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善後處置「李聞慘案」？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朴在昆明遇害，激起極大民憤。7月15日下午，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負責人、著名詩人聞一多在李公朴先生追悼會上發表《最後一次演講》，譴責槍殺李公朴是「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表示絕不會被嚇倒：「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朴，會有千百萬個李公朴站起來」。當天，聞一多即被殺害。富有影響的學者與民主人士相繼被殺，尤其是聞一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引起輿論嘩然，昆明學生的罷課遊行示威活動波及至雲南全省，廣大師生要求國民黨當局追究責任，懲辦兇手，演成影響全國的政治事件。各界群眾都將矛頭指向國民黨及其特務，有人甚至認為，如此高層的政治謀殺背後一定有蔣介石的指使。最典型的一種說法就是：「雖然目前尚未見到蔣介石同意殺害李聞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蔣曾有口諭或默許的可能性。」
那麼，到底是否蔣介石授意殺害李公朴、聞一多?「李聞慘案」發生後他的態度如何，又是如何處理應對的呢?1946年7、8月間的《蔣介石日記》對此有所記載，可以為這段「公案」提供些新的線索。
學者聞黎明先生(聞一多的孫子)曾著《李聞慘案之善後》一文(《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對李聞慘案善後過程中各方的角力有精闢分析，其中也引用蔣介石檔案與日記討論了蔣處置李聞慘案的態度與手段。本文擬以時間先後為序，把蔣日記中所有涉及李聞慘案的內容全部披露，以使讀者對蔣在處理善後過程中的態度、決定與心理動機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後，蔣介石並無所記。7月14日，蔣介石乘飛機到九江轉上廬山，一則避暑，一則在此與來華調停國共關係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協商。1937年7月，蔣介石在此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九年後抗戰勝利，他故地重遊，感覺良好。然而，他的好心情沒有維持多久。
7月17日，蔣介石日記中第一次出現了李聞慘案(據聞黎明的研究，16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向蔣報告聞一多遇刺案)，他記道：「昆明連出暗殺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聞一多，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應特加註意，撤查其兇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傳。最可恥者，以此案出後，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國領事館，求其保護。此等智識分子而且皆為大學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國，寡廉鮮辱恥，本時期自誇所謂不犧死者，而其犧至此，書生學者毫無骨格乃如此也，可痛!」(《蔣介石日記》，1946年7月17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所引均出自同源，只注日期。)
這段文字中，蔣介石把李聞慘案定性為「暗殺案」，對李、聞遇害不僅未表同情，反而對他們及民盟成員充滿著輕蔑，甚至是謾罵。蔣所關心的是事件不要讓共產黨利用，「作污陷之宣傳」。還需要說明的是，這段文字是蔣記在當日的「注意」欄目下的第七條，並非特別重視。蔣介石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學生運動沒有好感，1945年底昆明發生學生運動，蔣對盧漢等人指示處理方針，其中一條是不得已時解散西南聯大，理由是「該校思想複雜，秩序紊亂，已為共匪反動派把持，不可救藥矣，自由主義誤國害學之罪甚於共匪，為不可宥也。」(1945年12月7日)
次日，蔣介石宴請馬歇爾及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美國人向蔣提出，張君勱認為生命安全已無法保證，要他們為昆明的暗殺對蔣介石發出警告。蔣對「告洋狀」的舉動十分反感，評論道：「此等投機小肖，寡廉鮮恥要不是道，惟可證明無識者必無膽，是對人之心理又一發明也。」(1945年7月18日)7月20日上午，蔣介石約司徒雷登談話，其中重要的內容是：「對昆明暗殺案擬重申無威力之人民與黨派，政府應負責保護其生命與自由。」這次談話的背景是，李聞慘案發生後，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將可能被害的10多位民主人士接到館中保護起來，司徒雷登等當面對蔣轉達民主人士的要求，明顯表現出對雲南治安的不信任。這使蔣甚為難堪，不得不做出澄清與保證。此時蔣亟需美國的支持，美國人的關注與介入，始終是蔣處置李聞慘案時的重大壓力。
