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教授尤金·羅根：阿拉伯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試圖建立透明和問責政府（下）| 訪談錄

尤金·羅根（Eugene Rogan）是牛津大學現代中東史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中東問題專家之一。他主要研究奧斯曼帝國晚期史和阿拉伯世界現代史，著有《晚期奧斯曼帝國的國家邊境》（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阿拉伯人：一部歷史》（The Arabs: A History）、《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等。

和他的研究對象中東一樣，尤金·羅根的一生也十分多元和複雜。

1960 年 10 月，他在美國加州出生。因為父親在航空航天公司諾斯洛普（Northrop）工作，他 6 歲時就搬去了法國巴黎，後來搬到了義大利羅馬。到了 1971 年，他又隨父親去了黎巴嫩生活。在黎巴嫩，他見證了 1973 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 1975 年爆發的黎巴嫩內戰，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去埃及生活了 3 年。

「我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學習的經歷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一生。」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雖然從小就對中東的文化和歷史感興趣，但選擇大學專業時，尤金·羅根起初想像父親一樣從商，於是去了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學。不過，他後來發現自己對經濟學其實沒什麼興趣，就去哈佛大學念了中東研究的碩士，發現自己原來喜歡歷史，所以在哈佛讀了中東史的博士，正式踏入學術生涯。

1991 年，尤金·羅根來到牛津大學，任教至今。牛津大學的中東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的中東研究中心都成立於 1950 年代，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的中東研究機構。他在哈佛接受了學術訓練，但在牛津任教，並和偉大的中東史學家阿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共事過，學到了許多東西。他稱，胡拉尼是牛津大學現代中東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他的精神導師。

這種影響從他後來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出。比如尤金·羅根後來也成為了聖安東尼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算是繼承了胡拉尼的衣缽；他的《阿拉伯人：一部歷史》其實是為了補充胡拉尼的名作《阿拉伯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而寫。因為《阿拉伯諸民族史》雖然從伊斯蘭教誕生一直講到了現代阿拉伯世界，但是現代史部分寫得比較少，所以尤金·羅根的《阿拉伯人》從奧斯曼帝國時代寫到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人》首次出版是在 2009 年，這本書當時也只寫到了 2009 年，關注的是阿拉伯人在進入現代時，不得不服從各種強權的遊戲規則，包括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的規則、冷戰的規則、美國的規則等。隨後如我們所知，阿拉伯世界出現了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內戰、伊拉克混戰、埃及政局動蕩、伊斯蘭國興起等各種新現象。尤金·羅根意識到，阿拉伯人除了不得不遵從別人的遊戲規則，其實也一直在尋求透明和問責政府。因此，他於 2018 年在英國出了《阿拉伯人》的新版，做了許多修訂和補充。

至於阿拉伯世界的未來，尤金·羅根覺得，實現問責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戰在於中東的軍事統治。雖然突尼西亞是現在唯一的希望，但突尼西亞也是一個脆弱的成功。「由於這片地區的暴力衝突和失敗政府，要想在未來 10 年、 20 年裡看到其他國家效仿突尼西亞建立起問責政府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嘗試修復中東的破碎政府將是一件長期的事情。」

2018 年，我們在北京見到了 58 歲的尤金·羅根教授。滿頭銀髮的他戴副黑框眼鏡，身穿藍色襯衫，和我們聊了聊一戰、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轉型等話題。因為訪談內容過多，我們將會分兩部分刊發。這是第二部分，主要關於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轉型、尤金·羅根教授的知識結構與人生經歷。

「我覺得在 21 世紀，阿拉伯世界能夠實現它的偉大。但是，我很憂慮他們要如何從現在這個低谷實現這個目標。」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

Qdaily：你怎麼看民族主義在現代中東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民族主義讓中東許多民族實現了民族自決和獨立建國；但另一方面，它也帶來一些問題，激起了很多仇恨和暴力。你怎麼看其中的複雜性？

