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鳳祥：周朝宋國與王室關係芻議
宋國從公元前1040年微子啟建國，至公元前286年亡國，存世754年。宋國作為殷商之後、「亡國之餘」，卻被封為「公」爵，且周王以客禮待之。宋國這一特殊身份以及與周王室的特殊關係，決定了它在周代諸侯國中的特殊地位，並且直接影響著其對外交往的策略。
一、微子啟受封與《微子之命》——周宋之間特殊關係的基礎
周初先後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分封，所封諸候國數量很多，但具體封國數目，很難找到確切數字。據《荀子·儒效》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1］60；《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2］1494-1495《呂氏春秋·觀世》：「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3］957周初分封的同姓諸侯，都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後裔。《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2］420-423周初所封異姓諸侯，有些是周王的親屬，有些是歸附周朝的小國首領，即所謂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後裔。
在封國中，最重要的是衛、魯、晉、齊、燕、宋等國。這些封國之君都是周王最親信的人：衛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國，魯是武王弟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國，晉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國，齊是太公呂望的封國，燕是周貴族召公奭的封國。他們都統治著一方要害之地。宋國之封，尚有曲折。武王滅商後，先封紂王之子武庚於商舊都，後武庚叛亂被處死，周成王乃另封紂王庶兄微子啟於宋，都宋城（今河南商丘），以奉商朝的宗祀。《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4］132
周初大分封，宋國是主要的諸侯封國，享有公爵待遇，說明了周公對殷商舊貴族微子啟的看重。但是，宋國封地並不在殷商王畿之內，而是在較為偏遠的豫東商丘一代。周朝統治者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政治意圖的。原殷商王畿所在之地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周初為加強對殷商遺民的控制，武王分封商王紂之子武庚於商都，為防止親商諸侯及商民反叛，命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監管，總稱三監。後來武庚煽動三監作亂以抗周公，周公以成王命率軍東征，伐朝歌叛軍，武庚兵敗被誅。周公又殺管叔、放蔡叔、貶霍叔，將朝歌「殷頑」遷於洛陽管教，史稱「武庚之亂」。「武庚之亂」引起了周族統治者對傳統管理模式的反思，從而採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體措施有二：一是「遷徙殷族遺民」政策，即將殷族及其聯盟集團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毀其族群的集團力量；二是「同姓同宗分封」政策，即將周民族的血脈後裔分封到全國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動著周民族的血液。這種管理模式的革新，體現了周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統治謀略。這樣做使封國之內出現了地緣管理，這種地緣管理並不是獨立失控的，而是被控制在同宗血緣管理之下的［5］，它改變了西周初封時看似有序實則無章的狀態，王朝的統治也因之得以鞏固。
戰國以前，興亡繼絕是所有貴族應該遵守的原則。新王朝建立，首先要做好三件大事:分封滅亡之國；承繼絕祀的世族；提拔隱逸的人才，授之官爵。如此，天下歸心，即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6］208。遵守這一原則，周滅商後，為了不絕其祀，先立紂王之子武庚。後來武庚反叛被平，乃改立微子啟。這次分封，是周公、成王在武王分封的基礎上再次大規模分封諸侯。為了避免故事重演，周公便把微子啟分封到遠離殷商王畿的宋地，將一部分殷商遺民交給他去統治，並作《微子之命》進行訓誡：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於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7］520-522
從命辭中可以看出，周公對微子啟遵循成湯賢德之道予以高度表彰，並以賓禮待之。孔穎達《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於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7］181此賓禮到春秋時期的宋國仍世代享有。命辭首先讚頌微子啟品質之美及其祖先商湯之聖明，作為商湯美德的繼承者，微子啟是周王室的貴賓，理應居於上公的地位。最後提出希望，要求微子啟率領殷商遺民效忠周王室，不要錯失周王的恩寵，可謂恩威並用。