蔣7月20日的「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昆明李聞被刺案，殊所不料。幹部之無智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殊所不料」四字，顯示蔣事先並不知情。(這也可從沈醉的回憶中得到印證。沈回憶說，蔣曾從廬山打電話到南京責問軍統毛人鳳，毛回答不知是什麼人乾的。)但接著「幹部之無智識」等看，蔣從開始就斷定暗殺是其部屬所為，只是時機不對，給他添亂。蔣把處理昆明暗殺列為下周工作的第一項，決定令雲南警備司令霍揆彰到廬山報告情況，「再定處置」。(1946年7月21日)
7月23日下午，蔣介石「研究昆明追究兇案情」，給霍揆彰寫信，晚上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聚餐，「聽取其報告」。24日，蔣再接見盧漢，談暗殺案，允諾增加盧漢的權力，讓其主持雲南黨政會報，同時下令雲南守備機場與沿途的部隊「不準再行檢查」，以消除當地民眾的恐怖情緒。蔣同時催促霍揆彰到廬山。蔣介石在見了盧漢後，對案情已基本了解，故於7月25日初定了「徹底究辦」此案的「應注意之點」：
甲、反動派必以此加強其政府暗殺反對黨人之罪惡，更將誣陷為一「法西斯」黨矣;乙、對霍處置之方針;丙、公布與審判之準備;丁、宣傳技術之注意;戊、政府應主動徹究此案;已、兇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動機;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機與附共者有所警惕;壬、問霍能否自動徹究此案。(1945年7月25日)
蔣所注重的有兩層：即如何對付反對者利用慘案所進行的宣傳，如何從技術層面進行善後，儘快了結。他對慘案的被害者沒有絲毫的同情，甚至想製造「被刺者咎由自取」的假象，以殺雞儆猴，嚇倒「投機與附共者」。當晚，他接見了奉命上山的霍揆彰，結果是大發雷霆。蔣在日記中記道：
「晚課後召見霍揆章，彼猶呈其假造人證與共供，其幼荒謬極矣。乃面加斥責，並明告其所部之所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辦法而退。再令張鎮憲兵司囗(註：此處一字不清)談，指示其與霍研究手續與要囗(註：此處一字不清)。臨睡已十二時矣。」(1945年7月25日)
蔣之所以發火，是霍在上山前拼湊「假案情」與證據，企圖嫁禍他人，開脫自己。蔣已通過其他的渠道了解案情(據沈醉回憶，案發後，蔣即命警察總署署長唐縱赴雲南徹查)，故當面斥責霍的假報告。可是，蔣仍要霍等提出具體的善後辦法。蔣習慣早睡早起，晚間12點睡對他是「熬夜」理政。
7月26日上午，蔣約見憲兵司令張鎮與霍揆彰，共同研究昆明刺案。
二
7月30日，馬歇爾與蔣介石見面，專談李聞慘案：
「正午，馬歇爾來談，彼以昆明暗殺案比內戰之消息使美國影響更惡為矣，其意中告余允民主同盟之請求，准彼黨共同偵察也。余婉卻之。此事自當由政府負責調查，如其調查結果公布後，認有懷疑之點，自可組織有關團體參加研究。彼以為然。總之，昆明之案無論對內對外皆增加政府與余個人之艱難囗囗(註：此處二字不清)，更使共匪在時局面上轉敗為勝。霍之罪孽無窮。」(1945年7月30日)
美國人的介入，使蔣的壓力倍增，他日記中痛罵霍揆彰「罪孽無窮」，開始失態。蔣在「上星期反省錄」中記道：「昆明李聞被刺案暗又予反動派以『法西斯』惡名之誣衊。幹部無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幾乎全為此事增加煩惱之苦痛也。」在「上月反省錄」中記道：「昆明李聞暗殺在政治上實予政府以重大之打擊，所部無智，徒增苦痛。」蔣介石已確定，是部下為討好他而製造了李聞慘案，結果讓他「啼笑皆非」，受到指責與牽連。
李聞慘案的基本事實已清楚，但如何處置下屬，如何善後，何時宣布處置結果，讓蔣介石大費周章。
8月3日上午，陸軍總部副參謀總長冷欣晉見蔣介石，提交了李聞慘案的所有口供。蔣審閱後發現「破綻甚多」，要求冷欣「指正」。次日，蔣又當面向冷欣指示「對昆明案件處理程序」。蔣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昆明李聞暗殺案處理方針與辦法雖定，而尚未宣布。」顯然，蔣並非想徹底清查，只要求下屬做到盡量不出「破綻」，以應付各方。同時，蔣也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宣布最後處置。
8月6日，蔣記道：「下午，考慮昆明案件處理方針甚切，幸得上帝指示改變前定辦法。」從日記中找不到在禱告中上帝是如何指示他，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之前的辦法。但蔣當晚召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授處理方針」，命周飛昆明落實。次日，蔣介石記道，「朝課後派至柔飛昆明，指示處理暗殺案方針，必須撤究嚴懲霍揆章方得其平也。」(1945年8月7日)由日記的邏輯關係推論，蔣介石原先似不想嚴懲霍揆彰。8月10日，蔣接見回到廬山的周至柔聽取報告，指示周再飛回昆明，「傳達意旨」。