尤金·羅根：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認為在我成長和早期研究的過程中，我總是把民族主義看作反對帝國主義、爭取自由相關的進步力量。我從未質疑過它。冷戰結束之後，民族主義也確實體現了它的後果，比如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封鎖的瓦解；前南斯拉夫的分裂，爆發了非常殘酷的戰爭，像針對波斯尼亞穆斯林的戰爭……這是民族主義者所作所為的例證。突然，你開始將民族主義視為一個民族高於另一個民族的強力，為排外和軍事衝突賦予了正當性。這是一種不健康的力量。我們現在常把民族主義和對外國人的敵意、仇視聯繫在一起。

所以，過去 25 年或 30 年，我們從非常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民族主義。在中東，民族主義在過去 100 年是一股強勁力量。雖然很難說清中東人認識民族主義的程度，但是這最好地反映在他們的雄心裡。對許多阿拉伯人而言，他們有一個天然整體的國家。阿拉伯帝國的歷史要追溯至早期的伊斯蘭制度，他們想要延續先知穆罕穆德和伊斯蘭征服者的生活。在那裡，阿拉伯人統治了整個帝國，首都包括倭馬亞王朝的大馬士革、阿拔斯王朝的巴格達，還有後來統治地中海所有更小的帝國繼承者，包括西班牙的後倭馬亞王朝、埃及的法蒂瑪王朝，以及馬穆魯克王朝……因此，中東、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的阿拉伯語地區構成了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個天然整體。所以，對他們來說，最強勁的民族主義是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他們也看到實現自己雄心的阻礙是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家的帝國主義邊界。

但是，對其他人而言，在他們國家邊界內，正發生著反抗殖民制度、爭取獨立的鬥爭，比如敘利亞人反抗法國人統治、伊拉克人反抗英國人統治……在他們為爭取獨立而進行的幾十年鬥爭中，對這些小的民族國家的忠誠與聯結變得很重要。實現獨立之前，這些國家的精英的興趣集中在前線和資源，就像伊拉克為維持統治領土的權力，將石油財產分配給人民。在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時代，我們看到民族國家和更廣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有一種真正的碰撞。例如， 1958 年到 1961 年，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例子就已經向整個阿拉伯世界表明，建立一個更大的阿拉伯聯盟很困難。當敘利亞加入埃及，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後，結果不是敘利亞人和埃及人共同打造阿拉伯的未來。埃及對敘利亞的殖民，使其在政治上疏遠了敘利亞。1961年，敘利亞從埃及分離出來。那時，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理想和政治精英想要統治自己國家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在很多方面，我認為國家民族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激勵著許多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將伊斯蘭視作更大的紐帶。這個紐帶不只連結阿拉伯人，而要連結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這樣，穆斯林將會在現代世界獲得尊重和權力。我覺得即便在今天，我們也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對許多人而言，普遍的伊斯蘭行動是最強有力的政治連結。

但是，我仍然認為在國家邊界內發生的民族主義是一股很強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被深深地分裂了。即便阿拉伯世界的許多國家都身陷衝突：敘利亞在很多方面被毀壞；葉門非常脆弱；利比亞處於崩潰……是的，我認為它們將不會有很大變化，而在邊界內繼續存活。因為我覺得過去幾百年已經把那些國家變成了君主制，這使得國家自己決定嘗試改變它們的疆界變得很難。即便在那樣的衝突地區，我相信那個地區的民族主義仍然是一股強勁力量。

Qdaily：我讀過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的《血緣與歸屬》。他區分了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兩種主張，認為前者是解決民族主義帶來問題的方法。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尤金·羅根：我認為種族民族主義是最危險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為它是排他性的，促使人們實現同種。這對很多文化與社會都有害。我們的社會是豐富的，具有多樣性。所以，那些尋求種族界限的人其實是在反對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社會願景。

在保障公民權利的前提下，自由民族主義沒問題。事實上，民族主義也可以成為一股進步力量。世界上許多憲政國家尋求法治，在尊重少數群體權利的基礎上為所有公民帶來利益。這就是一種非常進步的民族主義。

我覺得這其實是美國或法國所渴望的那種民族主義。但是，在他們的社會中，總有一些人採取更狹隘的種族民族主義視角，比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就代表了那些希望法國政府只為法蘭西民族促進福祉的人；特朗普排斥移民，阻止穆斯林進入美國，還和墨西哥一道修建隔離牆，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就我個人而言，我會與種族民族主義者做鬥爭。因為他們會破壞我所信仰的價值觀：法治、公民權利、對少數群體的保護、人人平等。

