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美國政府內部就蘇聯意圖的分歧和鬥爭

1986年12月15日，在準備就「伊朗門」事件向參議院解釋時，凱西突發中風。里根於1987年1月提名蓋茨接替凱西。然而，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否決了這項提名。聯邦調查局局長威廉·韋伯斯特隨後被提名並得到通過，在接下來的四年里由其執掌中情局。

韋伯斯特本人並沒有受政治爭議影響，也缺乏其前任「殺手」般的本能。蓋茨仍是中情局的第二把交椅，同時也是蘇聯問題專家。他仍然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他堅稱戈爾巴喬夫沒有改變，蘇聯仍是美國利益的威脅。而戈爾巴喬夫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改革是為了恢復甦聯力量，好更有力地對抗美國。

1987年12月，凱西去世的一年後，封閉的俱樂部——「意識形態情報」60位最突出的成員在國家戰略信息中心的支持下碰了面。其中包括往屆和當今政府的高級官員、情報官員、特工、分析師、學者、媒體、商人、國防部代表、總統外交情報諮詢委員會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會情報委員會的成員。

這次重大聚會是為了審視情報機構在「這一困難時期」的職責和功能。儘管聚會出於專業意圖，但是結果卻變得很政治。會議反對里根總統急切簽署裁軍協議，會議摘要最後寫道：「雖然蘇聯面臨社會和經濟問題，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仍將在戰略層面的若干領域變得更強。」會議還預測，在大多數與西方產生摩擦的領域，蘇聯將具備軍事上的抗衡能力。蘇聯還將通過隱蔽行動和特殊手段增強外交和政治實力。

1987年年末，當美國情報機構精英在討論蘇聯帝國的威脅能力時，多年來似乎堅不可摧的共產主義政府表面出現了裂痕。那一年1月，莫斯科大學校長把蘇聯形容為一個「滑向深淵」的大國，不過他也表示還有希望阻止頹勢。這篇演講發表於《真理報》，讓蘇聯問題專家頗為驚訝。隨後，莫斯科很快放鬆對言論自由的限制。1987年2月2日，蘇聯政府開始釋放數十名政治犯，允許他們回家，其中包括成為世界反蘇異議分子代表的核科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

政治犯的釋放潮引起黨內守舊派和強硬派的憎惡，他們認為這種「松褲腰帶」的行為會危及自身利益。然而，戈爾巴喬夫並未退縮。在2月末一次集會上，他發表演講，捍衛自己的政策：「民主並非與紀律背道而馳……民主並非與責任背道而馳……民主並非與秩序背道而馳。」他還嚴厲批評了黨內官僚主義，認為這是造成經濟不景氣的原因。幾天後，戈爾巴喬夫決定把話擴散出去，電視節目播放了他的演講。

接著，蘇聯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公開分歧，克里姆林宮內文官和軍官發生公開衝突。一位19歲的西德年輕人馬賽厄斯·魯斯特駕駛飛機從赫爾辛基飛往了莫斯科，輕而易舉地躲過了蘇聯的防空系統。戈爾巴喬夫利用這次事件開除了他最強硬的反對者之一國防部部長謝爾蓋·索科洛夫。這一舉動被解讀為是蘇聯在對外昭示，文官地位在軍官之上。這也是戈爾巴喬夫首次與軍方掌權派發生衝突，且迅速得勝。

很快，戈爾巴喬夫開始限制克格勃權力，並准許對該機構進行公開指責。要求克格勃在法律框架下運作的聲音也迅速出現。

在國家戰略信息中心支持下會面的「美國情報俱樂部」成員卻沒有討論蘇聯此次事件的影響，也未討論美國情報機構沒能感知蘇聯愈演愈烈的危機以及蘇聯紅軍的糟糕狀態問題。他們關注的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弱點，可能「傷害西方在20世紀90年代的意願和能力」，據會議組織者之一羅伊·古德森教授說。敵人正在他們眼前崩塌這一事實並不在會議議程上。「大部分時候，」古德森說，「我們情報機構的政治和軍事評估都太學術了，脫離了決策者的需要。」

正當國家戰略信息中心舉辦會議時，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峰會也在華盛頓召開。會議結束前，兩位領導人簽署協議，要銷毀歐洲所有短程和中程核導彈，兩人還宣布願意將協議範圍擴大到洲際導彈。

峰會氣氛其樂融融，這是14年來蘇聯領導人首訪華盛頓。兩位領導人之間的私人紐帶增強了。「我是羅（羅納德的昵稱），」里根說。「我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回答說。里根熱情地招待了他的客人，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乘車穿過華盛頓街道。在訪問期間，戈爾巴喬夫邀請美國公共輿論塑造者參加座談，期間他談到蘇聯以及與西方關係的新時代。「令人印象深刻，」參加會談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道，儘管他一年之後才加入政府。「這次會議旨在給我們留下一種印象：我們沒什麼可怕的。戈爾巴喬夫知道怎樣表現出西方作派以迎合觀眾。」

在蘇聯使館慶祝戈爾巴喬夫來訪的雞尾酒會上，戈爾巴喬夫說，「美國和蘇聯必須重新思考他們的關係。」隨後他直接轉向坐在觀眾席的亨利·基辛格，問道：「對嗎，基辛格博士？」

