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道德聖人嗎？
Amused To Death
Amused To Death
Roger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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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作為一個納粹黨黨員，一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曾挽救了眾多猶太人的生命，但這也並不妨礙他揮霍無度、花天酒地的生活。沒有那種「非此即彼」的道德觀——當然，在此觀念中，也要注意「不道德」和「非道德」的區分。在本文作者看來，有效的利他行為和獨享一瓶紅酒並不矛盾，他反對的是那種苦行式的道德綁架，其潛在邏輯在於，既然我如此要求自己，那麼我身邊的人也要按照這種標準行事。
文/Daniel Callcut
譯/苦山
校對/喬琦
原文/aeon.co/essays/why-it-is-better-not-to-aim-at-being-morally-perfect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不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gus R Shamal/Gallery Stock
「我很高興，」備受讚譽的美國哲學家蘇珊·沃爾夫（Susan Wolf）如是寫道，「不論我本人，還是我最親近的人，都不是『道德聖人』。」這一宣言見於沃爾夫某篇代表性隨筆的開篇，隨筆中，她構想了在道德層面達到完美會是什麼樣。假如你順著沃爾夫的思想實驗走下去，得出和她一樣的結論，就會發現這個實驗能將人救出道德完美的陷阱。
沃爾夫的文章《道德聖人》（Moral Saints，1982）設想了兩種不同模式的道德聖人，她將它們分別命名為仁愛聖人（Loving Saint）與理性聖人（Rational Saint）。據沃爾夫描述，仁愛聖人總是快快樂樂地做出最符合道德的事：這樣的人生並非沒有樂趣，但道德考量是其絕無錯誤也不可動搖的核心。我們可以認為仁愛聖人是那種快活地賣光自己家當、把收入捐給饑荒救濟會的人。理性聖人同樣為道義奉獻一切，但並非出於一種博愛的心態，而是源自責任感。
身邊有個仁愛聖人可能比理性聖人更有趣些，但也有可能更讓人抓狂，這取決於你的脾氣如何。仁愛聖人時刻都很快樂，這會讓她更好相處，還是會把你逼到崩潰邊緣？事實上，美國學者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從佛教教義引申出了一條建議，教導人們「快樂地參與到人世間的苦痛中去」，而仁愛聖人在這點上做到了極致：但你也許會發現，在面對世上最可怕的經歷時，仍然保持這樣的快樂是愚蠢或不恰當的。另一方面，理性聖人孜孜不倦地履行自己的責任，可能也會讓同伴覺得難以忍受。
電影《關於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劇照。圖源：豆瓣電影
如果你自己並非聖賢，這兩種道德聖人都很有可能給你帶來困擾。他們會不會持續不斷地打擾你，要求你付出更多？他們或許加入了有效利他主義運動（effective altruism），翻來覆去地建議你用最有效的方式來支配時間和可支配收入，以此幫助他人。
假如有人把大部分閑暇時間用來打電玩而非關注樂施會（譯者註：Oxfam，國際發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組織，1942年成立於英國牛津），假如有人將大把閑錢花在紅酒、巧克力這種奢侈品上，而非捐助給他人解決基本溫飽，這樣的人會給你帶來什麼感受？如果一個人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道德上，就很容易讓你感到愧疚，你願意和這樣的人交朋友嗎？
沃爾夫提出，如果一個人極度渴望成為道德聖人，也許會讓自己變成周圍人生活中的噩夢。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在他的小說《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2001）中誇張地描繪了這一場景。但真正的聖人自然無比善良得體，或許不願你一直感到不自在：這麼做有什麼好的呢？實際上，真正的聖人難道不應該是非常敏感的人嗎？他們對於自己給你生活造成的影響理應十分清楚，就像他們明白自己給整個世界造成了多大影響一樣。