宋國地處四戰之地，大平原無險可守。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對宋國的戰略地位進行了評價：「周室棋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於宋。豈非懲創當日武庚國於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丘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為患哉。」［8］529很顯然，正是基於武庚叛亂之前鑒，周公才把殷商舊貴族微子啟分封在無以「據險為患」的商丘一帶。這只是周王室「遷徙殷族遺民」政策的一部分。為了徹底分散殷商舊勢力，達到使其不能聚眾為患的目的，周公又將頑抗不服的殷商遺民分別遷往成周（今河南洛陽）和一些小諸侯國所在地，「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4］1589，也就是殷都朝歌附近，賜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等殷民七族；封伯禽於魯(今河南魯山縣)，後遷奄國舊地(今山東曲阜)立魯國，賜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2］1536-1538。放眼四望，宋國周圍皆為姬姓封國，在重重包圍之下，可以看出其自由發展的空間極其有限。而《微子之命》的諄諄教誨和聲聲告誡，也一直深深影響著宋國的始封之君微子啟乃至春秋一世的宋國國君，其邦交活動也因此呈現出複雜多變的特點。
二、既是主客又是君臣——周宋關係在實踐中的變數
商朝滅亡後，微子啟能以「亡國之餘」而受封於宋地，且享有「公國」之尊，在周初也只有周公的封國魯國可以與之比肩。這一點，不得不令其他諸侯國羨慕和高看。但正如前所述，公爵的地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尊重，周民族對商民族的仇視不可能不殃及殷商後裔。《詩·商頌譜》載：「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9］1431周人視商宋為敵，對商宋之事，能不書就不書，不得不書時，則極力蔽之略之，周人「不斷地仇視殷人，而殷民族也不斷地仇視周民族」［10］280。正是因為周王室對宋國心存芥蒂並懷有敵視心態，所以才將其置於眾多諸侯國和自己的嚴密監控之下，限制其向外拓展和發展壯大。
由於宋國的特殊身份，春秋一世，宋國在行為處事尤其是在與周王室的交往中，時常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心態：「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11］84這種雙重心態造成了宋國從建國初就與周王室的關係非常複雜，而且直接影響了宋國在諸侯國中的處事規則。
首先，宋國作為周的封國，必須臣服於天下共主——周王，以君臣之禮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
按照周禮，各諸侯對周王室一項最重要的義務就是定期朝覲，其目的在於明君臣之義，通上下之情。《周禮·秋官·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12］992這是從天子的角度而言。而對諸侯來說，朝拜周王，實際上就是以下級「封君」的身份向上級「共主」述職，即《孟子·梁惠王下》所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13］33。至於多長時間一次，則根據距離周王室遠近而定。原則上，在王畿之內的諸侯一年應朝覲四次；封於遠方的諸侯則分為「六服」，朝覲的時間以各自服數不同而不同。周王是天下的共主，諸侯是否朝覲，是關乎王朝的大事，所以，周王對此非常看重。
入春秋以後，周王朝實力下降，周王對各諸侯的控制能力也逐漸減弱，周禮亦漸漸偏廢，各諸侯國開始輕視周王朝，不把周王放在眼裡。宋國國君也不再定期朝覲周天子，君臣關係趨於鬆弛。但是周王畢竟是幾百年的天下「共主」，它的存在仍象徵著傳統秩序的存在。「朝王」合乎禮制，「不朝王」則屬於無禮，故《左傳》云：「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2］60鄭伯，就是鄭莊公，因為鄭國是伯爵，故稱其為鄭伯。公元前715年，鄭伯帶齊國國君一同朝覲周王，這是符合周朝朝拜制度的。如果不按時朝見周王，就被認為是不尊敬周王，周王就要出兵討伐。在鄭、齊兩君朝王的第二年，就發生一起「不朝王」的事件，當事者就是宋國。《左傳·隱公九年》云：「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接著是伐宋的王命遍告各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2］65。這一記載是說宋國國君不朝拜周王，周王下發命令討伐宋國，並讓鄭莊公以王左卿士的職位擔當這次討伐的統領。通過這件事情可以看出，雖然周王室控制諸侯的能力有所下降，但是「不朝王」的宋國仍然在輿論上受到君臣關係的制約，所以才給了其他諸侯國以口實而遭討伐。