實現問責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戰在於中東的軍事統治

Qdaily：你如何看待阿拉伯國家的轉型進程？轉型的難點在哪兒？希望又在哪兒？

尤金·羅根：我認為阿拉伯世界的人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試圖建立一個透明和問責政府。我避免使用「民主」這個詞，因為阿拉伯世界的人不喜歡。最近美國推進中東民主化的政策已經被人們看作是一種統治，而非解放。如果入侵伊拉克的目的在於推動中東民主化進程，那麼結果完全相反，而且導致許多人懷疑這些政策。但是，我想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想要結束獨裁政府的運動。他們想要擺脫他們生活中的恐懼，想要政府對他們負責，想要沒有革命的政府權力更替。

實現問責和透明政府的最大挑戰在於中東的軍事統治。如你所知，現代阿拉伯史上， 1950 年代、 1960 年代的革命熱情困擾著中東許多政權。這些政權都是與西方緊密聯繫的君主制度。它們由當地軍事首領所領導，如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埃及、敘利亞、葉門等。軍事文化與自由民主文化截然不同，軍事文化存在等級，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因此，軍人對社會發號施令，希望社會服從他們。在軍隊里，如果你不服從命令，將會因此入獄，甚至被處以死刑。他們也把這些價值觀帶到了政府中，所以，那些不服從政府的國民會被判刑，可能會忍受折磨。而且，如果這些人變成真正威脅，將會被處死。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革命熱情之後，這些軍事政府把自己變得足夠強大，控制著社會和經濟，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很難推翻他們。軍事的地位在埃及的經濟和政府中如此重要，所以人們幾乎不可能想去推翻軍事政權。這也是我如何理解埃及推翻穆斯林兄弟會和穆巴拉克總統後塞西的掌權，軍事力量確保了了對埃及政府和經濟的控制。我認為在軍事牢固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和地區，想要迎來問責政府是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希望在哪裡？突尼西亞是唯一一個從阿拉伯之春中走出來的政治轉型國家。有意思的是，突尼西亞的軍隊從來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被推翻的獨裁總統本·阿里是由內政部警察提供支持，而不是軍隊。突尼西亞的武裝力量拒絕插手反對本·阿里總統的遊行示威。他們不會為了保護總統，而對突尼西亞平民開火。他們允許總統倒台，讓人們推行憲法改革。他們唯一的使命是保護突尼西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不會捲入政治。

經過異常艱難的談判和對話，突尼西亞選舉出了制憲會議制定新憲法，並根據新的民主制度選舉議會和總統。突尼西亞的實驗還在繼續，但它們現在倖存了下來。當然，突尼西亞現在也面臨很多挑戰，比如內部許多政黨反對新政府；經濟發展不能滿足受過良好教育的突尼西亞青年對更好生活的需求。所以，突尼西亞是一個脆弱的成功。

但是，如果突尼西亞能成功，那它可以向阿拉伯國家和國際社會表明，阿拉伯人也能夠成功建立問責政府。而且突尼西亞和其經驗也可以成為其他阿拉伯國家將來渴望實現的目標。但是在 2018 年，希望非常渺茫。由於這片地區的暴力衝突和失敗政府，要想在未來 10 年、 20 年裡看到其他國家效仿突尼西亞建立起問責政府是非常困難的。我覺得嘗試修復中東的破碎政府將是一件長期的事情。

Qdaily：我看資料，你現在手中在做兩個項目，一個是伊拉克裔英國建築師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傳記。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你會怎麼評價扎哈·哈迪德？

尤金·羅根：我從來沒寫過扎哈·哈迪德的傳記。我曾經想過寫一本和扎哈·哈迪德一起做建築的書。我和她很熟，也認識她的兄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差不多有 10 年都沉浸在阿拉伯最富創造力的心靈之一的生活和世界中。

個人來說，我對她作為建築師的工作非常敬重。我覺得人們看到她本人會覺得更有趣，完全不是印象中那個很難合作、非常固執的偉大天才。但是，我從沒有寫過那樣一本書，那太個人化了。她的死太悲傷了，太突然了，我們都始料不及。你知道她的作品嗎？她在中國做了很多工作，在北京、上海、廣州有很多建築作品，比如廣州歌劇院，很有影響力。我覺得她是卓越的。

