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棄的「寬鬆教育」，終將降臨丨大象公會
不管願意不願意，在迅速實現現代化而同時迅速老齡化的東亞社會，「寬鬆教育」的到來只是時間問題。
文丨劉喜
如果你居住在中國一二線城市，那麼對下面的場景想必不會陌生：
這是福州一所知名小學放學前的場景。前來接孩子的家長熙熙攘攘，堵住了大半條路。
家長神經緊繃，學生們更不輕鬆。補習班、舞蹈課、外教課在掏空了家長的錢包之餘，也塞滿了他們課外生活。
中國家長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
。滙豐銀行2017年統計，中國大陸的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以42892美元居於世界第五；有93%的中國父母選擇給孩子請私人輔導，排在世界首位。
然而，在L型時代，
「望子成龍」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小
。2017年數據顯示，一線城市工作的985/211院校應屆畢業生，平均年薪在6.8萬到9.8萬之間。算上通脹，這和如今教育的巨大投入相比，顯得杯水車薪。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無底洞」式的教育軍備競賽，引發了全社會、尤其是生育年齡群體的焦慮。但即便如此，中國家長們仍舊對中國式應試教育充滿信心。
虎媽狼爸的成功故事、英國中學引入中式教學法的新聞，往往能燃起對外國教育的不屑，與對本國教育的自豪。尤其作為反面教材的，就是日本實行的所謂「寬鬆教育」。
201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和輿論開始大量批評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寬鬆教育顯著降低了國民學力；有輿論更認為日本的寬鬆教育變成了「格差教育」，引起社會危機。
甚至有媒體發出如下質問：「比起中國義務教育，日本寬鬆教育輸在哪？」
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寬鬆教育」固然存在諸多爭議，但在一個迅速實現現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齡化的東亞社會，它很可能是必然的結局。
日本教改的啟動
從1950年代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以來，日本經濟經歷了19年的高速成長。國民收入水準大幅提高，二十世紀的新三種神器「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進入了普通家庭。
日本的迅速脫貧，和東亞職場的「低人權優勢」頗有關係。上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僱員每年平均工作時間都在兩千個小時左右，平均一個工作日工作10小時以上。「加班文化」盛行全國。
· 「過勞死」一詞也源於日本。1969年，日本出現第一例「過勞死」。19年後，厚生勞動省開始對這一現象進行跟蹤調查。社會團體一直在倡導將「過勞死」寫入法律
社會風氣如此，「勤奮」的責任也落在了學生們的身上。
東亞社會歷來有高壓教育的傳統，高速成長的經濟也渴求著受教育的高素質勞動力，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開啟了6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大力推行的「填鴨式教育」。
「填鴨教育」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也就是日本的「高考」。
為了「金榜題名」，日本學生一周上六天課，沉浸在作業和模擬考的題海中，迎接著高強度的學習挑戰。有一個詞叫「四當五落」，意思是「每天睡四小時就能金榜題名，每天睡五小時就只能名落孫山」。
· 「填鴨教育」下的日本學生
然而，這種教育模式下形成的「考試戰爭」，在有效輸送人才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
嚴苛的競爭下，學力不足的學生逐漸被社會淘汰，產生了拒絕上課、校內霸凌、校園暴力、青少年犯罪等諸多問題。
考入東大法學部、後來成為文部省官員的寺脅研，曾在高中畢業典禮上痛罵自己的母校：「150人入學，只有120人畢業。只要是成績不好的學生，都會被趕走。這就是這所中學的優秀之處嗎？」
· 作為敢說敢做的昭和男兒，寺脅研後來積極在各地演講，推進寬鬆教育改革進程
另外一方面，在社會上製造出犯罪和社會危機的人里，也不乏應試教育的失敗者。
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奧姆真理教教首麻原彰晃是東大法學部的落榜生，其教眾中不乏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年輕人。輿論反思：這些高學歷的「秀才」們如此輕易就被洗腦，是不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其時，恰逢日本經濟由10%的高速增長降至5%的穩步增長時期。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已經完成，日本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日本人民懷揣「一億總中流」的驕傲認同和幸福憧憬，再讓青少年經歷「考試戰爭」、「四當五落」顯然已經不符合社會要求。
曾經的高強度應試教育，滿足了高速經濟增長時代的需要。彼時的日本在官僚主導下迅速實現工業化，產業發展需要大批技術人才，高效率的應試教育填補了這一需求。但1980年代後，產業的人才需要發生了變化。
· 尼康工廠，一名日本工人在檢查鏡片
進入安定成長期後，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行業迅速發展，產業界認為，國家經濟不再需要那麼多擅長「死記硬背」的應試型學生，而需要具有獨立思考和研發能力的創新型人才。
