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潘金蓮和武松的事兒看古代婚姻的痛點

文史 02-13

山水如詩

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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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宏宇

（一）重男輕女和民族歧視

一提「叔嫂」之間咋咋咋，撇嘴、堵耳朵、啐唾沫這些道德感極強的常規動作，都大抵會爭相湧現了；放在中老年人堆兒里，弄不好還呈「潮水般」態勢。

隨即，甚至或許「當即」，「潘金蓮」三個字，就響亮地在太多太多人腦海里炸開了。

然後是迴音，至消失，至下一次響亮地炸開。

在我們這個拘謹到矯情的民族來講，叔嫂之間「出事兒」、「有故事」，相比「姐夫和小姨子」怎麼怎麼，要骯髒得多。原因很簡單——姐夫是男人，嫂子是女人——娥皇女英共事一夫，千古傳頌；潘金蓮勾引武松，遺臭萬年……就到這兒，不用往下說也沒法往下說了。

清康熙年間，早都剃髮蓄辮可心裡還是不服氣的有學問的漢人，攛弄出一冊叫作《建夷宮詞》的詩集類文化結晶，很講了一通滿清皇族貴族們如何「不化」、「不倫」、「不堪」。

「建夷」是對滿清的蔑稱——清朝皇族發源於「建州」，小地名叫「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撫順市轄域內；「夷」是大漢族和再早的「華夏族「對「外虜」的稱謂，尤指「踞中國之東」的那些，東夷西狄北胡南蠻嗎。「建夷」就是「建州之夷」。

挺諷刺的——不敢直呼「韃子」，彎彎繞出個「建夷」；頭都剃了多少年了，還禁不住想罵，往家裡罵，往幕後床幃罵。說孝庄太后改嫁小叔子多爾袞（清世祖努爾哈赤第14子、滿清入主中原第一功臣、鑲黃旗正白旗兩旗旗主、「和碩睿親王」、輔政順治被封「皇叔父攝政王」，其母阿巴亥為努爾哈赤正式冊封的「大妃」，也是努爾哈赤最後一個妻子），進一步說孝庄太后還不是太后也就是老公皇太極（清世祖努爾哈赤第8子，清朝實際的第一位皇帝，其母孟古、葉赫那拉氏，為努爾哈赤早年寵妾，盛年死，生前未獲正式冊封）還在世那陣，就跟小叔子多爾袞怎麼怎麼不清楚。說這話的時候，多爾袞已經死了不少年頭了，孝庄太后八成也已歸天（「孝庄」是「謚號」的簡稱，是死後才有的名號，人家的本名是「博爾濟吉特·布扈木泰」，來自科爾沁蒙古）。

說這幹嘛呢？

無非是想讓人知道：他們亂倫，野蠻而卑微；所以，他們及其後代，不配當我們的主人……

那又怎麼樣呢？

我們有能力有膽量趕走他們嗎？

我們有哪怕只是振臂高呼一下要趕走他們的勇氣嗎？

我們只能藏頭露尾地說說人家叔嫂間那點兒事兒。好像已經是觸及人性根本了；比「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還要邪惡得多，還要愈發、愈發、愈發地不能見容於我泱泱華夏！

這個就等同於讓人扇了大耳光，背對人家「唇語」罵「雜種」！

可笑而更可悲的是，這唇語的「罵」，還真就獲得了普遍級的「本方共鳴」。

這種很有市場的「本方共鳴」，不光是由於了「兒子打老子」的阿Q精神，也的確相當程度是因為叔嫂之間怎麼怎麼，實在是我們這個民族在「家庭關係」和「性關係」交叉區域里的「羞處」和「痛點」。

（二）宗法制的「根源」

據傳，某禮教已經普遍成為「法則」的朝代，女子喪夫常規是要守寡終身，如要改嫁，須得「投狀」到縣一級官府，縣太爺批准才能改嫁。

話說有位年輕寡婦，肚裡有點兒墨水，為改嫁，跟縣太爺之間來了個史上最簡短訴訟：訴狀只八個字——夫死、無嗣、翁鰥、叔壯。縣太爺更簡單，只批一字——嫁。於是事成。

寡婦那八個字的訴狀中，有可能最「打動」縣太爺的，是最後那「叔壯」二字——很顯然，該名寡婦想改嫁的對象，不是那個「壯」的「叔」；那麼，放個「壯」的「叔」在旁，萬一出點兒啥狀況，就還不如改嫁。

其實，認真說起來，叔嫂之間「有事兒」，筆者認為，還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的「矯情」，其源頭，大概是「以父系血統為基礎的宗法制」，簡稱「宗法制」。

「宗法制」源於「周」。

在「周」還是「商」的「臣屬之邦」的時代，內部就開始制定並踐行這一制度了。到了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取代商成為「天下共主」，就把這個制度推而廣之到了「全天下」。