Qdaily：另一個是「 19 世紀大馬士革的宗派衝突與重建：反思 1860 年大屠殺」。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尤金·羅根： 1860 年夏天，黎巴嫩和大馬士革均發生了針對基督徒的大屠殺。這是對少數群體前所未有的暴力。在很多方面，它是現代黎巴嫩歷史上的基礎事件之一，但對大馬士革的意義可能沒那麼大。不過，這些事件被視為現代中東史的起點，也是奧斯曼帝國捲入現代性挑戰的開始。

我的起點則是發現了一位傑出的知識分子 Mikhail Mishaqa 在大屠殺時期寫的一組文件。我一直在收集大馬士革和奧斯曼帝國的檔案材料，計劃寫一本不僅僅關於大屠殺，也探討其根源的專著。現在已經有一些著名學者寫過這方面的內容，而且寫得很好。

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一個社會在經歷嚴重的分離創傷後，比如暴力、大屠殺、集體謀殺等，如何重建？這在現代社會也是一個問題。如此多的社會都面臨著針對社群的暴力，而這些社群之後又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生活。如果我們想想盧安達大屠殺之後，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需要再次聚在一起重構盧安達社會，克服種族滅絕的深刻創傷。我覺得在很多方面，奧斯曼人成功重建了大馬士革，基督教社群也進行了再度整合。這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在今天也非常有意義。

當第一次接觸現代敘利亞史時，我覺得你會遇到宗教派別的衝突。敘利亞內戰使得遜尼派穆斯林從少數群體中分離出來，這在過去完全無法想像。如果我們展望敘利亞的未來，需要重建這個社會，讓它的所有群體再度整合，包括克服這場內戰的可怕創傷。雖然我不想說 1860 年的經歷無論在哪方面都和敘利亞在 21 世紀的經歷相似，但重建和再度整合的歷史在現在變得更加有意義。要是我 20 年前寫這本書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趕上了它的時代。材料非常豐富，也令人心碎。但是，我希望公正地講述這些異常豐富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材料所蘊藏的歷史。這些歷史充滿著暴力、恐懼，也有重建的困難和再度整合的成功，它們會給 21 世紀的敘利亞以及其他社群帶來希望和未來。

Qdaily：你曾說，英國政府現在越來越多地與學術界合作，這也給了你研究英國中東政策的機會。那你能分享一些你對英國中東政策的看法嗎？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尤金·羅根：我認為英國與中東有一段漫長而且複雜的關係，比如英國曾是貿易夥伴、殖民國，現在則是該地區如此多國家的同盟國。然而，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後，英國政府面臨著快速變化，遠超其一切準備。所以，我覺得你所提到的話反映了我的觀察。 2011 年之後，英國政府越來越多地邀請我討論中東，超過此前任何時期。所有政府分支，包括國際事務部、首相辦公室、英國議會、外交部，都能從英國外交官和軍情六處獲得出色情報。因此，我不是說我比他們知道得多，而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需要超越其傳統信息源，延伸到更廣闊的學術機構和智庫，嘗試獲取更多關於影響中東趨勢的整體洞察。總體上說，在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中，英國遵循著非常好的原則。

但是，脫歐之後，英國正經歷重大變化。這場變革將挑戰英國經濟，英國則需要保持經濟實力。但是，無論是短期還是中期，脫歐一定會損傷英國經濟。所以，相比和重要的貿易夥伴保持關係，英國現在更少地參與到外交和穩定中東的局勢中。比方說，英國現在熱衷向富裕的海灣國家——如沙特、卡達和阿聯酋——持續銷售軍事武器和工業製品。這意味著英國對迫使這些國家消除分歧也許沒那麼強硬，從而在整個海灣地區製造了非常不穩定的危機。隨著沙特和阿聯酋抵制卡達，這給科威特、阿曼和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簡稱GCC）造成了壓力。這時，你會指望英國在促成解決問題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不過，英國現在不希望冒犯沙特和阿聯酋。因為英國想在脫歐之前，和它們保持良好的貿易關係。我覺得那裡的許多外交官很沮喪。英國的大使都是出色的外交官，想在地區外交中扮演更有建設性的角色。但是，他們必須跟著政府的優先權走，即保持貿易關係更加牢固。所以我覺得在很多方面，中東的英國外交將是一個困難時期。他們想做生意，不想捲入麻煩的外交問題。