於是，寺脅研等目睹過殘酷校園的「昭和男兒」公務員成為這場教育改革之戰的排頭兵。八十年代，中曾根內閣主導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確立了教改的基本原則，一場被稱為「寬鬆教育」的改革拉開了帷幕。
「減少授課內容，增加綜合學習」是這場改革的宗旨。為了避免書本學習的沉重負擔，審議會逐漸減少了現行課綱的教學內容。1998年確定、2002年施行的《學習指導要領》中，原本的教學內容被刪掉了30%以上。
另外，採用「學校周五日制」，保證孩子們周末兩天的休息時間；將「綜合學習」納入課綱。每周必須上三次「綜合」課程，目的是讓學生習得「生存能力」。
所謂的「生存能力」，就是「
應對劇烈變化的社會，必須擁有的包括德、知、體等方面的綜合能力
」。審議會認為，擁有「生存能力」的孩子更能適應社會的變化，不會出現「秀才暴走」的情況。怎麼鍛煉學生的「生存能力」呢？城市裡的一些學校往往開辦合唱、歌劇和模擬經營遊戲，地方學校則結合實際，開展了大量農業課程。
在課程中，學生們要餵養牛羊、打掃牧場、親身觀摩母羊產子、還要自己種菜並且賣掉。
· 觀摩母羊產子，有小朋友嚇哭了
· 賣掉自己培育的蔬菜
並不寬鬆的現實
「寬鬆教育」的理念和提法，和中國的「素質教育」不乏相同之處。
在中國，反對應試教育、呼喚素質教育的討論持續了七八年；「生存能力」對「德、知、體」的要求，也和素質教育「德、智、體、美、勞」的口號高度相似。
· 《人民教育》在1996年用五萬字篇幅報導了湖南汨羅市的素質教育先進案例。學生們學習耕作和機修，與日本的「寬鬆教育」非常相似
素質教育的核心，首先是「減負」。2000年1月，教育部發布的《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明確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留書面作業；小學除語文數學外，不得組織其他課程考試，每門學科只允許使用一本教科書；取消百分制，成績評定實行等級制。
然而，「減負」措施帶來的實際效果卻一直為人非議。簡化教材內容、取消考試，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有更多的來提高綜合素質。但在實踐中，家長卻擔心這樣的培養會讓小孩無法在升學競爭中勝出。
為了保證子女的學力，家長們紛紛選擇了增加課外學習時間。「減負」學生們放學後的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家伏案寫作業，就是在培訓班裡上課，或者是在去培訓班的路上。
事情在日本如出一轍：寬鬆教育施行後，家長們回過頭來，又開始擔憂子女的學力問題。
1998、1999年兩年間，日本數學學會在日本幾所一流大學實施了中小學水平的算數測試，結果慘不忍睹。他們將其歸咎於「高考」簡易化和基礎素質教育的缺失。
《朝日周刊》在1999年3月刊登了名為《東大、京大學生的學力崩潰》一文；同年，《不會分數的大學生》一書刊行，根據書中統計，日本國立大學的學生里，只有45%能全部答對小數、分數的加減法問題。許多民眾將罪魁禍首指向了寬鬆教育。
· 「寬鬆教育教出了笨蛋！」是當時的新聞標題
即將在2002年實行、減少三成教學內容的《學習指導要領》，成為千夫所指。文部省臨時了修改措辭，明確表示「《學習指導要領》只是教育的最低基準」。
2003年，在OECD的PISA學力評估項目中，日本學生的閱讀能力國際排名從三年前的第八名大幅滑落到第十四名，又引起了一次輿論震動。文部省匆匆修訂《要領》，提出教師可以在《學習指導要領》之外增加教學內容，可以進行課外補習。
事實上，這次測試頗具誤導性。《學習指導要領》的內容2002年才開始實施，排名落後亦有其他國家新加入測試的原因。
然而，日本的課外補習機構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私塾」日能研在地鐵密集投放了一系列質疑寬鬆教育的海報，「圓周率為3，你能接受小孩正在受到這樣的教育嗎」這樣聳動的措辭，吸引了諸多家長的眼球。
不少人選擇為小孩報課外補習班，課外補習產業也因此蓬勃發展，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
· 實際上，寬鬆教育理念下的課程改革方案，並沒有將圓周率記為3
昂貴的私立教育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家庭教育環境越好、經濟實力越強，小孩就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升學競賽中拔得頭籌。
關於寬鬆的想像，並沒能抵擋住現實的衝擊。
曾經幻想「一億總中流」的日本人，不得不接受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分化。2006年，「格差社會」被評為當年的社會流行語。
寬鬆教育所產生的「寬鬆世代」，則遭到了上一代人的質疑。除了「學力低下」，他們還被認為是「自我」「不守規矩」和「吃不了苦」的一代人。甚至有人認為，當今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和這一代人的不願付出直接相關。
· 日劇《寬鬆世代又如何》劇照
中國主流輿論對日本的寬鬆教育持有更明顯的負面態度。
2017年4月，《中國青年報》刊載了學者陸一的文章，批評寬鬆教育顯著降低了國民學力；更有媒體認為日本的寬鬆教育變成了「格差教育」，引起社會危機。
終將到來的寬鬆世代
然而，寬鬆教育真的是一場徹底的失敗嗎？答案並沒有這麼簡單。
對於大多數人的個人命運而言，
教育的意義，集中體現為它是個人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門檻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在「升學戰爭」中取勝，就意味著職業和收入的保障：在終身僱用和年功序列的制度下，只要考試順利，考上好大學，就往往能進入大公司，也就意味著穩定的中產生活。
