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是我最敬仰的現代學術大師。自從我差不多三十年前開始讀陳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現在，我讀陳著沒有停止過。陳先生的書是我的案邊書，無日不翻。開始讀的時候，沒有想寫文章。我在公共汽車上也讀他的書。我讀得非常仔細，像《柳如是別傳》，我也是逐字逐句細讀的。當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後，陳先生就始終伴隨著我，陳先生的精神和學問影響了我整個的身心，他再也不會離開我。

做人文學術研究的人，無論文學、史學還是哲學，我們常常有一種無力感——這些學問有用嗎？人文學術有什麼用呢？其實，我們常常感到人文學術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人文學術工作者、從業人員充滿了無奈。但念了陳寅恪先生的書之後，對他的學問和學說有一定了解之後，會發現史學、詩學、哲思等人文學術是可以有力量的。

陳寅恪先生的學問著作所以有力量，一個是由於他是大學問家，能成其大，見得大體。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一樣，王國維稱他們的學問是能成其大者。還有，陳寅恪先生是思想家，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有獨辟創發的系統思想。簡單以史學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學問看小了。他更不是一個單一的材料考據家。當然，他一生治學對中國的文、史二學做了大量考證，所涉材料的廣博，鮮有人能及，但他在甄別考證這些材料的過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輝。

大家知道他研究隋唐史的兩部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書並不厚，你注意到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證新、舊兩《唐書》。如果不懂學問的人或者不耐煩的人，很容易略開他的大面積的引證。可是，只要略開他的這些引證，你就不能懂得陳先生的學問。他的每一條引證都不是無謂而引，材料舉證本身就是思想的發現。然後再看他引證之後或三言兩語、或千數百字的疏通引論，所引證材料的生命力便粲然釋放出來。因此可以講，他的關於隋唐史的兩部著作，既是史學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時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姑且先不說其他的著述，單是這兩部書，就可以認定它們是了不起的思想文化史的大著述。包括《元白詩箋證稿》，雖然是對以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文為中心的文史考證，以元、白兩詩人作為研究對象，但是裡面的內容，實際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和社會風俗史，研究中晚唐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以及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知識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心理、個性、面貌所呈現的變化。

陳寅恪先生的學問與學說所以有力量，與他是一位思想家有很大關係。除此之外，還由於他的學問裡面有一種頂天立地、獨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學行經歷，體現了一般知識人士所不具備的節操和氣節。這就是他晚年在給蔣秉南先生贈序中所講的「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以及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蓋亦指此義。還有他在給楊樹達先生的著述所寫的序言里講的，「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為學從來不「藉時會毫末之助」，「貶斥勢利，尊祟氣節」，這是陳學最富光彩的精神層面。他的學問充滿了恆定的精神信仰力量。

他的學問之所以有力量，也還由於他的著作裡面蘊含有深沉的家國之情。我很喜歡他1965年寫的《讀清史后妃傳有感於珍妃事》那首詩，其中有兩句寫的是：「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這兩句詩是陳先生整個詩歌創作的主題曲，也是打開他著作寶庫的一把鑰匙。因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國之情緊密聯繫在一起。他的很多詩里都有類似的情結的流露。「頻年家國損朱顏，鏡里愁心鎖疊山」、「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他的眼淚都哭幹了。所以哭干，是由於深沉的家國之情，這是他一生精神脈絡之所從出。

而他的學問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優美的家風門風使然。「優美之門風」這句話，是陳先生在他的著作裡面，講到漢以後的學術發展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剛才提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著作，其實此兩部著作非常強調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習作用。陳寅恪先生對中國學術思想史有一個重要假設，即認為漢以後的學校制度廢弛，學術中心逐漸由官學轉移到家族。但「家族復限於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版，第20頁）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於：「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因此可以說，魏晉南北朝以後，如果沒有家學傳統，就沒有學術思想的建立。