作為美蘇緩和的「產婆」，基辛格知道這個「孩子」已經會走路了。但是現在卻有一個切實的危險，即里根可能會選擇過早地銷毀導彈武器庫。作為對戈爾巴喬夫的回應，基辛格有禮貌地笑了，順勢點了點頭。

「您怎麼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一位記者在酒會後問基辛格。「很有意思，」他簡練地回答。當記者要求這位外交魔術師再具體一點時，他回復道，戈爾巴喬夫的回答要比提給他的問題好多了。

早在1989年，蓋茨徵得老布希同意，在國安會框架下組建了一個絕密的緊急計劃小組。康多莉扎·賴斯被任命為協調員。其他成員諸如國家情報委員會的弗里茨·伊瑪詩、中情局的羅伯特·布萊克韋爾、國務院的丹尼斯·羅斯、五角大樓的埃里克·艾德曼，國防部部長切尼的助手保羅·沃爾福威茨則偶爾出席。組織這批人馬是為了研究蘇聯劇變對美國的影響。比如說，如果蘇聯政府被暴力推翻，那麼那些核儲備會怎麼樣？還有，如果華盛頓得知蘇聯有人計劃政變該作何反應？那麼這個小組基於什麼進行評估呢？對於這個問題據說賴斯如此回答道：「我不需要中情局就能知道那裡的情況有多糟糕。我看《紐約時報》就知道了。」

老布希看《紐約時報》，但很顯然也會看情報材料。詹姆斯·貝克也是如此，他在蘇聯崩潰期間負責美國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們卻對與自己觀點相左的情報材料視而不見。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向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表示，老布希總統對蘇聯的勇敢舉動「反應不夠」。

羅伯特·蓋茨那時仍在國安會等待被任命為中情局局長，他在達拉斯演講時回應了凱南的說法。蓋茨聲稱美國「仍需與蘇聯進行漫長而激烈的鬥爭」。當有人問他，蘇聯陷入危機時，是否有必要伸以援手，蓋茨回答得乾脆利落：「沒有。」

1989年五角大樓的報告間接支持了「蘇聯毫無變化」這一判斷。這份報告對某種幻想提出了警告：

確信東西方關係出現劇變的想法必須經過審慎考量……蘇聯仍然通過外交和金融手段削弱西方以擴大自身影響力和實力，並且向與西方為敵的國家和活動提供軍事援助……「新思維」沒有制止戈爾巴喬夫把對尼加拉瓜的軍事援助從1985年的2.8億美元提升至1988年的5億美元。軍事援助繼續成為蘇聯與許多發展中國家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聯藉此保證硬通貨流動性， 同時保證握有政治影響力的槓桿。

1991年6月12日，鮑里斯·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首位總統。戈爾巴喬夫和美國政府都要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美國將如何對待新形勢，即如何對待俄羅斯聯邦的獨立和葉利欽本人。葉利欽在俄羅斯及其他想脫離蘇聯的共和國中人氣很高，他似乎已衝上一條不回頭的道路，基本上已和戈爾巴喬夫分道揚鑣，也就是與蘇聯中央政府毫無干係。1991年6月，中情局蘇聯事務處發布了另一份文件，負責協調蘇聯國內事務評估的格雷·霍內特認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力量已經團結在葉利欽身邊。

葉利欽當選後不久於1991年6月訪美。華盛頓還沒想好如何在政治層面對待他。羅伯特·蓋茨一直認為，戈爾巴喬夫內心仍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不相信他的改革承諾。在國安會，蓋茨建議總統給戈爾巴喬夫的對手葉利欽以國家元首待遇。老布希總統面臨的僵局是，給葉利欽國家元首的禮遇等於打戈爾巴喬夫的臉，戈爾巴喬夫還在莫斯科苦苦維持著蘇聯統一。外交手段總能解決各種尷尬情況，但戈爾巴喬夫是能帶來真正好處的人（裁減蘇聯軍事和戰略資產），而葉利欽在戰略事務上的立場還不得而知。唯一明確的是，他鐘愛酒精。

解決的方法是兩邊都不得罪，既對戈爾巴喬夫信守諾言也不疏遠葉利欽，這一招在1989年葉利欽硬闖華盛頓時也用過。於是，葉利欽將與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舉行官方會面，老布希總統會「意外地」造訪斯考克羅夫特辦公室，並參與這次會面。

華盛頓未及時發現蘇聯內部權力均勢的變化，在1991年夏，美國的主要擔憂是如何阻止蘇聯武力制止其加盟共和國脫離，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中情局一份分析局勢的文章估計，戈爾巴喬夫在背後支持對波羅的海三國起義的鎮壓。一些情報顯示，戈爾巴喬夫開始採取應急執法行動以阻止分裂勢力。老布希的困境是，是要對這一趨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戈爾巴喬夫維護蘇聯統一，還是要暗暗鼓勵分裂勢力以增加蘇聯的不穩定，而這將加速戈爾巴喬夫的倒台。

喬治·柯爾特回憶說，當時描述戈爾巴喬夫內在虛弱、政策不得人心、政策蘊含風險的情報報告「被政府外交決策者完全忽視了」。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甚至中情局局長韋伯斯特都覺得有必要公開維護其分析人員。

就在葉利欽6月當選俄羅斯總統後的五個月後，戈爾巴喬夫被迫離開克里姆林宮，這裡將成為俄羅斯政府的總部。然而，直到他最後下台，老布希政府對待蘇聯領導人的方式好像都沒有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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