前述《微子之命》是周王對封國宋君微子啟的「封命之書」，命辭中周王除了盛讚微子啟及其祖先商湯之聖明美德外，還特彆強調了微子啟要「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即作為封國輔佐周王室，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公元前717年，「冬，京師來告飢，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2］51。魯隱公為解周困，「請糴於宋」，被認為是合乎「禮」的，合乎禮制，宋國應當責無旁貸。公元前510年，諸侯營建成周城牆，宋國以「滕、薛、郳，吾役也」為借口，強迫這3個小國為其代役，薛國太宰認為宋國違禮，很氣憤並抱怨道：「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2］1523由此可見，宋國雖然身份特殊，但也和其他諸侯國一樣，有向周王室交納一定的貢賦、服勞役等義務。
其次，與其他諸侯國一起拱衛周王室，積极參加有關王室事務的盟會、征伐等重大政治、軍事活動。
諸侯封國除了對周王有定期朝覲、繳納貢賦、當差服役的義務外，還有夾輔周王室，與諸侯霸主共謀王政的責任。宋國在處理周、宋關係上表現得比較主動，凡是有關周王室事務的諸侯盟會，宋國都會積极參加。比如，「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榖梁傳》：「同尊周也。」［14］93諸侯國之間進行的多邊合作一般通過「盟會」來進行，盟會的主要目的就是組成大國之間的同盟，以「尊王」的名義干預王政，即所謂「同尊周也」。據《春秋》記載，公元前655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2］301。《左傳》進一步闡釋說：「會於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杜預註：「惠王以惠後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孔穎達疏：「七年，惠王崩，襄王畏子帶，不敢發喪。知此時有廢大子之意。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定其位，安王國也。」［15］341當時，周惠王的王后寵愛王子帶，欲立王子帶為太子，於是，霸主齊桓公組織了這次有魯僖公、宋桓公等諸侯國君參加的首止之會，會上諸侯會見了周王太子鄭，目的就是通過尊太子而安定周王室，平息周王室的繼承權之爭。又如，《春秋》魯僖公八年（公元前652年）：「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2］320《左傳》釋曰：「盟於洮，謀王室也。」［2］321「謀王室」就是為周王室出謀劃策，參與或干預王室事務。這次盟會，是為了共謀平定王室之難，擁立姬鄭為天子，是為周襄王。再如，據《春秋》記載，公元前517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黃父。」［2］1454《左傳》釋曰：「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2］1457魯國的子大叔和晉國趙鞅、宋國樂大心等在黃父（今山西翼城縣）會見，這是為了商量安定王室。趙鞅代周王命令各國為周天子運送糧食，並組織軍隊勤王。據《左傳》記載，除了以上幾次重要的盟會活動外，春秋時期，宋國還多次參與了由諸侯霸主或者強國主持的盟會，分別在隱公八年（公元前715年）、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成公五年（公元前586年）、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等年份。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前期，周王室和諸侯盟主非常看重盟會之舉，背盟必討。公元前681年，齊桓公舉行北杏會盟，「宋人背北杏之會」，第二年，「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杜預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2］195-196清人何焯評曰：「討背盟而挾天子以臨之。」［16］159因為宋國有背盟約之舉，所以齊桓公以周王名義興師問罪。
除了參與重要的盟會活動外，諸侯之於周王室還負有協同征伐、出兵勤王的義務。比如，公元前656年，齊國聯合魯、宋、陳、衛、鄭、許、曹八國之師共伐楚國，楚成王興師問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2］289-291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楚國沒有按時向周王繳納貢物，所以，齊桓公以夾輔周王室的名義，聯合諸侯向楚國興師問罪。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變成了「自諸侯出」，諸侯霸主和強國總是打著「尊王」的名義發動侵伐戰爭。「尊王」雖然只是個招牌，卻是一件合「禮」的外衣，因此這些重要的征伐活動，宋國也都積极參与。比如，公元前656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2］287。公元前578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2］859。此外，據《左傳》記載，隱公四年（公元前719年）、桓公十六年（公元前696年）、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等，宋國也都參加了此類征伐活動。