當然很遺憾，晚清到民國這一百年以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不必講，最大的問題就是家庭與家族的解體。家庭與家族的解體，便談不上學術的傳承了。所以我們特別珍惜義寧之學的傳承沒有斷絕。文化傳承有三個渠道，一個是家族，一個是學校，還有一個是宗教系統。宗教系統在中國不是那麼發達，這是另外的問題，這裡暫且不講。學校系統，現代的學校制度基本上是知識教育，遺漏了「傳道」的內容，致使問題重重。所以中國文化的傳承，家族的傳承特別重要。但在今天講此一渠道的文化傳承，無異於緣木求魚。相反文化衰落的跡象不時出現，這跟家族的解體、士族文化之不傳直接相關。但是我們慶幸，義寧之學有陳先生這樣的當代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學者，陳氏家族的精神傳統和文脈完全承繼下來並有所光大。義寧之學不是陳寅恪先生一代之學，從陳偉琳先生讀陽明書而發為感嘆開始，到陳寶箴再到陳三立在晚清以至民國的思想人格建樹，最後到陳三立後面的大家常講的一些傑出的人物，包括陳師曾、陳隆恪以及廬山植物園的創建者陳封懷先生，都是如此。

我最近出版一本書，叫《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探討從1895年到1898年，陳寶箴在陳三立的襄助之下如何推動湖南的變革維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國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維新變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殺，康、梁被通緝，陳寶箴和陳三立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當時跟隨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參與改革的諸多人物，梁啟超、譚嗣同不必說，包括黃遵憲、熊希齡、皮錫瑞，也都受到了處分。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陳氏家族的悲劇。陳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內心常常充滿苦痛，他的苦痛不是個人的苦痛，而是家國興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學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記憶有關，而陳寅恪先生內心的苦痛，據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劇有深切的關聯。所以他的詩里經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連在一起。所謂「兒郎涑水空文藻，家國沅湘總淚流」、「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等等，就是指此。

寅老何以有此種深層情緒的不可遏止的流露？僅僅是由於祖父和父親受到了處分嗎？不是的。他這個苦痛，是因為對家國有更大的關切。因為在陳先生看來，陳寶箴和陳三立在戊戌變法時期的變革主張，屬於「漸變」，是穩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們的主張行事，最後推薦張之洞到朝廷主持變法，由於慈禧太后喜歡張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間的矛盾，發展到完全對立衝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變法得以善終的話，後來的中國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變亂。這就是陳先生的苦痛之所從出。1898年底，受處分的陳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後來陳寶箴築廬西山，陳氏父子回憶湖南變革的不幸遭遇，孤燈對坐，仰天長噓，這種情境下的心理情緒絕對不是個人的處境問題，而是對整個國家前途的憂思。陳寶箴、陳三立以及陳寅恪先生的深情，其實就是家國之情。

陳先生學問的了不起，他的學說的力量，還有一點，陳先生對古人——我們可以引申為對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學說——持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的態度。這一思想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他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時講的，我們可以看出陳先生內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後生輕薄古人，陳先生不持這種態度。這個非常之難啊！對歷史上的一些人物，陳先生總是有一種「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別傳》，很多人奇怪，包括一些老輩，很納悶陳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我認為這是陳先生一生當中最大的著述，絕對不是簡單地為一位古代的特殊女子立傳，而是「借傳修史」，以「驚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寫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遺憾陳先生沒有寫出一部通史來，其實《柳如是別傳》這部書的學術價值，遠遠超過一部所謂通史的價值。這部書對明清時期眾多歷史人物那種恰當的評價，那種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們讀後非常感動。女主人公後來婚配給晚明的文壇領袖、有「當代李杜」之稱的錢謙益，一個很有資格做宰相的人，由於天時人際的關係，宰相沒有當成，告老還鄉。他是江蘇常熟人，後來他一個關鍵表現是1644年清兵入關，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權，是為南明。錢謙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閣了，成為禮部尚書。柳如是跟錢謙益一道從常熟來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揚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盡而死，結果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一位是詩文名氣特別大的錢謙益，另一位是大書法家王鐸。但是，柳如是並沒有投降，錢謙益「循例北遷」，去了北京，柳如是沒有跟去，獨自留在南京，後來又回到常熟。陳先生講她是一個奇女子，是一個民族英雄，這樣講看來不為過。錢謙益在北京也沒有戀棧，很快告病南歸，回到常熟。在他晚年的整個生活當中，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在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雖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後期的反清復明舉動對他的投降行為在精神上有所彌補。陳先生對錢謙益這種前後兩重人格的表現，作了很多具體分析，指出其降清固然是一生污點，但後來的悔過，其情可憫，應給予「了解之同情」。而且即使對於王鐸，也承認他的書法很好，堪稱「絕藝」。陳先生對於古人、對於古人的學說，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態度，陳先生的這一學說，可以說千古不磨，反映出義寧之學的淵雅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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