沃爾夫認為，如果真是如此，新的問題就來了：道德聖人將不得不隱瞞對於你的道德層次的真實看法。不僅如此，按沃爾夫所言，若你講了個違背道德的、憤世嫉俗的笑話，他們能真心地笑出聲嗎？說到底，他們有空和你一起出門閑逛嗎？如果他們道德上完美無瑕，那必然有比逛街重要得多的事要做。
對於全心全意追求最高道德成就的人而言，有太多事物難以融入人生，朋友只是其中之一。假使道德聖人是完美的，他/她能把時間「浪費」在看電影、電視上嗎？會花錢享受美食或旅遊嗎？會把精力用在運動、觀鳥或遠足上，而非去做更嚴肅要緊的事嗎？他們肯定沒時間去劇院看戲，也沒心思蜷在被窩、沙發里享受讀一本好書的樂趣。
據說王爾德（Oscar Wilde）在論及社會主義時曾說，極端利他主義的問題在於它佔用了太多美好的夜晚。如果恰好和手頭的道德項目有關，道德聖人也許能找到時間做這些事：比如說，在慈善募款活動上看體育比賽，或是在前往急需援助的熱點爭議地區的途中欣賞風景。但倘若生命中唯一的目標就是儘可能多行善事，那麼這些經歷只能視作幸運的額外好處。
假如你沒時間交友、娛樂、欣賞藝術或是觀賞野生動物，那你就錯過了沃爾夫所說的生命中非道德的那部分。沃爾夫並非在暗示非道德等同於不道德：僅僅因為某件事物與道德完全無關（例如打網球）並不意味著它就因此是道德敗壞的。重點在於，從直覺上來看，道德關注的是諸如平等對待他人和試圖減輕折磨這類議題。這些當然是好事：但和友人外出度假、去阿拉斯加雨林探險，或享受咖喱的美味也都是好事。道德上的善只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如果你將道德視為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物，那你的人生很可能在非道德層面上是極度貧瘠的。這意味著你錯過了太多東西。
1846年，18歲的列夫·托爾斯泰在一次自慰過後，終於嘗試了一次性交易。他找了一個年齡偏大價格便宜的女人結束了自己的童貞，之後他在一篇日記里大罵自己，並詛咒女人：「誰是我們身上淫蕩放縱的根源，難道不是女人嗎？」圖源：Famous Biographies
沃爾夫設想仁愛聖人的生活中不存在任何非道德的美好事物，並且他們對此全然滿足。這種徹底禁慾的道德生活——沒有友人、沒有愛好，沒有任何讓人從道德事業分心的干擾——對仁愛聖人而言，並不以幸福為代價。但沃爾夫很好奇這是怎麼做到的。難道仁愛聖人看不到他所錯過的一切么？假如他能意識到，這怎麼能不影響他的幸福呢？
沃爾夫提出，或許仁愛聖人缺失了一部分感知力：一種看清生命中不只有道德的能力。這可能解釋了仁愛聖人能一直保持快樂的原因。與之相對的是，沃爾夫不覺得理性聖人對自己錯過了人生中一塊巨大區域一無所知。沃爾夫猜測理性聖人僅憑一股責任感撐過了貧瘠的一生。可為什麼要做到這種地步，把全部生命都獻給道德事業，不顧其他一切呢？沃爾夫給出的答案讓理性聖人也顯得不那麼理性了：也許他們的行為源自自我厭惡和（或）對罪罰的病理性恐懼。
沃爾夫的兩種道德聖人版本建立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影響最深遠的兩個道德哲學流派之上：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催生了沃爾夫的仁愛聖人）和康德哲學（Kantianism，催生了理性聖人）。沃爾夫問，如果你在生活中將這些道德觀推到極致，你的人生會變成怎樣？沃爾夫認為，如果徹底按這兩種世界觀生活，不論哪種都讓人難以心嚮往之：如我們所見，這兩種世界觀各自構建了一種美好生活的願景，它們意味著全身心地為他人的需要付出，沒有一點時間供個人去享受生命中許多非道德的美好事物——事實上，它們意味著個人根本沒有時間過自己的生活。引用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話來說就是，你將把自己的全部存在用來充當道德體系的僕役。
啟蒙時代著名德意志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圖源：Media Ethics in the Morning
如果「美好生活」這個說法的意義變得模糊不清，那麼現代道德一定出了問題。
功利主義和康德哲學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不很重視、甚至根本不重視個人幸福。功利主義哲學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如果多數人的需要要求你做出巨大的個人犧牲，包括犧牲個人的幸福，那你就必須這麼做。沃爾夫的假想是正確的，一個完美的功利主義者，一個仁愛聖人，確實會是個幸福的人：這也確實是最理想的狀態。