最後，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隨著各諸侯強國相繼稱雄稱霸，宋國也力求擺脫周禮的羈絆。
宋是以殷商遺民為主而建立的國家，周王室對始封之君微子啟非常尊重，以尊貴的客人身份看待微子啟，《毛詩·周頌·有客》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9］1340-1341孔穎達疏引《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9］1339《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永事先祖。」［17］366周與宋的主客關係，決定了宋在周代諸侯國中具有特殊地位，這種優越的地位一直延續到春秋時期。春秋以來，王室衰微，強國稱雄，宋國也試圖利用和周王室的特殊關係以抬高自己在諸侯國中的地位，並盡量逃避其作為周朝封國的義務，力求擺脫周禮的束縛。
公元前636年，宋成公經過鄭國，鄭文公向皇武子詢問接待禮儀：「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杜預註：「有事，宗廟事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宋吊周喪，王特拜謝之。」［15］424皇武子之所以認為接待宋君應當比接待一般諸侯隆重些，是因為「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即意味著宋君與眾多的姬姓諸侯應當有所區別，而一些諸侯也的確因此對宋另眼相待，就像宋成公受到鄭國高規格的禮儀接待一樣。因此，宋國便充分凸顯和利用這種特殊地位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春秋時期，在諸侯與周王或霸主的經濟關係上，爵位是衡量貢賦輕重的主要依據，如《禮記·月令》雲:「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杜預註：「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18］563按照周禮的相關制度，諸侯必須按照爵秩高低向王室繳納相應數量的貢賦，爵位愈尊，貢賦愈重。宋國為公爵，按周制本應承擔更多的貢賦和責任，但是宋國卻以其「先代之後」「於周為客」的特殊身份，逃避其身為周朝封國的義務，且態度堅決、蠻橫。比如，公元前517年，東周王子朝之亂時，為了商量安定王室，趙簡子命令諸侯的大夫向周敬王輸送糧食。宋國執政樂大心拒不執行命令，反駁說：「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15］1455《公羊傳》隱公三年何休註：「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19］39可見，宋國正是基於自己與周王朝的特殊關係，才拒不按照周制實行班貢制度和承擔責任，而試圖以此擺脫周禮的羈絆，抬高自己在諸侯國中的地位，從而贏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這才是宋國的真正目的。
宋國被封為公國，一方面周王以客禮待宋，這讓其他諸侯國既羨慕又嫉妒；另一方面宋國為異姓諸侯國，且是「亡國之餘」，這又讓其他諸侯國輕看甚至鄙視。宋國的特殊身份在實踐中常常會使自己陷於兩難境地，這也深深影響著與其他諸侯國的邦交活動。如前所述，公元前510年，晉國召集各諸侯國為周築城，宋國不想承擔為周築城的勞役，而讓他的附庸國滕、薛、兒（小邾）代替服役，因而引起了薛國的抱怨，宋國的仲幾卻說：「為宋役，亦其職也。」［2］1524非常理直氣壯。但是，大國霸主是不會理會宋國這一套的。後來晉國大夫士彌牟規勸仲幾，仲幾仍為宋國辯理，士彌牟乾脆把仲幾抓了起來，並送到京師問罪。仲幾依仗宋國的特殊身份，對其他諸侯頤指氣使、大擺派頭，結果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境地。
綜上所述，在世衰道微、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宋國憑藉和周王室的特殊關係，在與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的相處中，極力擺脫周王室加在其身上的禮制規範的束縛，可以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突破了周禮的制約。春秋一世，宋國先後經歷了宋襄公圖霸的強盛，發起和主持了兩次「弭兵」大會，並儘可能參與周王室的各種事務。這些邦交活動的開展，不僅有助於宋國和各諸侯國的友好相處，而且提高了自己的聲望和地位。至春秋末期宋景公時，對外展開一系列軍事行動，滅曹、侵鄭、拘執小邾子，周邊弱小侯國受到震懾，宋國成為一方小霸。姬姓曹國為宋所滅，此可謂宋國對王室關係的一次嚴重挑戰和突破。至戰國時代宋君戴偃自立為王，宋國終於突破了與周王室關係的極限，而且嚴重挑戰七雄當政的秩序，這也就為自己敲響了滅亡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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