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錯案件數量增加，凸顯檢察監督成效

據新華社報道，在剛過去的2018年刑事檢察工作中，我國檢察機關堅持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嚴格罪與非罪標準，嚴格按照法定標準審查批捕、審查起訴，依法決定不批捕29萬餘人，不起訴14萬餘人，同比分別上升10.8%和22.3%；對認為確有錯誤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訴8504件，同比上升7.2%；監督糾正不當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3.9萬人，同比上升38.9%。

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其實每一個都與司法正義休戚相關。比如，檢察機關對29萬餘人作出不批捕的決定，意味著這些當事人的人身自由不被強行限制。再如，檢察機關對14萬餘人決定不起訴，這意味著這些當事人將免於受到刑事責任追究。

或許，對於抽象的數字公眾難以感受到檢察監督的力度。但聚焦到一個個案件中，檢察機關的檢察監督力量就可見不一般了。比如崑山反殺案，正是因為江蘇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支持公安機關認定於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從而成功激活了公民的無限防衛權。在張文中案中，正是因為檢察機關同步審查監督，張文中被改判無罪，讓保護產權和企業家精神進入司法實踐。這些「峰迴路轉」的案件，離不開檢察機關的監督、糾錯。

誠然，依法履行法律監督，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也明確，檢察機關有「對有關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對刑事案件進行審查，批准或者決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對刑事案件進行審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對決定提起公訴的案件支持公訴」「對判決、裁定等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工作」「對監獄、看守所的執法活動」等監督職權。之所以為檢察監督立法，目的是以權力制約來保證司法公正，而真正的制約，就不能是「和風細雨」。

客觀而論，檢察監督的存在，以及職能作用的積極發揮，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司法效率有所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正是因為有了檢察監督這一「制約性」法治角色，既能「事先把關」，又可「事後糾錯」，不僅給當事人以個案的公平正義，更有利於防止偵查機關、審判機關、司法機關等出現偏差，或將錯誤影響降至最低。換句話說，檢察監督「指標」的同比增多，不僅說明了法律監督正常，更證明了整個司法體系的運行健康。

當然，司法正義的實現，不能光靠檢察監督「一枝獨秀」，立法監督、公民監督和輿論監督等，也是監督司法的重要力量。在充分發揮檢察機關作用的同時，也應加強各種監督力量的整合與保障，讓司法更加透明、公平、公正，從而讓公眾感受到更多的司法正義。

（來源：新京報 新京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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