但沒有人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個人幸福或美好人生才成為功利主義者的，這不是功利主義道德觀的要義。和數十億有知性的生命相比，你個人的幸福不過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滴。如果為了普遍之善行正確之事——比如賣掉你的主要資產，將收入全數用於慈善行為——讓你感到不幸福，那真可惜，但正確之事就是正確之事，並不因你不快樂而改變。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1889-1951）。圖源：The TLS
康德式的道德觀對個人幸福則更不在乎。康德哲學這個詞因18世紀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而得名，這一哲學流派強調我們對其他理性生物的理性責任（因此沃爾夫創造了「理性聖人」這一標籤）。之所以做正確的事，是因為這是你對他人的責任，而非因為這能讓你幸福。倘若其他理性生物需要我們的援助——例如他們正陷於饑荒，或正遭受壓迫——那我們就有義務幫助他們，正如當我們處於同樣處境時，他們也有義務幫助我們一樣。康德的確認為，有道德的人值得獲得幸福，但也僅止於此。這讓人不由得推測，假如康德活得夠長，聽到20世紀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這句話：「我不知道我們為何存在於此世，但我很確定，我們不是為了來享受生活的」，他應該會喜歡的。
如果將現代道德理論視作理想來遵循，得出的人生前景卻並不吸引人，你可能會覺得這些理論本身就有問題。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全面的「美好生活」的概念。事實上，你甚至可以認為，「美好生活」這一說法的含義變得模糊不清，這是現代道德（理論和規範）出了大問題的徵兆。
這個說法之所以變得意義含糊，是因為你不得不問：你所說的「美好生活」是指道德完善的生活還是最讓人嚮往的人生？前者或許讓人聯想到照料窮人的畫面，後者則讓人想起把玩一杯香檳的場景。道德良善的人生已然和無私利他主義的生活畫上等號，最令人嚮往的生活則被等同於以自我為中心的、追求享樂的人生。於是，美好生活的含義被分裂為兩個南轅北轍的方向，這一巨大分歧似乎也引發了擔憂。
電影《戲夢巴黎》（The Dreamers，2003）劇照。圖源：豆瓣電影
這些反思（以及其他思考）或許會把人引向古希臘道德倫理觀的方向，以尋求分歧發生前的觀點。古希臘時期，以亞里士多德為首的許多著名哲學家秉持著既不鼓勵自私也不鼓吹無私的倫理觀：最佳的人生模式應是關心他人，愉快地參與到他人的生活中，但沒有必要一視同仁地對待陌生人的需求，為其無私奉獻。
當時的倫理學更關注如何成為一個良友，而非如何拯救世界。就如美好的友誼一般，這種倫理學對你、對他人都是有益的。亞里士多德倫理觀的核心是以雙贏為最終目的。簡而言之，最好的倫理生活就是最值得嚮往的生活，而我們的社交本性正是在和他人共同的幸福生活中得到實現。於是，諸如亞里士多德倫理觀這樣的古代倫理觀就使道德和個人幸福之間的分歧消弭於無形。
在使用負面或消極辭彙描繪道德聖人時，沃爾夫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在推崇人們回歸亞里士多德等人的道德倫理觀。但在仔細閱讀《道德聖人》一文後，可以清楚看到沃爾夫並無此意。現代道德發展至今，已經將對陌生人的廣泛責任也涵蓋在內，而沃爾夫無意改變這一點。她很樂意讓現代道德的概念維持現狀：高度利他、不偏不倚、無所不包。確實，道德關懷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的生活，這點並沒有錯；並且，陌生人的生命在道德層面上和你親近之人的生命同樣重要，這點也沒有錯。
沃爾夫注意到，如今的世界如此糟糕，以至於有太多道德工作等待著人們去完成，足以耗費一個人的一生。人可以成為，或志在成為道德聖人。但在沃爾夫看來，這並非拒絕現代道德的理由。她認為現代道德反映出，人們應划出一道界限，來區分「道德要求你做的事」和「道德上值得稱讚但並未要求你做的事」【哲學家們有時稱其為「超義務之事」（supererogatory）】。道德並不強求你變為道德聖人。道德也不要求你在道德之外沒有任何利益追求。你有自己的人生。擁有自己的生活並不意味著你不重視道德，也不意味著你已經放棄嘗試成為一個得體善良的人。
選擇不做聖人並不意味著你自動成了罪人，「非聖人即罪人」這種想法是個陷阱。而且，這自有其道德含義：拒絕追求滿分道德也並非滿足於低分的借口。在《道德聖人》中，沃爾夫對道德聖人作出了批判，而若正確地理解它，它也同樣是對道德的辯護。她構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案例，以此拒絕一種全然由道德需求引導的生活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希望在揚棄道德聖人時一同拋棄道德本身。