但是，也只有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應試教育的篩選作用才會體現得如此顯著。
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後，終身僱用和年功序列制度逐漸瓦解，日本的「學歷社會」開始崩潰。這種情況下，普通家庭繼續為了「升學」而無止盡的增加教育成本，性價比已經極低，對個人階層上升或維持社會地位，也已沒有太大意義。
· 過去十年，日本應屆畢業生起薪幾乎沒有什麼變動
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教育成本產生的教育會壓制人們的生育願望，而低迷的生育率又促進對孩子更加「精雕細琢」。
繼續進行「升學戰爭」，更像是一場提升焦慮、浪費資源的「軍備競賽」
。回頭來看，「寬鬆教育」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對於高速增長期結束後的東亞社會，並不是最差的結果。
以最為飽受詬病的公平問題為例，「寬鬆教育」雖被指責放大了社會分化，但這種感受的主要來源，仍來自經濟增長的停滯，上升空間的縮減。
反過來說，即便以「應試教育」為主導，亦無法扭轉教育資源分配在空間和社會階層上的不均，寒門學子難上北大清華、需依靠加分政策，即是典型。
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資源的相對充沛，降低淘汰率、使更多的人獲得高等教育，是正常社會良性發展的應有之義。
淘汰率的降低，必然意味著競爭的鬆懈和考核標準的放低。而在迅速實現現代化，而又迅速走向老齡化，適齡學童數量逐年銳減的東亞社會，「教育的寬鬆」是必然的結果。
·日本人將青年問題歸咎於寬鬆教育，而從未實行過寬鬆教育但同屬高齡少子社會的台灣，同樣出現了類似現象。90後年青人被稱年長者鄙視為「草莓族」
那麼，有沒有地方，能在高齡少子社會階段依然逆勢而動，不走寬鬆、素質教育邪路，實行中國輿論所追捧的應試教育呢？
有，在新加坡。
新加坡自立國之初，即奉行精英教育，從小對學生進行分流，優生差生區別對待。新加坡學生從三年級末開始，就要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分流考試，只有一路考試過關斬將，才能成為社會精英，反之，則會在不同的關卡被分流，讀差學校，找低薪工作。
讓上海、江蘇等地家長所焦慮的「本省中考只有一半學生能上高中，另一半要去讀技校」，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面前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 新加坡的教育系統，每走一步都是過五關斬六將
這套教育制度，讓新加坡學生的學力表現在各項國際考評中都極為突出，自然也好過日本，足以讓中國家長傾心。
但是，高強度應試教育的代價卻極為高昂：
由於優良的公房制度，
新加坡的住房壓力遠小於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很多地方，但總和生育率卻是全球倒數第二，比香港更低
，若非每年引進大量移民，社會早已解體。殘酷的教育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子女未來命運的擔憂，迫使家長付出極高的投入，在每一級考試上展開軍備競賽，這筆潛在的巨額支出極大削弱了生育意願。
對個體學生而言，從小學開始的每一次考試都決定著未來命運的方向，自幼背負著自己和全家人施予的巨大壓力。而成年之後，階層固化，命運鎖死的沉重體驗，更是比日本青年只高不低。
歸根結底，中國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焦慮，其實是對經濟下行、向上流動窗口日益縮緊的不安。然而，對於近三十年來中國居民的社會躍升，社會經濟巨額增量的大勢，而非個人的學歷成就，才是最主要的動力。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終將傳導到教育上。在教育寬鬆化的大趨勢上，權衡精英選拔、學力水平和社會公正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糾結於「應試」、「高考」、「素質教育」等名詞是無意義的。
那麼，寬鬆教育在日本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2011年始，安倍內閣主導了「脫寬鬆教育」的政策，日本的教育改革走向了新的方向。在中文媒體引述下，這一政策被視為對「寬鬆教育」的全盤否定。
但往往被人忽略的是：無論是「寬鬆教育」還是「脫寬鬆教育」，對綜合素質、生存能力的強調都是不變的，沒有人想回到過去的「考試戰爭」，有限的學童數量也註定這絕不可能回到過去。
1977年到2016年，中國高考錄取率由5%提高到82%，總和生育率卻不斷降低。今天被嫌棄的「寬鬆世代」，終將降臨。
參考資料
NHK. (2018-12-11). ゆとり教育～戦後最大の教育改革～. アナザーストーリーズ.
譚建川. (2016). 日本 「寬鬆教育」 的興衰及其啟示. 今日教育, (11), 63-65.
陸一. (2017-04-10). 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 中國青年報.
塞冬.(2019-02-02).超低生育率養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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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答案，也是枷鎖。是眼前的世界決定了我們對這個社會人才需求的判斷，而視線所及的偉大是我們能夠到達的最遠之處。也正因如此，看見人間百態萬象變遷，穿過歷史未來宇宙浩瀚，是在這個並不寬鬆的「寬鬆世代」里打破教育桎梏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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