大抵，可以這樣來概括「宗法制」——嫡長子為「大宗」，其餘兒子均為「小宗」。「大宗」有權繼承父親的爵位、封邑，而小宗們理論上沒有繼承權。

這就形成了數千年來不斷上演的「嫡庶之爭」、「長幼之爭」的根子。

具體到「叔嫂」的「界面」，主要問題是：「大宗」的「正室」，即「妻」，通常會有若干「叔」；「大宗」若早死，通常來講比丈夫要年輕些的遺孀，就須謹防跟「叔」們「有事兒」；不然，搞齣兒子，同姓、同源，還「同母」，該算哪「宗」呢？

於是，從「宗法制」逐漸普遍化開來的那個時候起，叔嫂，特別是「叔」與「大宗」留下的「嫂」，之間的關係，就成了需要很去關注的問題。

「宗法制」之前，基本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禁忌。

那還是我們今天可以稱為「上古」、「遠古」的時代。

那時候，生產力還很原始，經濟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下，初生嬰兒成活率和人均壽命都很低，妊娠失敗和孕產死亡率卻很高；而經濟發展和生活「安全」，都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人口並不斷提升人口總數，有條件的話，還最好能保持儘可能合理的人口結構——年齡層級、性別比例、家庭規模，等等。於是，就有了鼓勵、促進生育的需要，也就在社會層面上，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給予了育齡女性相比於後來寬鬆很多的「性自由」。

舉例：假如一家兩兄弟，都各娶一妻，兄弟倆人口繁衍的「產能」，理論上是「平齊」的。可如果兄弟倆有一個早早死去了，這個家庭就剩下了一個育齡男子和兩個育齡女子；如果死了丈夫的那個女子從此不再生育，或者與這個家庭以外的其他男子生育，那麼對這個家庭來講，人口繁衍的「產能」，理論上就「下跌」了50%。而如果兄弟倆健在的那個把死去兄弟留下的女人，他的「嫂子」或者「弟媳」，納入自己的「生育資源庫」，對他來講，幾乎不存在「生育效率」的「絕對降低」，就算有些「技術性」阻礙因素，所可能（只是「可能」）導致的「產能」下降，也肯定遠遠到不了50%這麼嚴重。所以，把死去兄弟留下的女人繼續留在自家並且繼續為這個家族繁殖後代，有著「人口正常增長剛需」的「合理性」。

這筆賬，誰都會算。這筆賬，其實就算是在禮教盛行的時代，也仍然是硬生生的「存在」！

就便在近現代，對於亟需勞動力接續的窮困人家，人口繁衍的「必須」也多半會勝過維持禮教或說「廉恥」的訴求。

（三）正面看

再則，對我們華夏大地影響深遠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並不把「叔嫂」這類「問題」看得多嚴重。有些時候，甚至會鼓勵這種「內部消化」；更甚至，某些部族，一個兄弟可能「收納」不止一個「嫂子」或「弟媳」；一些時候，這樣的男子，還會被視為「大丈夫」。

這種可以稱為「習俗」的行為邏輯的根由，也是，或者說「主要也是」，上述維持人口繁衍「產能」的需求。而且，對游牧民族及受其絕對輻射影響的漁獵部族（比如滿族）來講，這種需求更迫切。更迫切的原因在於不同於中原農業大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游牧和漁獵的生產方式，遠不如農業生產方式穩定。游牧部族和漁獵部族生活地域的自然環境，也遠不如農業部族聚居的中原溫和。這就導致了他們的族群相比農業部族在人口方面的三大弱勢：

一、初生嬰兒成活率和人均壽命更低，妊娠失敗和孕產死亡率更高；

二、女性人數少、育齡短、孕產間隔長；

三、家庭結構不穩定，幼兒和育齡女性安全和健康保障水平低。

其他都好理解，只說說「女性人數少」這一點——

游牧民族和漁獵民族的生產方式，使得男女兩性在勞動效率上呈現比農業部族更大的差距。這個差距，遠大於維持男性生存和維持女性生存所須消耗資源多少的差距。說白了，就是「養活女兒不划算」。這就導致了對女嬰女童普遍照顧不周，以至於還沒到育齡或將將到育齡的女性的死亡率比農業部族更高。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大多數游牧部族和漁獵部族，直到近古的明清時代，自身社會體系中都還殘存「母系」時代的一些特徵，部族中女性的「流動」意圖和機會，均大大強於農業部族。而同時，頻仍的部族間爭奪資源的戰爭，又把育齡女性做為最重要的戰利品，導致相當數量的「戰利品」因逃亡、被蹂躪等因素提早非自然死亡。

綜合上面這些，游牧和漁獵部族，長期矛盾在把女性當作財富和把女性視為負擔的死循環里；這個死循環裡面的女性，特別是育齡女性，就會為著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在遭遇自家男人早死的不幸、失去保護和繼續生育的機會之後，向著相對熟悉相對友好的環境，比如「小叔」、「大伯」，去爭取繼續得到保護並能夠繼續繁衍後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