我們從 2017 年英國如何紀念《貝爾福宣言》中也看到了這一點。按理來說，英國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富有歷史責任。因為當初是英國鼓勵建立一個猶太人國家，之後才有了以色列。不要忘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也源自《貝爾福宣言》。許多中東的外交官都希望英國在紀念《貝爾福宣言》時處在更加平衡的位置。英國不應該只是紀念以色列的誕生，相反，英國需要採取更為平衡的方式，致力於幫助巴勒斯坦人實現他們的民族雄心。我們真的太少討論巴勒斯坦人的願望了。但事實上，特蕾莎·梅首相紀念的是以色列的成就。

所以，相比關心歷史責任的問題，我覺得英國今天的中東政策更關心的是如何保持英國未來的繁榮。

Qdaily：另一方面，作為美國人，你能分享一些你對美國中東政策的看法嗎？覺得有什麼問題嗎？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來，好像發生了很多變化。你有什麼想法？

尤金·羅根：我不能簡短回答，因為這是個大問題。如果我們要聊美國的中東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執政後的變化，可能至少得要 30 分鐘。

Qdaily：如果讓你回望自己的一生，你的思想資本是什麼？

尤金·羅根：我在阿拉伯世界生活和學習的經歷深刻地塑造了我的一生。我很幸運，小時候離開祖國美國，在歐洲和中東長大。 1971 年， 10 歲的我搬去了黎巴嫩。黎巴嫩充滿著意識形態和政治，正被戰爭改變，到處是震驚和恐懼。 1973 年，我們見證了跨越阿拉伯世界的戰爭——阿拉伯-以色列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因為居住在黎巴嫩，我們隨後又見證了諸如黎巴嫩內戰之類的內戰，所以被迫離開這個國家，搬去了埃及。

在埃及生活的 3 年中，我見證了安瓦爾·薩達特飛到以色列，和他們一直以來的敵人磋商和平。當時，我和我的埃及鄰居一起在電視上看到了這一幕。這件事非常令人震驚，我的埃及朋友都不知道該說薩達特是最偉大的阿拉伯英雄，還是最糟糕的阿拉伯商人。

後來，我回到美國，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世界上最好的學術機構念書，有機會向這個領域最頂尖的學者學習。再之後，我回到約旦生活了兩年，學習語言，親身體驗。

從 1991 年我在牛津大學擔任教授至今，我和整個中東有了活躍和持續的接觸。對我來說，它塑造了我的世界觀，使得我在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時充滿尊重。我和阿拉伯知識分子們對話，了解他們如何看待阿拉伯世界。同時，我也和他們辯論，帶入的是非常不同的美國學者視角看待這個地區。辯論非常活躍，也具有建設性。

某種角度而言，我對來中國也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見了許多中國學者，發現中國做中東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了。每次我來中國和中國學者對話，我都很欣賞他們非常不同的研究中東的視角。我和我的西方同事從中獲益良多。所以，我在這兒的工作有持續不斷的更新和興奮點。現在我最興奮的部分就是與我的中國同事一起研究中東。我希望這能夠持續下去。我的作品以中文出版，也給深入討論提供了個好機會。所以就像你看到的，我的生活充滿了興奮。現在和中國的接觸成為了最新來源。

Qdaily：哪些人對你有比較大的影響？為什麼？

尤金·羅根：這很簡單。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毫無疑問是阿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他在牛津大學研究阿拉伯史，是一位偉大的教授。當我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就讀過胡拉尼所有的書。到了我念博士的時候，我十分榮幸在學生時代就遇到了他。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第一次見他時很緊張，但是他很平靜，能立馬讓你放鬆。他真正地幫我確立了想要成為學者的目標。因此，等博士畢業，要找工作的時候，我十分驚訝能被邀請到牛津大學和胡拉尼共事。當我找到這份工作後，胡拉尼向我表示了祝賀。

