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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道德的勇氣

此文寫於1938年初,當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作者有感當時社會形勢,呼籲年輕大學生養成道德的勇氣,並給出四條具體的培養辦法,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一股人格提升的力量

要建立新人觀,第一必須要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哪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劃,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決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決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煉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得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到「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王,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為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鍛煉才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能否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決不會對於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決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似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只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歡喜,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係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煉。《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煉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

(一)知識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里而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練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劃、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只是他把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僅有知識的陶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佔有慾(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要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傭人豬餵了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說:「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佔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煉。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只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幾十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決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只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哪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閑談。我說,我們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文天祥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二萬入衛。元朝伯顏函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嶺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特留下千秋萬世的光芒,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的充分表現。

文天祥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決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只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閱讀延伸

《中國人的品格》

作者介紹: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浙江紹興柯橋鎮江頭人[1]。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2]和命名者,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父傳珍,曾任江西進賢等縣知縣,思想比較進步,家倫幼年就受其父影響。早年求學於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是蔡元培的學生。

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1]。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1]。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唯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

民國年間,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之職。南京大學今天的校訓「誠、朴、雄、偉」,就是由羅家倫所提出。1949年赴台灣,先後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國國民黨史會主任委員、中國筆會會長、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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