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先生的「三不朽」

從接到北京大學「鄧廣銘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會」邀請函開始，我的思緒就再次聚焦鄧先生，深感太老師給予我這個再傳弟子的教益恩澤是那麼豐富而珍貴。在5月20日紀念會上，因為時間關係，我只是簡單講述了與先生交往的幾個方面。現在系統梳理成文，奉獻給恭三先生和諸位讀者。

1982年我在山東大學歷史系讀本科三年級時，決定報考河北大學宋史研究室教授漆俠先生（鄧廣銘先生第一個研究生）的碩士研究生，就向漆先生寫信，希望先生給我推薦幾本參考書。漆先生回信推薦了三部參考書：一是翦伯贊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宋遼金部分是鄧廣銘先生撰寫），二是鄧先生的《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三是漆先生自己的《王安石變法》。1983年我考上研究生、1986年畢業留在漆先生身邊工作後，時常聆聽漆先生說起鄧先生的方方面面，有些是關於學術與學界，令人深受啟發；有些是關於生活與交往，不乏趣聞軼事。其中，漆先生說：「你們注意體會鄧先生的一個歷史研究方法：依次研究南宋的陳亮、辛棄疾、韓世忠、岳飛，都屬於抗戰派。這樣做的好處是，搜集、思考一個人的史料，可以同時搜集、思考另外一個或幾個人的史料，事半功倍。」漆先生給我們研究生講授「宋史專題」課時，逐字逐句地講解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熙豐新法條文、《宋史·職官志》總敘部分（與《文獻通考》相關部分對讀）、《揮麈錄·祖宗兵制名樞廷備檢》等。漆先生特彆強調說：「鄧先生就是這樣給我們上課，這樣訓練我們。」1984年我作為二年級碩士生旁聽在杭州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宋史年會，見到仰慕已久的鄧廣銘先生，真是驚喜萬分，肅然起敬。在參觀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飛廟時，看到鄧先生題寫的「氣壯山河」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心裡被岳飛、被鄧先生的浩然正氣強烈震撼，至今歷歷在目。1987年在石家莊參加第四屆宋史年會，又一次見到鄧先生，並且與幾位老師一起陪同鄧先生去正定縣參觀考察隆興寺等，感覺鄧先生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學術領袖，又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和藹長者。

1989年5月，鄧廣銘先生、張政烺先生、何茲全先生、胡如雷先生、王曾瑜先生等光臨河北大學，現場考察、評審漆俠先生的教學成果《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治史、執教、育人》，對漆俠先生——也是鄧先生、張先生自己的大弟子的教學方法和成果，給予充分肯定。不久，這項教學成果榮獲國家教委頒發的「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特等獎」。

鄧先生、漆先生共同主編的《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和《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兩本著作的初編及其他聯絡等瑣事是我負責，其間便有了更多與先生交往的機會。鄧先生治學嚴謹，對弟子要求較為嚴格。1991年夏天在北京盛唐飯店，鄧先生和漆先生共同主持國際宋史研討會，學術討論時，鄧先生一針見血、斬釘截鐵地說：「北宋初的文官都是見風使舵之徒，都是『小馮道』。」同年，在開封市召開的宋史年會的閉幕式上，漆俠先生說：「我跟隨鄧先生讀研究生時，誤把蘇子瞻寫成了蘇子贍，鄧先生當著別人的面批評了我。我當時甚感羞愧，真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我現在提起這件事，就是想說明鄧先生對我們這些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我們這些學生是在鄧先生的長期嚴厲督促下慢慢成長起來的。」李寶柱先生也曾提起：「鄧先生幫我修改一篇論文，修改了無數遍。我實在是受不了了。鄧先生說：『我如果對每一個學生的論文都這樣修改，我也受不了。但是，你這樣反覆修改，就學會了寫文章，你以後就會寫一切文章。』」言語間充滿對先生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能夠多次目睹鄧先生的大師風采、多次聆聽他卓爾不群的高見宏論、多次聆聽他的同事和弟子們講述他的感人事迹，是我的莫大榮幸，使我獲益良多。鄧先生的著作、後人的回憶和總結，我大都認真拜讀過。根據我的初步學習體悟，鄧廣銘先生留給後人的珍貴遺產，概括起來可謂有「三不朽」。

一是「立言」。作為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宋史學界的泰山北斗，鄧先生的言論自然主要是對於歷史學特別是宋史研究所發表的一系列精闢論述。這些論述集中記載於十卷本《鄧廣銘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這些論述一定會傳之久遠而長存不朽。誠然，其中的部分結論存在失誤、不足，鄧先生自己生前也在不斷修訂、補充完善。《鄧廣銘全集》中傳存於世的論述，後來人應該也必然多多少少有所超越，但大家都明白——那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超越。裡面的多數結論是難以撼動的定論，後來人只能認真學習、參考、吸收而絕不可能推翻、超越。同時，鄧先生還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學術領袖，他在教育、學術組織等方面也有很多令人警醒難忘的真知灼見。這方面的言論，除了《鄧廣銘全集》，在《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想念鄧廣銘》（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等論著中也有很多記載。鄧先生在這些領域發言立論之深刻、精確、高遠，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定能永遠啟迪後來人。

二是「立功」。鄧先生對於北京大學1946年的回遷重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發展、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創立與發展、中國史學會的發展、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的創立與發展、《光明日報·史學》的創建與發展、中國宋史研究會的創立與發展等，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功在千秋。其中，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宋史研究會的創立與發展，鄧先生的貢獻首屈一指。這兩個機構是鄧先生諸多豐功偉績中最著名的兩座豐碑。同時，在海內外學術界同仁的心目中，鄧先生還建有更加珍貴的無與倫比的另一座豐碑——培養造就了一大批歷史學人才，特別是宋史研究人才。其弟子之多且影響之廣大，在宋史學界是無人能出其右的，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如此。鄧先生最有名的大弟子漆俠先生創立的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以漆俠先生、工作人員多、宋史研究生多、研究成果多而聞名於世。但究其根源，則是鄧先生繁茂的功業大樹的一個分枝。鄧先生的其他弟子、再傳弟子，也創立了不少史學研究機構，都可視為鄧先生繁茂的功業大樹的分枝。

三是「立德」。如果說「立言」、「立功」比較容易看到，那麼「立德」則隱微難見，也是一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深思細悟鄧先生幾十年的行跡和言論，可以體會到他在學術道德的建立方面具有很多貢獻：第一，把個人的學術研究與祖國的緊迫需要結合起來。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前，鄧先生對《宋史·職官志》的開創性研究考證，深得史學名師陳寅恪先生的表揚和推崇。但是，面對災難深重、水深火熱的現實，鄧先生沒有繼續開展類似課題的研究，而是把大部分精力投入陳亮、辛棄疾、韓世忠、岳飛、王安石——他們都是宋代力圖恢復、富國強兵的著名人物的研究論述中。第二，追求真理，勇敢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給人深刻印象的是，鄧先生批評的對象多數是他的同事、同行、學生，而且多數是公開的批評。對照一下多數敢於自我批評而不敢批評別人、「鄉愿」盛行、「老好人」主義泛濫的學術界現狀，鄧先生等老前輩的做法和史德尤其難能可貴。第三，古道熱腸，提攜青年。受到鄧先生幫助、關愛的人很多，其中多數是青年人。他不厭其煩、誨人不倦、大膽重用青年人的品德，令人神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鄧廣銘先生有此三立，定會不朽，也值得我們認真繼承，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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