在他於 1993 年去世之前，我們有兩年的時間經常見面。他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貢獻，比如他對中東建設性接觸的觀點、基於阿拉伯材料寫出了令人敬重的歷史。我們將西方歷史書寫和阿拉伯語言資源的分析性技能帶到參與該地區積極和建設性的接觸中來，搭建了西方學者和阿拉伯學者之間的橋樑。這不僅影響了我作為學者的工作，也影響了我作為牛津中東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我希望保留下去胡拉尼的遺產。我非常高興知道理想國將會出版胡拉尼的偉大作品《阿拉伯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的中文版。我覺得這是一本極好的書。我已經迫不及待地希望中國讀者能讀到它。毫無疑問，我的精神導師是阿爾伯特·胡拉尼。

Qdaily：這些年來對你影響最大的書？

尤金·羅根：如果你到我牛津的辦公室來，你會看到我四面牆都是書。我有如此多的書，以至於它們不只在書架上，而且堆積在我房間的地板上。人們跑來問我，這些書你都看過嗎？我書架沒有哪本書是我沒看過的，但我很可能會說，我讀過其中三分之一的書。我不能明確說其中某一本書。對我而言，要理解一個領域，要讀一整個圖書館那麼多的書，就像中東一樣多元而複雜。

我可以想出我領域裡的好書，而且我已經提到過胡拉尼。任何想了解阿拉伯世界從伊斯蘭崛起到現代的歷史的人，都可以把他的《阿拉伯諸民族史》當作極好的指南。但是，有如此多影響過我的書籍。到我的辦公室來吧！我會給你看我的圖書館。你將會理解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英語和法語的圖書對我的影響。

Qdaily：如果你能夠與任何一位在世或者已經去世的作家見面，你想和誰見面？你會想知道什麼？

尤金·羅根：如果我能夠與任何時期的一位作家見面，那肯定是莎士比亞。因為雖然我們很了解他的戲劇，但我們對於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很多研究說，他的戲劇也不都是由他自己所寫。所以，我和莎士比亞肯定會有一場非常棒的對話。我想知道他的一切，他的生活、他的世界觀……我想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見面對象。

Qdaily：如果一個年輕人對現代中東史有興趣，想更深入了解這門學科，你對他有什麼建議嗎？

尤金·羅根：我給中國年輕人的建議有兩條。第一，學習當地語言。你會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或者希伯來語，就有辦法獲取中東的材料，搭建中東和中國的知識橋樑。

第二，他們必須挖掘中國的檔案資料。我們非常有興趣閱讀中國和中東交往的歷史。這些歷史基於中國外交部的檔案。據我所知，這些檔案向中國學者開放。我牛津的一個學生會漢語和阿拉伯語，寫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論文。論文研究的是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史，阿拉伯世界主要關注的是埃及和阿爾及利亞。他在中國外交部的檔案中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件。我希望看到中國學者走進他們的檔案館，發表他們的作品，然後我們將其譯成英文。這樣，我們就能夠從中國資料里了解更多中國和中東的歷史。這對豐富中東研究能做出真正貢獻。

Qdaily：你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憂慮嗎？

尤金·羅根：我有很多擔憂。但是從我的採訪中你也可以感覺到，我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總在尋找未來希望和進步的跡象。但是，我覺得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是個衝突地帶。在這段時間裡，國際團體被分散，也不再介入；戰火持續不斷，無人撲滅。我對這個時期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有著深深憂慮。在此期間，以色列政府和美國政府似乎對他們的合法權利沒有任何尊重。這兩個國家衝突的時間如此之長，使得解決的希望也變得越來越渺茫。

我認為它是非正義的。不僅在中東，而且在國際事務中，這都會變成緊張的來源。我感覺現在中東在暴力方面呈螺旋式下降，但還沒有觸底。我不會對這個地區保持樂觀，直到我看到爭端被解決，螺旋式下降停止了。國際團體給予了阿拉伯世界豐富的人力資源，這些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在他們的幫助下，阿拉伯世界能夠重建更好的未來。我覺得在 21 世紀，阿拉伯世界能夠實現它的偉大。但是，我很憂慮他們要如何從現在這個低谷實現這個目標。

題圖為電影《吾等何處去》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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