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2019世界經濟需解決的五大問題

2019年全球經濟依舊撲朔迷離，即使經濟學家們提出種種方案，但也難以全部令人信服。本文從莫里斯·奧布斯菲爾德和肯·羅格夫在近二十年前討論了國際宏觀經濟學中的六個主要難題中進行總結，並提取出筆者認為2019年必須解決的世界經濟的5個問題。

1. 資本都流向哪兒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到2019年，流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公共和私人資本凈額將在40億美元左右，在世界經濟的背景下，這個微不足道的數字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重視。為什麼流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如此之少?

常規預計中，發展中國家需要巨額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包括港口、城市基礎設施、教育、衛生系統和全國可再生能源網路等，這些通常都只能自籌資金。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名義規模將達到約35萬億美元，IMF預測的40億美元赤字基本上僅僅相當於一個誤差。

亞洲是增長最快的地區，預計會有少量的資本凈流出；除去中國，亞洲其他地區將獲得約5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仍不到亞太地區(非中國)GDP的1%。亞洲開發銀行的《2030年戰略》估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每年將需要1.7萬億美元(佔GDP的10%)。

如果資本不流向像亞洲這樣快速增長的地區，那麼資本還是否會流向其他地區？

微觀證據顯示，混合融資交易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但是，關於資本流動的宏觀數字並沒有證實，但是由於這些新型金融工程，大量資本流入發展中國家。那麼，這只是代表資金流的常規波動？還是向前邁出了真正的一步?

2. 全球生產率增長為何放緩？

歸根結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生活水平是由生產率增長決定的，他們對全球生產率增長放緩深感惋惜。

問題是，生產率放緩的原因究竟是因為當今的創新影響力不足，還是因為技術擴散需要一定時間，所以這種影響出現只是時間問題。還有其他可能的解釋：

其一，生產率增長實際上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快，但我們對它的測算有誤。儘管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與總體經濟放緩相比，誤差規模非常之小。另一種可能性是，最優秀的企業正在擴大生產率增長，而落後的企業卻壓低了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每一種觀點的政策含義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採取一種觀點是很重要的，即使證據不是結論性的。

更複雜的是，甚至不清楚影響的方向是什麼。例如，發達國家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可能會損害發展中國家，因為對其出口的需求將會下降，但如果這導致資本大量流向發展中國家，則可能對發展中國家有利。一些模型顯示，後一種效應甚至可能在中短期內佔據主導地位。

因此，發展中國家是否應該對發達國家生產率增長放緩感到高興還是擔憂？如果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增長都在追趕全球前沿，那麼它們為什麼會像發達國家一樣，遭遇生產率放緩的問題？

3. 為什麼外部性難以修正？

既然多數政治人物想實現就業增加和碳排放減少，那為什麼仍然存在對勞動收入徵稅和對化石燃料補貼的經濟制度安排？

七國集團現在仍然保持每年向化石燃料提供不少於1000億美元的補貼，雖然許諾2025年逐步淘汰這套補貼體系，但卻最終流產。與此同時，2017年OECD國家平均勞動稅楔高達35.9%（稅楔指的是勞動力僱傭成本與勞動者稅後凈收入的差額，用以表示勞動成本構成中的一部分）。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存在大量不規範且較為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相應地減少了勞動稅楔的影響，但一些歐盟國家和中亞國家不在此列。是否存在消除阻礙改革的政治經濟限制因素呢？我們如何根除這些絆腳石？

4. 世界經濟發展遭遇「雙重困難」

其一即是美中關係。眾所周知，現今世界最重要的關係就是美中關係，問題就在於這兩國利益是否一致還是存在衝突。換句話說，如果中國是集約型經濟增長，將對美國大有益處。因為這會帶來潛在出口市場的擴大和更低的商品購買成本。又或者是對美國大大不利的，因為相對於美國利益而言，中國將獲利更多（不管是軟實力還是硬實力）？在去年10月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辯論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參與者認為，美中利益根本不相容，但另外一半人則持相反觀點。那麼，是否存在切實可行的辦法能夠保證美中兩國在經濟問題上開展更多合作以利於全球經濟呢？

第二，如果一個人獲益，而其他人沒有，社會福利是否更高？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毫不含糊地回答「是」——這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原則。但有關主觀幸福感的學術研究對此提出了質疑。杜森提出的「相對收入假說」(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重新流行起來，它解釋了為什麼人們除了關注自己的絕對生活水平之外，還會關注不平等。在其他例子中，在印度和中國，本世紀在經濟增長和減貧方面取得的兩大成功故事中，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平均下降，自殺率上升。我們對進步的衡量是完全錯誤的，還是不完整的，還是需要時間才能讓人們意識到他們是多麼幸運地享受到更好的物質生活水平?

5. 為什麼在營養和教育花費上那麼吝嗇?

營養干預的成本效益是眾所周知的。

根據哥本哈根共識，在一個孩子生命的前1000天里，每花在營養上的1美元，在50歲之前的工作年限內，就能帶來45美元的生產力回報。同樣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學前教育方面，每投資1美元就可獲得33美元的回報。

這樣的回報相當之高，其價值無可爭議。此外，結核病(43美元回報)、瘧疾(36美元回報)和艾滋病毒/艾滋病(28美元至10美元回報)的投資回報明顯擴大了國際援助的力度。然而，對營養和教育的援助仍然遠遠落後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在2019年影響人們的生活。希望我們能早日找出答案。

來源丨布魯金斯學會

作者丨Homi Kharas，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心臨時副總裁兼董事

研究所簡介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於1985年11月，是隸屬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態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微信賬號，致力於向公眾傳遞前沿技術資訊和科技創新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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