣員的變動更是如走馬燈般變動，當時政壇動蕩混亂的局面可見一斑。正因如此，當時的輿論界就諷刺歷屆內閣為「妾婦內閣」。

那麼，一介書生的顧維鈞，作為純粹的「技術官僚」，他是如何創造個人政壇奇蹟的呢？

有一點自然很重要：在那個國力虛弱的年代，外交事務始終是北洋政府的頭等大事，而顧維鈞恰恰又是享有國際威望的外交家。巧合的是，自從華盛頓會議結束之後，顧維鈞、顏惠慶、王寵惠、施肇基、王正廷等英、美留學背景的外交家紛紛投身政壇，開始在國內謀求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們一改此前外交家只在國外任職的局面，力求通過直接參与國內中央政府的政治決策來實現其外交理想，並進而通過外交來謀求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因此被國內輿論歸為「外交系」。而在「外交系」諸人中，顧維鈞無疑又是最成功的。由於他的外交才幹、學者風度和超黨派影響力，加上其一向以對外大局為重，穩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獨特風範，故能長立政壇。顧維鈞歷經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徐世昌、張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屆內閣，總能身居要職，在各派鬥爭中始終吃得開，玩得轉，可謂不折不扣的官場「不倒翁」。不過多年以後，當有人向他請教為何能在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壇角逐中左右逢源而官運亨通時，他卻淡定地回答說：「問題很簡單，我從不介入派系之爭。我的活動純以國家民族利益為依歸。凡是有益國家的事，我必盡綿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寧願掛冠而去。」

從顧維鈞晚年的回憶來看，無論是同北洋時期哪一屆「國家領導人」之間，他都基本能保持較為融洽的關係。那些在我們想像中禍國殃民的粗鄙武夫，卻對外交家顧維鈞禮敬有加。因此即便在後世歷史評價再低的軍閥，他都能在其身上發現閃光與可愛的地方。做人如此，難怪顧維鈞能創造政壇「傳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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