你不必做到道德完美，也能成為極其出色的人。
沃爾夫哲學理論中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是，在道德理論中探尋美好生活的理想並非最明智的主意。道德概念標出了生活中的重要區域，但並沒有告訴我們關於人生的一切，也沒有教我們怎樣過好人生。因此，當我們說，如果我們將某種道德理論視作人生困惑的唯一答案，生活將會變得不那麼吸引人，這並非是對該理論的批判。這麼做是誤解了道德理論的作用。沃爾夫擺正了道德理論的位置，想要將道德哲學從某些過度的道德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任何事物都能啟發我們如何過好人生：網戀對象、某個鄰居、電視劇里的某個角色，或是一行詩句。
沃爾夫對於為個人興趣和熱情留出空間來塑造一個人的生活格外感興趣，她認為人生的意義不太可能來自道德本身。這部分是因為意義往往來自對你所愛之人的承諾，在很多情形下，你對家人和朋友的承諾會優先於你實現道德理想的承諾。就拿近期牛津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心理學研究為例：如果你很愛你的孫子，那麼你可能會首先把錢給他去修車，而非捐款給致力於抗擊瘧疾的慈善機構，哪怕後者帶來的好處更多。你不是道德完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你就是個壞人。正如沃爾夫所說，你「不必做到道德完美」，也能成為「極其出色」的人。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2103117308181）
你可能會從一項特定的道德事業中找到人生的意義——比如努力讓人們不再無家可歸——但這和在任何場合下做任何符合道德理想的事，並試圖藉此找到人生意義是不同的。誠然，你人生中的獨特個性是由你獨特的人際關係、情感和利益緊密結合而成的。沃爾夫反對當下流行的哲學思想，她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把你的生命投入到客觀美好的活動中。正如沃爾夫說過的一句精彩口號那樣：「當出於主觀的吸引力與出於客觀的吸引力相交匯時，人生的意義便產生了……」但據沃爾夫看來，通常為人生提供意義的客觀美好正是道德聖人的生活中極其缺乏的非道德美好：充滿關愛的人際關係（包括友誼）、與自然世界的親密接觸、對藝術或運動的熱愛等等。
在實際生活中，這些非道德的美好會（如哲學家們所說）以具體的形式得到體現：就我而言，充滿關愛的人際關係是我與克里斯20年的友誼；與自然世界的親密接觸是每晚在劍橋郡威肯沼澤的散步；對藝術的熱愛通過對弗里達·卡羅（譯者註：Frida Kahlo，墨西哥女畫家，以自畫像著名，許多畫作受到墨西哥自然及文化的影響）畫作的喜愛表現；對運動的熱愛則體現在每周六下午觀看足球比賽。我們每個人都會在生活中遇到主觀認為的美好事物，並為其所吸引。正如詩人尼克·萊爾德（Nick Laird ）所寫：「時間，就是你表達愛意留下的軌跡。」
自然愛好者通常不會關心抽象意義上的自然，而是關注自己直接參与的具體事件：而今沙鰻被過度捕撈，本普頓懸崖（Bempton Cliffs）上的角嘴海雀該如何生存，諸如此類。然而，你可能一開始只是熱愛角嘴海雀，最終卻加入到拯救它們的道德事業中：也許你會參與一場當地的環保運動。這可以證明，沃爾夫對道德和非道德所作的明確區分在實踐中其實是模糊的。愛可以讓你從一個只有非道德興趣的人變成一個為道德奉獻的人，而這兩者間的界限可能很難明確界定。
比如說，你可能身為一名福利專員，逐漸喜歡上你所在區域的某個特定居民。你對她的關心慢慢演變為對那些會讓她和她家人的生活變得更糟的政策的關心。你可能會開始致力於改善這些政策，並為之付出聖人一般的精力。但假如你聽取了沃爾夫的教訓，你就不會為了這一事業放棄你的全部生活。你會繼續抽出時間陪朋友，在慵懶的夏夜看著蜜蜂在薰衣草叢中嗡嗡作響，你也不會失去那種諷刺味道十足的出色幽默感。換句話說，你不會變成一個道德聖人。
丹尼爾·考爾科特（Daniel Callcut）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哲學家，《解讀伯納德·威廉姆斯》（Reading Bernard Williams，2009）一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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