8月15日，軍事合議審判法庭對暗殺聞一多案兇手舉行第一次公審。8月18日，冷欣受顧祝同之命攜帶對聞被判案審判供辭及相關報告飛到廬山，呈交給蔣介石。蔣批閱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決定辦法，十一時睡。」次日，蔣向冷欣下達了「對昆明案決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做出了最後的決定。蔣日記中詳細地記了自己的感想與決定：
「共匪猖狂異甚，美國壓力續增，艱難可雲極矣。而又加上昆明暗殺案使萬目睽睽，中外注視，敵黨匪部皆以此為集中攻訐誣衊之目標，而對霍揆章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憤，但又不能不為之恕諒，殊令人受意外之打擊。可說近年以來，無論外交內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處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時點起床，朝課後擬定處置辦法，決將二兇犯槍決，而將霍革職交顧總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獲後，再定霍之處。如此先將聞案解決，告一段落，再觀輿論之變化也。」(1945年8月19日)
8月20日，蔣介石凌晨即起，「默念昆明案件」，他上午召見冷欣，「諄屬其轉告顧總司令注意之事。」大概就是將前一天確定處置辦法交顧祝同等辦理：槍斃兩兇犯，將霍揆彰革職管束。
在李聞慘案處置善後過程中，蔣介石非常注意輿論的態度，尤其是美國輿論的態度。8月22日下午，蔣「總覽美國輿論」中關於李聞慘案的報道，大受刺激：「以論壇報對我文告社評為最壞，咸以昆明暗殺案件指明為余部下所為矣，更加深刻。心神頓受刺激。美國受共匪宣傳之深，幾乎牢不可破矣。」(8月22日)次日，蔣再次審閱昆明聞一多被刺案之全卷，指示應注意的「要點」。晚上，蔣仔細閱讀《申報》所載昆明聞案公審情形，發現報道中多與其「所要指正者有礙也」。蔣再次召見冷欣，「補充數點後，令即赴滇。」(8月24日)從前後文推想，蔣所要求補充的，應是針對《申報》報道的質疑。
8月25日，在昆明舉行聞案第二次公審，判決結果是將兩兇犯湯時亮、李文山判處死刑;警備總司令霍揆彰革職，交陸軍總部看管;李公朴案「嚴飭速緝務期破案」。至此，李聞慘案的處置告一段落。蔣8月26日的日記如下：
「昆明聞一多被刺案，兇手已判決處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時將霍揆章革職妥管，以平公憤，對其特務營以及所有關係人員一律監禁與解散。如此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難、痛苦與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而李公朴案則猶未解決，只可作為懸案乎?」(1945年8月26日)
而在蔣8月底所記的「上月反省錄」中，與李聞慘案相關的內容是：「聞一多被刺案已審判公布，告一段落，此為月內政治上最煩惱之一事，竟有一解決，亦得自慰。」讀來頗有些解脫困境的快感。
三
以上是7月17日至8月底蔣介石日記中關於李聞慘案的全部記載，時間點上與慘案的善後過程處置重合，大致能勾勒出蔣與李聞慘案關係的基本輪廓。似可得出以下幾點簡單的結論：
1、蔣介石事先對李聞慘案並不知情，慘案發生後，他頗感被動。
2、在慘案性質的認定上，蔣介石深信涉案下屬的忠心，對遇刺李聞等人也無絲毫同情，只是覺得下屬無智，時機不對，令他「啼笑皆非」。有趣的是，在蔣日記中，霍揆彰的名字始終被誤寫為「霍揆章」。
3、李聞慘案的善後工作，一直在蔣事無巨細的親自過問下進行。國內外的壓力，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壓力，使蔣不能不認真處理此事。蔣的出發點，並非查清真相，緝拿真兇為死者昭雪，而只是在不出漏洞的情況下敷衍，應付危機。
4、在處置兇手方面，蔣8月6日前後態度有所轉變，此前想丟卒保車，降低處分層級，之後才不得不拋出霍揆彰以平息民憤。整個事件的處置過程中，他非常注意輿論的風向。
5、在善後的總體策略上，蔣步步為營，見風使舵，凡事沒有證據沒有壓力就不認賬。他將前後相連、性質相同的李公朴案、聞一多案分成兩個案件，只查發生在光天化日下民憤更大的聞一多案，對發生在夜間案情複雜的李公朴案則擱置，讓其變成「懸案」。如此，割斷兩案間的聯繫，減少對國民黨當局的衝擊力。單從技術層面看，蔣介石還是成功的。
綜合考察，筆者同意聞黎明先生的觀點，即蔣介石對李聞慘案的處置，尤其是對聞一多暗殺案的處置是其統治大陸時期罕見的例外，此前的政治暗殺案最終都不了了之。在處置聞案時，蔣介石親歷親為，派出數員大將，最後公審處決兇手，並革職封疆大吏。這樣的舉措，前所未有。蔣介石日記為我們觀察這個例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如果把蔣介石處置李聞慘案善後的過程，當成是他一生中應對各類突發性事件的個案來觀察，或許值得研究的東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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